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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悼杨小凯
杨小凯谢世了。
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他还是容光焕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是非常严重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他接受了，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足；其二是经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长驻港大，好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是当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信，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足，赶着发表文章，多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想路线的学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关系。
杨小凯：也谈张五常
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个人性格，我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张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张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张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张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象张那样拍案而起。
我对张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我是真的佩服他。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多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它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
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张五常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是张五常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然而，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张五常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张五常，1969）。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张五常有一个缺点不虚心。别人虽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但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这我觉得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1999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张五常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象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张五常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他出名了，张五常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判，张五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由科斯邀稿的，包括科斯也是这样。
匿名审稿制度其实对新思想的产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科斯自己办杂志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报，张五常很多理论就是在那里通过邀稿发表的。
哈耶克的理论就是以书的形式先发表。实际上新东西都是在边沿地方产生。另一方面而言，张五常已经很幸运了，类似他这样聪明的中国人虽然不多，但别人哪有机会出头？科斯很器重他，对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经过审稿就发表。照说他的成就应该更大一些，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象科斯。但也不能抱怨什么。有一些“事业钻营家”，在现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很会写稿，在匿名审稿杂志发表记录很好，但文章内涵不够，原创性不可望张五常的项背。当然事业成功这也是一门功夫。这些人是成功的事业钻营专家，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东西不如张五常的思想，但他们总是贬低他。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演进中的问题，科学演进历史中，一般新东西都在边沿产生，而不在中心产生。从内心来讲，我对张五常学术上的评价还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说，成为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源头之一，它的内生外部性理论，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合约理论，后来都被米格龙(Milgfom)等人变成正式合约，企业理论模型，成了主流学派的一部分。
1994年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米格龙告诉我，张五常1983年那篇关于合约和计件计时工资对他的企业和合约模型的影响。张五常的企业规模无关论在哈特的企业理论中也成为经典。笔者和孙广振等人也将其发展为超边际经济学模型。廖柏伟、张永生还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很多经验证据。象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保留，一个是他要年轻人不去看文献，我觉得不对。他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风险模型看懂，再发挥和调整，那情况就不同了。不过象张五常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我也自认为有很多新思想，但综述文献后却发现，不少我想的问题别人早就做过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献，关起门来想，象张五常那样有原创性。
国内现在大多数人文献没读够，只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我和台湾、大陆都有接触，这方面台湾比大陆好多了。象我的从台湾来的博士生刘孟奇、刘孟俊要做个题目，在文献综述上，对搞懂别人的实质贡献上肯下功夫，比大陆来的学生要强。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张五常也有这个缺点。
国内误解张五常的有几种情况，一是薛兆丰的例子，把张五常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确的说法看得太重，例如张说过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但只要了解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的人就知道，可能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为负的商品，如价格上升，真实收入下降。由于收入效果为负(收入越低买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买劣质商品)若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果，增加购买的收入效果，超过减少购买的替代效果，社会就会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张五常应该知道这些的，但他说这完全是人造出来的，数学推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中国可能有些人连教科书都没读过，却说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讲得振振有词的样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观点。当然张五常讲得有一定道理，象我们说的这个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例子(基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无非是数学推出一个特别的例子。
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
以内生外部性文献而言，米格龙等人将其发挥用来研究为什么企业内用计时工资，而不用100%的绩效工资。他用张五常的测度费用和不精确测度造成外部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观点做模型，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测度的事就无人做。例如只按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则老师只教对考试有影响的书本知识，不启发学生的原创性，使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所以西方学校不准以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难冲突，有效折衷一般会以牺牲一定激励强度以达到各种活动中激励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强的激励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须与合约中的排它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两难冲突。排它条款一般是限制雇员兼职(一般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它机构兼职，比如一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它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这种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制度。ZF官员是很难拿绩效工资的，这是因为ZF服务的绩效极难测度。所以西方ZF官员工资一般不与绩效100%挂钩，但也严格禁止官员兼职，做到这一点当然以官员全职工资和福利比其它的职务待遇至少不会差太多为条件。
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就可以看出它的缺陷。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是兼职的，人大的职位没有使人不兼职的激励。美国人治理伊拉克，给ZF官员(包括大、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高到以他们可以接受禁止兼职的合约为准。台湾的立法委月收入约80万台币(约合26万人民币)，他们是严禁兼职的。中国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台湾正是由于立法委员有足够收入雇研究助理，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对修宪、公投立法问题议政水平大大提升。那么多不同观点的立法委员，每个都雇几个专职研究助理，很短时间就把世界各国修宪、立宪、公投立法的成例和经验教训搞得一清二楚。
中国也要将人大、政协改造成独立的体制内的参政议政实体，使体制内的参政议政专业化，对体制外的反对派有竞争力，或能为专业独立参政议政提供一个体制内的平台，才能使中国政治体制合法化，长期稳定下来。为达此目的，大概要从改革人大、政协代表工资制度(大幅提高其工资和可动用雇助手资金)及严禁他们兼职做起，这才可能使人大、政协向选民而不是行政当局负责。美国宪法严禁国会议员、行政当局官员、司法机构官员互相兼职，也严禁他们在其它机构兼职。
张五常原创的这种内生外部性理论，现在被主流经济学家(如Holmstrom)发展成复杂的数理模型来研究监狱、邮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ZF服务可以私有化。一般结论是，测度绩效费用高的服务，且不能通过私营公司适当将此服务与测度绩效容易的服务捆在一起买卖时，就不宜搞私有化。
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对张五常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张五常由于不跟踪新的数学模型，他自己对此也不熟悉)，加上张五常有时喜欢自我夸耀(大多并不言过其实，虽时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我认为张五常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张五常不但是直感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有时候直感是不可靠的。我觉得主要他还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感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ZF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独立特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做出特出的贡献。我想在今天香港学术界，这种事是再难出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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