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存量价值与经济萧条—评高保中教授的反凯因斯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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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价值与经济萧条—评高保中教授的反凯因斯主义理论
黄焕金
08年于开封参加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国际研讨会”时，看到一篇最令人感兴趣的论文：《日本长期萧条的理论诠释与经验分析：流量与存量均衡模型》（以下简称《日本长期萧条》），作者为高保中先生，河南大学教授。本人之所以时隙两年再写这篇浅文，确实是因为其中的观点对我有相当的吸引。

一
《日本长期萧条》以“资本存量与流量的失衡”为主要思想解释日本经济1991年5月后开始的衰退现象，另外，还有一个与此密切联系的观点：“工资作为成本因素影响着供给，又作为收入要素影响着需求”。文章即用这两个观点对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现象进行解释。
文章认为，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流量资本不断转化沉淀为存量资本，从而使存量资本价值量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大的资本价值规模，需要更大的需求能力去化解，而提高工资虽然可以创造更大需求，但它同时也提高了成本，从而在另一方面减缓了需求。在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更大的存量资本价值必定要体现在产品价格上，使产品价格上涨，因为价格不上涨，就无法补偿这些存量资本的虚高价值量。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物价因资本存量价值增大而上涨，另一方面，这些资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本来，按古典经济学原理，需求不足就需要降低价格，但由于资本存量价值太大，成本太大，无法降价，如果降价则势必亏损，因此降价的空间很小。这种“高价格下的生产过剩”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比如，本来普通手机的价格为1000元，可以销出很多，你将其提到10000元，自然极少有人购买，于是你认为手机生产过剩了；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是真正的过剩。
因此，《日本长期萧条》主张对企业进行破产清算，这样就可以将虚高的资本价值量降下来，从而使产品价格降低，以促进销售。对此，文章中说：“破产和合并的资本存量价值是按照接受时的清算价格进行计算的，会大大低于原来的账面价值。接管这些资本的企业在计算成本的时候是按照接受时的清算价格进行计算的，所以固定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资本存量价值的收缩并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原来的资本存量被新企业接受后，生产就可以恢复，失业的工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和原来不同的是，通过资本存量价值的收缩恢复了它与收入流量和投资流量的均衡比例关系，从而使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也调整到均衡的比率，按照现存成本制订的价格刚好可以被工资购买，经济又恢复到稳定状态。”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反映了此文的精髓：即避免资本存量价值太大而使经济萧条越陷越深。当然，破产清算只是不得已的事情，为了降低资本存量价值而付出的代价。
那么日本的情况怎样呢？是否按照这个思路来处理它的经济衰退问题？恰恰相反，它一直在往相反的道路跑，即增加而不是降低日本整个资本存量的价值。《日本长期萧条》认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凯因斯主义政策，是导致日本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可以暂时增加需求，但它使原有的资本存量保存下来，甚至还有所扩大，而前面说了，资本存量太大，无法通过降价来扩大需求，从而使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虽然通过暂时增加了流量资本，从而使经济暂时有起色，但这些流量资本势必要沉淀为存量资本，使沉淀成本增加，从而对经济运行起到阻滞作用。因此，《日本长期萧条》认为：“凯因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是萧条的严重化和长期化。”这个观点对经常采用凯因斯主义政策去救市的国家来说，是一针见血警示与锐利批判。
因此，《日本长期萧条》特别批评了将经济危机诊断为“总需求不足”的观点，因为一旦认为是需求不足，就会采取凯因斯主义的“增加总需求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就会使萧条严重化与长期化。它说：“萧条并不是总量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存量资产价值太高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临时缓解症状，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投资的增加反而会进一步增加资本存量的价值，使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继续增长，导致收入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更加扭曲。针对总量需求不足的凯因斯主义经济政策不但不能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反而使萧条更加严重。”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凯因斯主义是解决经济危机与萧条的一个不错办法的当今，能够这样揭示出凯因斯主义的恰恰相反的作用与效果，实属非常独特，相当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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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萧条 资本存量 高保中 凯因斯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 存量 主义 凯因斯 高保中

二
不过，如果不是对凯因斯主义作凯因斯本人原来那种“需求乘数”的解释，而是作另外一种解释，那么它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个解释就是投资效率。所谓“投资效率”即是说：投资要有效率，要讲效率，讲效率的一个要求就是使投资产出的产品价格非但不因投资成本的增大而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样就可以避免《日本长期萧条》所指出的问题：即投资使资本存量增加从而使沉淀成本增加并最终转化为高物价的问题。凯因斯主义强调投资的“乘数”效应，这种“乘数”实际上是需求乘数，即投资支出一笔钱，这笔钱转化为各种人的收入，他们将收入花掉，再转化为其它人的收入，这样一连串的收入—消费活动，使投资扩大需求的作用不断延伸，尽管这个延伸的波浪续渐减弱。于是我们看到这个“需求乘数”模型，显然是投资越大，产生的需求效果越好，但却没有“投资效率”的地位。因为投资效率讲的是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从而使产出品价格最小化（比投资以前更小）。举个事例来说：假设修一条高速公路，原本的投入是100亿。按凯因斯主义的“需求乘数”，则最好投资额更大，达到500亿更好，因为这500亿的投资通过这个乘数所转化为相关各类人员的收入显然比100亿大得多，而他们的收入增大，就会更大地拉动需求。但是，他们看来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另一方面：500亿投资所产生的成本，将会比100亿大5倍，从而必须使公路收费价格提高5倍。假设100亿投资所产生的公路收费价格是10元，则500亿投资的收费价格就是50元，这样的话，人们作为这条公路的消费者的负担将大大增加，而人们在此上面增加的负担将会导致他们在另外其它方面的减少消费，从而缩小需求。这个问题与现象在现实中到处可见。比如为了救市，政府大量增发货币以图制造需求，但它却使房价疯涨，而房价疯涨的结果，许多人沦为“房奴”，从而使他们的消费能力大大受损。于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此反而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而不是它原来想要达到的促进需求的作用。事与愿违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如果要想让投资起到正面效率，它就不能按凯因斯主义的方式来解释投资，必须要按“有效供给”思想来解释投资，即投资必须至少不要使产品价格因投资成本的增大而上涨。实际上对新设备新工艺的投资，是应该使产量大幅提高，从而使产品价格下降的。产品价格下降，就可以扩大消费需求，投资成本也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它通过效率提高而消化于无形之中。
因此，投资的生命在于效率，而不是给予投资利益相关者以收入链条。对此，《日本长期萧条》一文似乎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投资效率的提高可以增大单位投资量的流动性而减小其存量性，因为投资使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促进需求，这样就可以维持这种流动性，减弱沉淀下来的滞力。因此，这个“增大单位投资量的流动性”是非常关键的，投资量再大，其单位投资量的流动性低，则其效果就很差。

资本存量的价值不是由资本数量的多少决定，而是由总需求所决定。需求不足，则资本存量的价值降低。

三
文中所涉及到的“收入—成本”关系很难用“总量”思想来解决。比如文中提到对企业的破产清算问题。破产清算既导致原企业人员收入减少、需求能力下降的负面效果，也具有降低企业产品成本价格的正面效果。那么这两个方面的效果到底如何比较才合算呢？按“总量”的办法来考虑就比较难。比如将农产品价格下降会使农民收入下降，消费能力减弱，但却可以增大工人等农产品消费群体对之的消费能力。这样的话，总需求量比较起来，是增大还是缩小了？这个问题用“总需求”观点看来无法解决。但用“行业分工”思想则就可以解决得很有条理。“行业分工”是指一个社会的经济总是存在许多分工的行业，这些行业内部存在着供给竞争，由于行业之间的买卖关系，一个行业的产品由另外其它行业所购买与消费。这样，行业产品价格低，就会对购买这些产品的其它行业有利，但有可能对供给这种产品的行业不利；相反，价格高，则对这个行业有利而对其它行业不利。比如，石油产品价格下降会对石油生产行业不利，但却对汽车、运输等等行业有利。同样，通迅行业的产品与服务价格下降对这个行业不利，但对广大的其它行业有利，对整个社会信息化有利。
这样的话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让一个占据基础地位的行业充分竞争以增强其有效供给有效供给能力（有效供给的意思，一个是价格低，另外一个是产品创新），会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广泛的有利作用，是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基础。假如将汽油价格从原来的6元下降为5元，那么将会刺激更多人购买汽车，而这又刺激钢铁业、汽车设计业等等相关方面的发展；相反，如果将汽油价格上涨到8元，则购买汽车的人将大为减少，于是，与汽车生产及服务的行业将会陷于不景气境地。而凯因斯主义由于并不懂得这样理解问题，因此它企图在维持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去刺激需求，因此它并不主张“破产清算”，将虚高的资产价值清算掉（因为它认为这会损害相关群体的收入消费能力），而是主张由政府大量投资去托市（托市的实质就是维持原有价格），去制造让产品按原来价格销售出去的市场景气。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行为，必定受到市场本身的惩罚。而日本长达10多年的萧条，就是这种惩罚的一个鲜明表现。
当然，资产清算与贬值，确实会使许多人的消费能力大减，甚至使这些人变成“负翁”而消费能力为负。因此在美国等国家，当股市下跌时，许多人便觉得自己的钱少了，自己的财富感没了，于是减小消费了。这会影响到市场需求状态。于是有人便认为还是股市永远高涨好。但是，一个（群）人消费能力减弱，对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坏事者，是因为他们消费能力减弱会使出卖的东西难得价格了，而好事者，是因为他们消费能力减弱会使他们所要购买的东西便宜了。因此，一个（群）消费能力减弱，并非全是坏事。这个复杂关系，很难用所谓“宏观总量”来说明判断，必须用“行业分工”思想来说明判断。说到底，社会利益关系的矛盾，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自身利益关系矛盾的延伸形式而已。任何一个人，他作为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所形成的矛盾，永远是一个使其充满矛盾冲突的矛盾。作为产品A的生产者，他希望价格越高越好，转过身来，作为产品A的购买者和消费者，他要求价格越低越好。集中于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人格分裂”，演化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买卖之间的利益冲突。
《日本长期萧条》对此也具有矛盾的地方，它说：“企业被迫降低价格，从而导致亏损，为了避免损失扩大而减少投资和降低工人或裁员，对单个企业来说是理性选择，但对整个经济来说却只会导致需求进一步减少，亏损进一步加大。”文章的总体观点是主张通过资产清算（资产清算即是对亏损的处理）而降低存量资本价值以降低成本价格，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得出以上这个观点，即认为对企业的资产清算有可能导致整个经济“需求进一步减少，亏损进一步加大”。这似乎构成了《日本长期萧条》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主要理由是：企业资产清算会使这些企业的工人失业，从而失去消费能力，而他们失去消费能力即等于整个经济的总需求减少。但按以上所阐述的“行业分工“思想，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价格下降尽管使相关企业日子难过甚至一部分工人失业，从而使整体经济损失了一部分消费能力，但通过价格下降而扩大更多人群的消费能力，不会使整体经济的需求量提高吗？比如，汽油价格从目前的6元下降为3元，石油企业亏损了，其工人被裁了半过。那么，整体经济的总需求量会因此而减少了吗？不会，相反，会大大提高。因为汽车价格大幅下跌会刺激其它行业的兴旺，从而导致总需求量的巨大提高。当然，不能用一个行业的工人失业来为另外一些行业制造需求能力，如果通过资源成本的更高利用效率，以做到既保持甚至提高这个行业的工人工资，又使其产品价格不至上涨（最好还有下降），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最高佳境了。中国许多学者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似乎中国经济的效率已经很高了，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没有效率的提高，就没有经济进步，就没有工人待遇的提高。所谓提高效率就是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只有这方面没有能力做到，才拿削减工人工资来做文章。不过，按前面所述，公平并不仅仅在于一个企业与行业内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业之间，对于垄断企业来说，无论其内部如何公平，都会对其外部的消费者构成不公平。
2010/7/3

资本存量的价值不是由资本数量的多少决定，而是由总需求所决定。需求不足，则资本存量的价值降低。

“总需求”这个东西真是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