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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威廉姆森对这一新分支的命名。当代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仑、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因此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高斯本人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继他之后；道格拉斯·诺思也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不仅肯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地位，而且显示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强大生命力。 |
1932年，威廉姆森出身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镇，苏必利尔难以称之为人才的摇篮，它那时是、现在仍然只是一个三万人的小城镇，是苏必利尔湖西岸的一个港口区，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航运停业，因此，小城的就业就有很强的季节性。即使在战争年代造船业繁荣的时代，许多家庭仍然需要依赖副业为主。他也只是出身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斯科特·威廉姆森和母亲露茜尔·威廉姆森之间相识时只是一个小农庄里的中学教师，他父亲教物理、化学、手动课，并且是该校棒球队的教练，他母亲则教拉丁文、法语、德语。她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斯科特和他的“头儿”结婚后，参与了岳父的不动产生意的经营，直到退休。苏必利尔的学校师资力量也并不算雄厚。除了一个小小的教区教育体系之外，城里仅有公立学校。
从事经济理论研究，也并不是威廉姆森早期而为之的。起先，他曾想成为一名律师。但在读高中时候却喜欢上了数学和自然科学，并谈论起成为一名工程师。那么，是什么使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作出了公认的成就呢？从威廉姆森的实际经历来看，至少有以下因素。师承和交往。他父母是普通知识分子，但也具有各自的优良品格。母亲聪慧，有语言天才，且及其神往于至善至美的境界；父亲热心公益，为人慷慨，秉性廉政。这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中毕业后，他学业起步不高，去黎庞学院完成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提供的联合教学大纲，刚进黎庞学院，威廉姆森的能力和学业都并不很出色。但不久，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而终于赶上去。原来的教学大纲是需要在黎庞学完3年才去麻省继续读2年，以完成全部课程，但入学2年后，他就进入这所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浓厚的研究空气给他以很深刻的影响。
1958年，威廉姆森到斯坦福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的哲学博士学位，这个专业领域在当时是不很明确的，他专攻市场学。当它学了以保罗·萨缪尔森著作为教材的经济学课程后，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广泛地选修了诸如肯尼思·阿罗等人的经济学理论课程。1960年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新的兴趣最终使他下定决心去卡内基工程学院完成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并走上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中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生涯。
卡内基学院的研究活动十分活跃。学生们尊重老师，但低年级学生并不排斥参加研究。事实上，完全可以期望大部分学生在获得学位之前都能发表论文。威廉姆森就读期间，赫伯特·西蒙对卡内基学院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他的活动领域包括经济学、统计、会计学、心里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组织理论和政治学。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发表过重要的论文。而理查德·西厄特（主要贡献是发展了厂商行为理论）、阿伦·梅尔泽（主要贡献是货币同经济活动和价格关系的理论），对他在卡尔基学院时学术思想逐步成熟也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影响力。1963年，威廉姆森获得了卡内基一德梅隆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先后与彼得·戴蒙德（主要贡献是最优税收、不确定性和一般均衡理论）、戴维·莱德勒（主要贡献是货币理论）、丹尼尔·麦克法登（主要贡献为计量经济学）、西德尼·温特（主要贡献为厂商和工业理论）、阿门·阿尔钦（产权理论主要代表之一）、戴尔·乔根森（主要贡献是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安东尼·唐斯（主要贡献在于将经济分析应用于研究民族政党和官僚主义组织的政治理论）、加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和家庭经济学的先驱者，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罗德·德姆基茨（主要贡献在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克劳斯·罗斯（主要贡献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托马斯·萨金特（是合理预期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等等这一长串杰出学者共过事，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拓展了视野。
重视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回顾我所研究过的课题时，我感到时间十分重要”。
威廉姆森在读书时就为今后的时间活动打下了基础。在苏必利尔的夏季，每个学生都会从事某种体力劳动。在求学期间，威廉姆森曾粉刷过房屋，曾为一个挖掘工安放下水管，还做过汽车装配工的助手，曾在当地炼油厂的试验室里找过一份工作。这一切，形成了他今后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1955年，由于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后的第一份工作，威廉姆森成为美国ZF的一名项目工程师。这使他能经常参观项目所涉及到的那些ZF部门和企业，那些大企业的开创者的素质，深深地打动了他，并充分了解了科层组织是如何运作的。这份工作还使他有机会去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遍访世界各处。这为他此后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
他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工业组织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1966年9月他再次从事了实际工作：他在华盛顿担任了反托拉斯部长的特别助理。这11个月的工作使他有充分的机会经手了一系列重要的反托拉斯案子，也深入地了解企业兼并中会发生的种种问题。这些经验对他今后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是必不可少的。
注重跨科学的研究。作为以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士，威廉姆森有着扎实的数理基础。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业组织。1965年夏天，当他正以最大的工作量来研究如何评价厂商规模界限问题时，他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与阿门·阿尔钦、加里·贝克尔、哈罗德·德姆塞茨等组织的一群对产权经济学有兴趣的学者相聚了，并开始对产权理论有更大的兴趣。在反托拉斯部工作期间，他与该部评价处从斯坦福和哈佛聘来的一批十分出色的年轻律师有了密切的配合关系，使他对法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重返宾州大学实施新公共政策分析的哲学博士计划，需要开设的组织理论课程时，终于有了崭新的眼界，这就使他转向了交易费用经济学。
他的研究是从劳工组织这一分支开始的。和他同一工作的是他的研究生杰弗莱·哈里。哈里的妻子是一位律师，她提醒说这项研究必须注意组织与劳工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市场与组织》一书逐渐形成。
1977—1978年，威廉姆森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时，密切注意了法学界关于合同法的最新研究成果。麦克耐尔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关于契约类型所作的区别，启发了他的研究思路，并由此而发表了重要论文《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管理》。
正由于他在跨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1983年威氏被聘任为特意把法学院和组织管理学院合并起来，并且后来还包括了经济学的“耶鲁组织与管理学院”的院长。
重视办刊物。威廉姆森在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视办刊物。他从1973年，开始为《贝尔杂志》的副编辑，以后仍担任该刊物的编辑和合作编辑。他使交易费用经济学成了《贝尔杂志》的新方向，并由此使该杂志迅速发展。在1975—1979年的论文获奖方面，《贝尔杂志》在各经济学刊物中居第8位。
他在耶鲁任职后，又创办了一个新刊物《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以鼓励跨学科的研究，威氏深信，法律，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的交叉，肯定是富有等国的。
当然 威氏在政治中也有不足之处。他的出版物虽然立论小心、逻辑严密。但文字晦涩，十分难懂。这是经济学界公认的。连他自己也都不讳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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