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黄焕金
在中国，许多学者不是将价值混淆于使用价值，就是将价值混淆于交换价值。比如蔡继明先生[1]认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2]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显然会获得一个更大的交换价值量。其具体依据就是本书刚才所说的情况，即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单位劳动产品量提高了，因此在假设单个产品交换价值未变的情况下其总交换价值量增大了。蔡继明先生在其《关键是弄清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一文中说：“在同一部门内部，劳动生产力较高的生产者在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使用价值量较多，或者说生产单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较少，而由于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他们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会创造较多的价值。反之，劳动生产力较低的生产者，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则只能创造较少的价值”。[3]这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见解，所以蔡继明先生特别坚信：此原理绝大多数学者都会赞同。
他的意思实际是说：尽管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耗费所生产的产量更多了，但产品价格仍然保持不变，使得产品所拥有的交换价值更大。而产品价格之所以保持不变，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但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如果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与前提发生变化，情况会怎样，哪些被认为具有更大价值的产品，还会有更大价值吗？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正是各个生产者劳动生产率相继发生变化的结果；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越低，相反，社会劳动生产率越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高。同时，这种所谓因更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暂时性的“更大价值”，也就是马克思和本书所经常提到的“超额利润”（马克思也称它为“超额剩余价值”），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非正常”情况下所获得的超额性利润，一旦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其它生产者也拥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这种超额利润就会消失。原先较为落后的生产者的落后性使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维持在一种较高的水平上，一旦他们摆脱这种落后状态，生产率得到同样的提高，则社会经济的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小下来，从而使原先获得超额利润的高劳动生产率者失去这种获得优势。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最先采用较高技术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少于社会必要劳动，但他们仍按照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的价格出售这些商品。他们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额外货币，从而富裕起来。这就刺激其他商品生产者也去改进本企业的技术。这样，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追求个人利益的分散活动，便使技术得到进步，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4]这段话非常适合于描述蔡继明先生等人上述观点的情况。它说得非常明白，商品的[能够实现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如果商品内在的个别价值小于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的价值，则这个别价值便包含一笔超额利润。但正因为这笔超额利润的存在，刺激了其他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以缩小他们所产商品的内在价值量。这样，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而在此同时，这个“社会必要劳动”的水平越来越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水平降低的结果，使每个商品不再可能“创造较多的价值”。
可见，这种暂时性的情况并不能算是一种“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的规律，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总是“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规律，因为在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从前需要100个产品就能体现出100个单位的价值量，现在却需要120、150甚至200个产品才能体现出同样的100个单位的价值量。而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商品的交换价值量总是被挤压到其个别价值水平上，所以劳动生产率高者所暂时获得的更大交换价值量总会或快或慢地趋于消失。比如现在的工商界，许多人都认为一项新的工商项目所能维持的高利润时间越来越短，这说明了超额利润的不稳定的暂时性，它不能作为一种规律因素而起作用。
蔡继明先生上文还认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并且指责“‘部门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决定成反比’或‘部门劳动生产率与部门总价值量无关’”是一种“陈旧之说”。[5]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表达过这样的观点，[6]反倒清楚表达过相反的观点。比如他曾说：“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但它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在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任何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7]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提高所获得的更多使用价值，与其说包含着更大的价值，还不如说包含着更小的价值。而他又是如何看待更多使用价值所包含的更大交换价值呢？[8]他这样说：“物品的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这个物品的社会价值一先令出售，那么他的物品的售价就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现在给他提供的产品比以前多一倍。因此要卖掉这些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在市场上获得较大的销路。因此资本家要高于产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产品”。[9]这说明，马克思在此虽然认为价值是“社会价值”而不是个别价值，但他另一方面又把因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所获得的更大交换价值称为“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同时认为这笔超额利润是可变的，能够以降低价格的形式让渡出去。所以在他看来这是一笔非正常的暂时的额外利润。他认为，物品的社会价值最终会回归其个别价值的水平上。所以马克思再次明确指出：“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10]而他认为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是相对剩余价值。他这样说：“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和同一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长时期以来的一个谜；人们不必再问，为什么一心想着交换价值的资本家不断地力求降低交换价值”。[11]
由此可见，马克思根本没有什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的思想，这只是蔡继明先生及具有类似观点的人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自己非常清楚蔡继明先生所说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是什么回事，在他看来，既想通过提高生产率而生产出更多产品，又想保持产品原来的价格不变，是不可能的。同时马克思也清楚知道这个观点最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素价值论”，即“机器创造价值”，而这是与他的价值论直接对立的。
著名的萨缪尔森用以下事例对所谓“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提出了他无可置疑的质疑：
“⑴ 如果某一农场主获得丰收，他的收入会增加；但如果所有农场主的收成都打破记录的话，他们的农场收入却会下降。⑵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他的境况会变好；但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整个社会反而可能变糟。⑶ 如果对某一特殊行业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该行业的生产者可能会因此发财；但如果对所有的行业都征收高额关税，则绝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变坏。⑷如果某一个学生考得很好，他的得分等级会提高；但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考得不错的话，则平均的得分等级却不会发生变化”。[12]在这里萨缪尔森说得非常明白：一个行业中如果只有个别生产者的生产率提高（从而获得“丰收”），那么他可以象蔡继明先生所说的那样，通过这样的生产率提高而获得更大交换价值；但是，如果这行业中全体生产者都普遍同步提高了生产率，那么谁也没有从这种提高中得到更大好处，因此，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并未使他们的产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得到提高---这即是所谓“丰收悖论”。[13]
但蔡继明先生显然没有充分理解这种情况，他在另外的地方这样说：“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不论劳动生产率发生什么变化，同量劳动投入不同部门，所创造的价值总是相等的。既然如此，不同部门作为整体，努力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比如说，以前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的劳动耗费均为200小时，其货币表现为200元，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一辆自行车换一块手表。现在，自行车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200小时劳动能生产二辆自行车。那么，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这时二辆自行车才能换一块手表。果真如此，自行车行业再不会去继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了”。[14]他以为，如果一个行业整体提高生产率后，其产品的可比价格仍然不应下降，否则主动提高生产率者就没有获得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更大财富量的好处。在此他似乎仍在以计划经济的人为分配心态来看待经济活动，以为，一个行业生产率提高后，应该要求政府部门分配更多的利益。由此也显得他对经济运行的实质之理解相当肤浅。实际上，生产率提高者任何时候都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但这个收益并不一定表现为更大交换价值，而是表现为更大财富），只是它不会由政府计划分配，而是由自然的市场原则来分配。因为，生产率提高也就是单位产量成本下降，这能够在价格下降过程中保持利润的不变甚至升高。最为重要的原则是：自然的市场原则永远首先高额奖励给首个高效创造者，然后再依次递减地奖励给第二、第三、第四……的高效创造者，到一个行业的最后一个经营者也顺应潮流将生产率提高上来后，这个行业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当剧烈的竞争局面。竞争的结果，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已经下降到行业平均成本的底线，利润已经相当微薄。但价格下降也不会使这个行业的总利润比生产率提高前更少，因为生产率提高即意味着产量增大，单位产量成本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市场销售会扩展；只是这些利润被摊薄了，每个产品的利润显得非常微薄。在此蔡继明先生显然不太懂竞争在其中的作用，因为他的心态仍然是计划经济的心态。他不懂得，前面马克思所说的“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就象本书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竞争会将一切虚假价值挤压掉，就象洗衣时将衣服中的水分挤压掉一样。[15]
另外，在这里蔡继明先生还潜存着一个错误，即将价值与财富混为一谈。他这样说：“如果只承认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么，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会越来越小，从事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行业劳动的人会越来越多，整个社会财富的价值岂不是会越来越少？靠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养活的人岂不越来越多？”[16]在此他对整个社会“财富的价值”越来越少深感困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但实际上，这里的“价值”并不等于财富，而是等于“获得一定财富所耗代价”，即获得一定财富的困难程度（或“容易程度”）。就这个“代价”属性来说，价值确实越来越少，而从事科学研究等工作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使这个“代价”的价值尽可能最小化，尽可能趋向于零。因为科学的工作就是探求自然力量的奥秘，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的力量、以自然力量取代人力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当创造财富的活动不再凝结着任何人类的劳动耗费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非常廉价，其市场价值就非常之低，甚至象自然空气那样没有价值。以获得自然空气的方式来获得其它物品财富，应该说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理想，也是人类物质生活富裕幸福的终极。在此蔡继明先生显然不懂得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没有意识到价值不仅包含着财富效用的属性，而且包含着“获得财富的难易程度”的属性。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则严格区分了价值与财富，在他那里“价值”并没有包含财富的意义，虽然它以财富（使用价值）为存在的前提。他说：“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17]
实际上，只有人类“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越来越低时，“从事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行业劳动的人”才能“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物质资源才能支撑得起这些“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行业劳动”的人的工作与生活。同时，这些脑力劳动和各种服务性劳动也能够反过来对基础物质资源的生产起促进与提高作用。
蔡继明先生的这种错误价值理论，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具有非常大的普遍性，由于他们混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的关系，所以无形中滑向“要素价值论”。
[1] 蔡继明，中国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2] 参见蔡继明《关键是弄清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3] 蔡继明：《关键是弄清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
[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83页。
[5] 参见蔡继明《关键是弄清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注解。
[6] 只有一种意义含糊的“自乘”论，即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在价值形成上起着“自乘”的作用。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2--23页。
[8] 请注意这里“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本书所提到的“价值”，总是与“交换价值”相区别的，尽管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马克思）都将交换价值直接认作价值。如果为了简略而将交换价值直接称作“价值”，那也会说明清楚。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发挥与实现形式，就象劳动是劳动力的发挥与实现形式一样。马克思的价值论强调“劳动”与“劳动力”的这种区别，因此他也应懂得“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区别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他却将这两者混淆了。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18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20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21页。
[12] 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六版），第4页。
[13] 实际上，这种“丰收悖论”早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们所认识到。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曾有这样的观点。他这样说：“因此我们看到，地主的利益与迅速而普遍地引进农业改进是对立的...地主受到亏损不是由于他的领地改进，而是由于其它领地的改进，尽管与这些改进的同时，他的领地也改进了。谁也不会怀疑，如果他能只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坚持改进，并把其土地产品增加的盈利与原来的高价结合起来，那末他便由于改进而有很多盈利。但是，如果同时在所有土地上进行改进，则价格不会保持原来的高度，所以断言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利而失利，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1版，第282—283页）对比起来，真使人觉得蔡继明等人的思想是多么肤浅与平庸。
[14] 蔡继明：《广义价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277页。
[15] 参阅本书前面《市场竞争使物品价值压缩到最小程度》一节。
[16] 蔡继明：《广义价值论》，第277-278页。
[1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