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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并实施了和凯恩斯、罗斯福相类似的政策举措，用来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爆发的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出尽风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的ZF在应对内需乏力、投资萎靡的经济收缩时的主要经济对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理论价值。
至今犹记，2008年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ZF立即宣布了4万亿人民币的庞大投资计划，以确保中国经济能够不受外力影响，继续保持30年来的快速增长势头，而这一计划的理论基础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简而言之，所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就是充分发挥ZF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采用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建设各种公共设施和基础工程的办法，批量制造和增加就业机会，从而刺激和扩大消费，最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维持国家的经济景气局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因提出者为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而得名，同时他本人也被公认为是西方学术界的“宏观经济学之父”。1929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陷入到持续很多年的大萧条之中。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果断在国内实行的“新政”，其实也是借鉴了凯恩斯提出的这种宏观经济学理论。正是得益于这一理论成果，当时的美国很快就从危机中复苏，成为西方世界最早走出低谷的国家。
可是，凯恩斯主义也好，罗斯福的“新政”也罢，说到底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我国的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就已经明确地提出并实施了和凯恩斯、罗斯福相类似的政策举措，用来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图谱中，一提到范仲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也都知道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政治家。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名至实归的经济学家。更不知道，指导西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其叫做“凯恩斯主义”，毋宁叫做“范仲淹主义”更为恰当！
这样说并非是故作惊人之语的无稽之谈。事实上，范仲淹采用ZF干预的办法来挽救国民经济的故事，古人早有确切的文字记载。这些史实就在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所辑录的《智囊》一书当中。
作为文学家的冯梦龙，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他所写作的已经成为明清小说经典之作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除此之外，冯梦龙著作甚多，其中不能忽略的就是他所编纂的这部专述古人处世智谋之事的《智囊》。
根据冯梦龙在《智囊-术智部》中的记载，北宋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当时的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士都清楚，历史上发生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各种灾荒实在是数不胜数，否则也就没有学者能够写成《中国救灾史》之类的专著了。至于皇佑二年发生在江浙一带的这次大饥荒到底是因何而起，冯梦龙在书中并未点明，但从后面所叙述的作为地方执政官的范仲淹，为了应对此次饥荒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来判断，估计和那几年江浙一带所发生的自然灾害有很大关系。当然，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饥荒，其直接的结果和今天各国所面临的经济严重衰退局面都有点相似，那就是：百姓大量失业，消费低迷，经济增长陷入泥潭之中。
当时，范仲淹正在杭州担任地方官。为了尽早走出这种经济泥淖，他一方面大量发放ZF府库中的存粮赈济饥民；另一方面早于凯恩斯800多年便提出了由ZF主导，实施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重振经济的解决办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我们知道，按照当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理论，“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在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浙西地区，“出口”这一驾马车的作用显然并不显著，因此对于范仲淹来说，可供选择的就只剩下“消费”和“投资”这两驾马车。
在刺激消费方面，范仲淹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人为制造民间的节庆活动，聚拢人气，创造消费热点，搭建消费平台，借以扩大内需。当时，江浙一带的民间一直存在着春天进行龙舟比赛的风俗，百姓普遍信佛，喜欢参加各种佛事活动。范仲淹研究民情之后，觉得可以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大做文章。为此，他积极鼓励各地百姓重复举办龙舟竞赛活动，务求将此类体育比赛的规模做大，并把举行此类活动的时间由春天进一步拉长至夏天。与此同时，他还鼓励信佛的百姓到各大庙宇去参加佛事聚会活动。为了引导民间有钱人增加消费，他经常率领着手下的官员到西湖上举行盛大的宴会，向民间传递强烈的鼓励消费的信号。
可以想见的是，由于各地反复、持续地举办龙舟比赛和佛事聚会，必然会大大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增加人口出行的规模和频率，从而带动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旅游行业和商业的持续复苏。而这几个行业的增长，无疑可以为社会提供很多就业机会，让那些失业的百姓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拿到薪水，从而改变因为普遍贫困而造成的消费低迷的情况。
除了拉动消费之外，范仲淹充分发挥了ZF在经济增长中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大搞赤字财政，由ZF投资，每天招募上千人为ZF修建各种楼堂馆所以及仓库等公共设施。他还召集当地各大寺庙的主持开会，告诉他们：目前处于灾荒时期，工人的工资水平很低，此时正是你们大兴土木，修建、扩建庙宇的大好时机，希望你们不要错过，ZF将鼓励你们雇佣工人进行基本建设！
在范仲淹的倡导之下，当地各大寺庙纷纷斥资重修、改建、扩建寺庙，再加上ZF投资建设的一些公共设施项目，一时间，整个浙西一带俨然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其热络情形想必一点也不逊色于当今中国各大城市脚手架林立的兴旺景象。
浙西一带轰轰烈烈、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以及龙舟比赛、佛事活动热热闹闹大肆举行的现象，很快引起了朝廷上的一些只知道坐而论道的“冬烘先生”们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眼下是发生饥荒的特殊时期，作为地方大员的范仲淹本应该厉行节约，收缩ZF的开支和投资项目，爱惜民力，借以休养生息。没成想，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智之举，必须及时加以纠正。于是，他们交相向北宋皇帝上书弹劾范仲淹，说他不体恤百姓，带头参与公款吃喝，并在杭州一带大兴土木，实在是劳民伤财！
面对这些冬烘先生们的攻击，范仲淹没有改弦更张，而是理直气壮地上书皇帝，直陈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徒沟壑耳。”奏章中的这几句议论可谓切中要害，范仲淹在提醒皇帝和官员们，要撇开浮华的现象，看到他在浙西一带所实施的这种新经济政策的真正目的。
事实果然胜于雄辩。伴随着范仲淹领导布局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全面落地开花，没用多长时间，浙西一带的经济便出现了快速复苏的局面，很快走出了经济萧条的低谷。冯梦龙为此总结说：那两年江浙一带的饥荒为害甚剧，但只有范仲淹治下的杭州一带的经济维持了景气局面，百姓安居，百业兴旺，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用今天专业一点的经济学的术语解释就是：范仲淹所采取的以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为主的“两轮驱动”政策，产生了巨大的“乘法效应”：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向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让大量闲散的劳动力赚取到了消费所必需的白花花的银子，并使得这种效应很快传导到了消费领域，刺激了内需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人为搭建和延长的龙舟比赛与佛事活动也为有了钱的百姓花钱提供了许多消费平台和消费渠道。在范仲淹所实施的这种新经济政策的良性刺激下，浙西一带GNP（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井喷现象，成为经济萧条之中的一方乐土。
我们知道，范仲淹实施的这种领先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800多年之久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也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负面效果。至于当年的范仲淹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冯梦龙在记叙中并没说明，我们也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总而言之，说范仲淹在北宋时期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鼻祖，这绝不是信口开河的小说家之言。但很可惜的是，不但当年在英伦的凯恩斯不知道中国有个叫范仲淹的人早就实行过了他所主张的经济学理论，即使是今天那些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专家学者，恐怕也未必知道这一有趣的历史事实。钩沉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不对中国那些古圣先贤的大智慧油然而起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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