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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 [ 2008-6-6 18:07:00 | By: conanwong ]
距现在36个小时之前，一个印在书脊上的陌生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高小勇。
从书架中将它取下，抖落其上布满的岁月尘埃，一目十行地飞速浏览目录，我还是将它借了出来。可能吸引我的不单单是书中的几个标题，更多的是冠以其名的那几个大字《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不知道这样的题目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不过它确实已经诱使我不得不放下书案上硕士论文写作所必须阅读的叠叠繁卷，捧起它看了起来。
书很轻，但却很厚。现在想来，书的重量不比那些大部头名著稍有逊色。
本书作者“高小勇”——这个陌生的名字好似也有几分耳熟。细想来才发现，就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上学期在维森的众多文章中都曾看到过这个名字的出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就是其不厌其烦地向维森约稿云云。
拜读这部大作相比去理解诺思、舒尔茨等人的文献要简单容易得多。我想，之所以能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详读这本书肯能还要感谢作者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与我根基浅薄的经济学素养。说起经济学的基础，这位高主编相比应该大不如国内众多的学者甚至研究生，毕竟他不是科班出身。不过十年编一报，更是一份经济学报，使得这个文学出身的主编也逐渐成了专家——这也理所应当地印证了干中学理论（Learning by Doing）的若干实践性。这位号称国内拜访过经济学家最多的学者也在与国内外众多经济学名家的交流中逐渐积累并形成了自己对于经济学的判断与分析能力（他曾在1994年一行美国，访问几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对于这种判断，他的思想很明确，那就是“无知无畏的疯狂”。说起无知无畏，我还是十分敬佩他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一种敢于为追求“正道”而毫不屈服的说道。不管是对厉以宁毫不避嫌地大赞某上市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其子女在此次改革中得益非常），还是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毫不避讳地批评（批评刘伟做的学问与发表的言论仅是以“得到上面的信任”为出发点），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对于宋涛、吴易凤等人的圈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直言不讳还在于可以公开地对其圈内好友汪丁丁“故弄玄虚地企图证明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存在性”的批评指责。要知道，拜访诺奖获得者后写成的那本访谈录乃是他和汪丁丁合著。当然，这个作者并非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经济学学者，他对于吴敬琏“不畏强权、顶着压力、犯颜直谏、敢说真话、经常被上面骂的狗血喷头”的行为佩服地五体投地。
当然，由此我们可能会看到表面平静、暗潮四涌的国内经济学界的一些问题。这确实令人感到担忧。一个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智囊团，经济学家们的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导向。而那些摧眉折腰，为大财团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家们却能通过大唱赞歌便轻而易举地将其雇主的某种引起负外部性行为改头换面成正的。前些年沸沸扬扬的科隆丑闻不正也使京城中的某位张姓经济学家相形见绌于舆论、被动难堪于学界吗？而这又岂是个别现象呢？国内经济学的派系林立，其之间的争斗往往并非只为学问与主张，更有名利权钱。对于经济学这种舶来品，发扬光大可能不应该只靠着一派又一派在各自大学讲堂阵地上的近亲繁殖甚至是相互攻击，做学问所需要的包容与海纳百川又岂能被如此地忽视？如是，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就只能在国内舞刀弄棒了，难以出现一位像印度的阿玛蒂亚.森那样的诺奖大家？港大经济学院魁首五常曾评周其仁约：我身处庐山之外，自见其真面目更多，而其人身在山中，也能有不凡之见实属难得。
经济学家们也是人，他们的言行当然也会受到许多变量的左右。这中间需要引起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可能就是经济学家的良心吧。
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我这里起源于本科时期经济伦理学的课程中。至今我还依稀记得朱金瑞教授还让我们这些来自不同系别、专业的选修课学生们发言讨论非典时医生是否救治病人所引发的经济伦理问题。我没有发言，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发言代表了一个经济学专业学生对这个带有伦理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问题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确定是很困难的。可能我们的分析不仅仅只停留在对于医院成本与受益的考虑上。遗憾的是，我清晰地记得与我系出同门的一个同学不假思索地便用供求与成本分析法侃侃而谈——结果则被冠为毫无人性的经济学的结论而遗笑全场。
毕竟，这个问题着实让我困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思考还没有定论便被我遗忘，今天幸由高主编引出，索性沿着两年前的思考继续下去。
经济学对于资源配置的研究似乎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便被所有人所接受，与此同时，经济学没有价值是非判断的性质便被人们所承袭固定了下来。殊不知，当老祖宗斯密成就了《国富论》这一鸿篇巨著同时，他的另一部大作却不常被人提及——《道德情操论》。如果说前者是在研究毫无价值判断的经济学，那么后者就可以定性为研究经济学学者们在专业中对于道德的认识与剖析。
经济学存在人性吗？经济学家应该讲究道德吗？
诚然，我们给经济学所下的区别于其他研究人的社会科学的定义是说“经济学研究在既定约束条件下，以最大化效用为目标的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对于稀缺资源的配置”，而且，我们也很难从高级宏微观的经典教科书中看到一丝对于价值观的论说与判断，也很难看到经济学在缜密的分析中加入主观的判断，但我们依旧不能那么肯定地认为经济学就是客观的与没有任何感情的。
斯密崇尚市场的自发调节，马克思则更相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二者相比，我们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一种带有着明显阶级立场与感情色彩的经济学。马克思也曾明确地在书中断定政治经济学是带有阶级性的——阶级性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表现。
我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在于其形而上的种种假设，硬性地抹煞了经济行为参与者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在教科书看来，经济人的理性仅仅是指依照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选择某种行为的方式。而对于效用的理解，其更多的定义为效用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同方向变化。这就很难解释在当下的四川大地震中众多失去亲人、家庭的解放军官兵甚至是民间志愿者们不顾一切、奋力救灾的行为选择。
由此，我又想到了前些日子所看到的阿玛蒂亚·森关于“伦理、理性、自由”的著作。我想，阿玛蒂亚·森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更多的贡献便是在于当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了大量运用数学语言、计量模型等如此复杂甚至是玄幻的程度时，经济学家们在继往开来的研究中越发沦丧于道德与利益的迷途中难以辨别方向。而森对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杰出研究正是为人们辨别了前进的道路。他的思想无不透露着经济学对于人性、价值、伦理的思辨与交叉。
显然，经济学需要一种价值判断的左右，需要一种伦理道德变量的约束；经济学家则需要向老祖宗讨回失去良久的价值观——一种经邦济世的良心，一种经世济民的责任心。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用自己对专业的影响力而为利益集团服务时，出现的成本由谁来埋单；我们也很难想象当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将权力部门给予的权力与荣耀视为决定自己行为的唯一目标时，那经邦济世的鸿鹄之志又能如何不当然无存。
庆幸的是，正是这样一种道德的力量与信念还支撑着许多学者们在奔走呼号，在犯颜直谏，在坚守伦理。当然，正直的心才是最为关键的，经济学的傲骨也在坚强地抵制权势的拉拢与腐蚀。相比对微积分或是博弈论定理与推论的充分理解和详熟证明，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所匮乏的可能正是这些。
至少，长期来看是这样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7 9:00:3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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