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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驻巴黎记者应强采访了最近名声大噪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皮克提说《21世纪的资本》之所以活得成功是因为契合了美国乃至千秋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忧虑。他说，财富不平等现象一直存在，并在历史上造成了不少危机。他试图通过数据构建历史进程并解释在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收入和财产分配的演变过程。这项社会科学的研究，过去从经济角度没有人去做，在目前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这本书才引起了关注。
《21世纪的资本》对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到当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20世纪短暂的财富不平等降低的现象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有关。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实行严格的财产征税制度和所得税累进税制，对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征收高额税率，从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制约，有效减少财富不平等现象。
皮克提还认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美国财富分配制度的不公。冷战结束以后，自由市场经济让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增加远远超出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欧美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归咎于国际贸易的不平衡是在为国内矛盾找替罪羊，美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才是导致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脆弱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解决财富不平等的出路，皮克提认为应该从全球范围加强国际合作，增加金融透明度，制约资本主义，而不能放任自由经济用市场手段调节。
苏联体制迫使资本精英对民众让步
《参考消息》：有人分析说，你的书中忘记了两个重要因素：二战以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资助和冷战期间两个阵营的对立使得财富不平等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
皮克提：我认为苏联体制实际上对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现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在书里对此写了很多。比如，在法国，在1914年之前征收所得税受到了共和国精英们的抵制，只是在1914年7月15日为资助战争才进行了仅有的一次国会投票。但在一战结束以后的1920年，征收所得税被同一批共和国精英们投票通过，开始对资本征收60%的税。为什么?我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让传统精英们认识到实行累进税率比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要好。所以共产主义制度作为一种不同制度的存在，在整个冷战时期对资本主义精英们接受社会和税制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认为柏林墙的倒塌和苏维埃模式的垮台也对金融监管和传统税制带来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意识形态回归，认为市场作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样的想法，但并没有完全改变。一些国家的观念仍然是市场可以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富裕国家，这种思潮已经有些过度。我们看到2008年危机中缺乏结构性的解决办法。2008年以后我们看到了中央银行的积极努力，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干预避免了产生1930年发生的连锁反应，但这些措施并不够。我们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的理论，认为拯救资本主义只需要一个好的中央银行，认为如果美国有一个好的中央银行和好的货币政策，就不需要福利国家，不需要累进税制，这些都是无用和有害的。我们直到今天仍然在遵循弗里德曼的传统，所以对2008年北美和欧洲的危机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和税制解决方案。
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这种对市场过度信赖的思维方式。我完全同意政治对财富不平等现象的作用。说不定哪一天中国能够带来一种不同的模式来制约资本主义，但是目前来说，中国还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
《参考消息》：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有人说你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有人说你的书是在向马克思致敬，包括这本书的名字。
皮克提：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说的问题是超越左与右的问题，虽然在法国或欧洲的选举中我宁愿投票给左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我认为目前政治争端的左右之分并不是一场宗教的战争。上个世纪以左的名义做了不少傻事和犯了不少错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只有18岁，我属于后冷战一代。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作为研究者可能更容易些，而不是党派身份，这样可以更容易发现在冷战时期不平等现象的演变。这样可以在讲话的时候更加不受政治的压迫。
我的书和卡尔·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和联系，因为我的书是一本历史书，而马克思的书更加注重理论和思辨。另外，马克思的书很难读!我认为我的书是可读的，虽然有点长，因为涉及20个国家的两个世纪，里面很多历史的内容，但这本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读的，不需要任何技术知识和专业背景。
让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
《参考消息》：你书中也给出了解决不平等的办法，但有人说这些办法是没有实际操作可能的，这些办法能否实施，是否有用呢?
皮克提：我百分之百对我提出的建议有信心，总体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是民主，民主体制，通过经济和金融上的透明让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让民主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战胜民主，我认为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制是一个好的办法。
当然，我在书中提到的建立全球的统一税是乌托邦的想法，但我认为在国家内部或者地区范围内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
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欧盟也是四分之一，中国也将近四分之一，三者相加就是世界产值的四分之三，如果这些主要的经济体能够做到更多的金融透明——当然目的并不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ZF并统一征税——如果三方达成共识，从金融方面加强合作，基本就能够搞清楚谁拥有什么(财富情况)。而目前的情况是，在法国，连总统都不知道他的部长在瑞士拥有账户!如果金融如此不透明，如何做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管呢?我对将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持乐观态度。我的确认为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如果我们要说服民众和舆论，如果对全球化所取得成果的分配是公平的，我们就必须做到税务和金融的公开，以避免有人过度暴富。
《参考消息》：但是如果通过征税来限制富人，怎么还会有人努力去创造财富、开办企业、进行创新、增加就业呢?
皮克提：我们需要用更加具体和务实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对财富征税前，我们要具体研究对不同财产征税的具体步骤。根据不完全统计，从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中，我们能看到从1987年以来，全球最富有者的财富增加速度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仍达到每年增长6%-7%，而中等收入的人群——即使考虑到中国近些年的快速增长——财富的增加比率只有2%。也就是说，富人的财富增加速度是中等收入阶层增加速度的三倍多。从长期看，这意味着财富不平等还在不断扩大，这就是一个问题。
回到你刚才提到的问题，高税收是不是不鼓励增长和创新呢?对那些年收入增长幅度高达6%-7%的巨富们征收每年1%-2%的财产税，并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关于财富不平等和征税的问题，我们还要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财富不平等客观存在，也不完全是坏的，但是过分不平等就成了问题。我这本书里讲到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对经济增长来说并不需要过分的财富不平等。在一战之前，欧洲出现财富过分不平等，那时还没有一个中产阶级，当时90%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的人手上，对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都没有好处，增长需要中产阶级。财富过度不平等还滋生腐败，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有腐败重新抬头的迹象。
极端民族主义非常危险
《参考消息》：最后，你能否概括一下你对全球化的看法?
皮克提：对法国和欧洲来说，我认为目前的危险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逆袭，反全球化潮流的逆袭。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解决诸如失业、不平等等国内社会问题，常见的结果就是从别处来寻找替罪羊：有可能是外来移民工作者，有可能是布鲁塞尔和欧盟，也有可能是德国或是中国……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如果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公共意见发生分歧，认为他们不再从全球化中获益，或者获益比例不对称，这些人很可能寻求民族主义的反应，或是政治上反对开放经济，这是全球化的真正危险。
我们目前需要政治全球化来制衡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交换，就谈不上有自由贸易和自由流动。所以我们应该对全球化制定强有力的规则，包括税收、社会、环境等方面，以达到再平衡。自由经济的本意是好的，但这还不够。没有人能预测历史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我们需要观点的自由交换，通过书籍、民主辩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一个过程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制造者。所以对于财富不平等和金融不透明问题，我并不特别悲观，21世纪还有更加困难的难题，比如解决气候变暖的问题。如果对金融透明和财富不平等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怎么去解决气候问题?必须从解决简单的问题开始，然后去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在欧洲，我认为最近几年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公共债务危机下欧洲机构的经营不善，都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时间，无暇顾及投资未来、开拓创新以及环境问题，无暇顾及更好地组织全球化。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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