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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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教训：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你在新形势下看懂中国的汇率与货币问题，不回避关键问题，不遗漏热点话题)

作者：周其仁

编辑推荐：
　　《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汇集了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其仁其文”专栏发表的51篇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以及作者以往在其他媒体发表的数篇相关评论。作者直面近年来货币市场和汇率政策的风云变幻，以其精辟的见解和坚锐的笔锋为读者拨开云雾。“口水能定汇率吗？”“货币是怎样炼成的？”“什么是治理通胀之道？”“人民币以何为锚？”……

内容简介：
        “汇率者，货币间的市场之价也。”继“回望改革，面向未来”的《中国做对了什么》之后，本书将教你在如何在新形势下看懂中国的汇率与货币。

作者简介：
　　周其仁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开设课程。

精彩书评：
　　我们读得懂人民币上的数字，但是不一定能读懂人民币的表情，心跳和体温。我们不知道这张纸币是健康，还是病弱，是在成长，还是羸弱和衰竭。这本书，是对货币的望闻问切，是对讳疾忌医者的提醒和挽救。
　　——新浪中国好书榜2012年度榜“十大好书”颁奖词

　　这是一部透过钱的现象探查货币的本质，进而探查经济金融的真相商业作品。其从“人民币汇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此直白的问题入手，层层深入，用深厚的理论功底结合当下中国实际，揭开了货币运动的神秘面纱。
　　——新华网2012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颁奖词

　　货币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在这本大多由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书中，作者试着给出答案。通过多年撰写评论的经验，作者摸索出三条写作心得，一选题集中，二调查持久，三内容分层次，条理明晰、细细道来。于是，这本书从“人民币汇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此直白的问题入手，层层深入，用深厚的理论功底结合当下中国实际，揭开了货币运动的神秘面纱。当然，作者也不忘给出我们教训的答案：“货币史的教训说，真正的困难是如何防止一个经济迫于短期的压力，把好端端的、或至少尚可用的货币之锚白白给废了。”
　　——《新京报》年度好书推荐

　　在现代社会里，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掌握些经济学常识大有裨益，既便于自己做出适当明智的选择，也便于读懂身边的公共政策。周其仁先生致力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对于货币、汇率、通胀等人们热议的问题洞察秋毫、见解独到。他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能把枯燥乏味的专业问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民间故事，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人茅塞顿开。
　　——王建旭，网易读书月度好书推荐

　　用货币来解读宏观经济，这种方法当然不是独创，而是经济学的传统。在芝加哥大学，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只讲“货币”与“价格”理论。宏观经济的核心是“货币”，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这就抓住了经济学的实质。《货币的教训》正是用货币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存的各种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热点”。从国内到国际，包罗万象，但万变不离货币，正是这本书的特色。
　　——梁小民，“只有货币最重要”，《中国新闻周刊》

　　收到这本文集之后，我随手翻阅便有了继续阅读的冲动。因为，周其仁以我熟悉的风格，写了这一组他以往并不熟悉的“货币”文章。他的风格是什么？我借用陈云书赠朱镕基条幅的上联来描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中国经济学界，周其仁是调查研究的高手并以此名世。
　　——汪丁丁，“‘不唯书’的经济学故事书”，《新京报》

　　正像人们会遭遇“熟悉的陌生人”一样，在周其仁先生看来，我们每个人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金钱很熟悉，也相当了解其用途，但对货币的认识就不够多不够深了，这就是其所说“懂钱容易懂货币难”，因而他在本书《前言》中说：“从已知的‘钱’向未知的‘货币’前进，是知识上的深度探查，大有可为也。”
　　——胡飞雪，“透过钱的现象探查货币的本质”，《证券时报》

精彩书摘：
        固定汇率的好处写起来车载斗量。可是不厌其烦向公众阐释固定汇率种种好处的衮衮诸公，却要面对一个可能有点尴尬的问题：有那么多好处的固定汇率制度，为什么偏偏没有守住？放眼全球，美元、欧元、日元以及几乎所有货币之间的汇率，有哪个还是政府及其专家系统想固定就固定得了的？即便人民币算是盯住了美元，但因为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浮动，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又哪里固定得住呢？
       是的，放眼全球，固定汇率制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一项安排，早就落花流水春去也。高举固定汇率大旗的名家如蒙代尔先生，要在当代重建固定汇率制，立意极其高远。不过，意义那么伟大，又拥有如此众多好处的固定汇率体系，实际上是在历史上建立起来之后又垮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有待解释。否则，就算费了天大的牛劲真把固定汇率体系再次重新建立起来，怕还是难逃将来守不住的下场。废了再建，建了再废，何必瞎折腾呢？
       固定汇率守不住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国际贸易来往的各国，守不住各自货币币值的稳定。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相关各国做不到同步维系币值的稳定。19世纪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二次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因为这个同样的原因而撑不下去的。道理不复杂：互相交往的货币币值变化有异，反映不同货币之间比价的汇率固定又从何谈起？这点教训，值得我们现在这个被称为“亚洲时代”、“太平洋时代”，或者甚至什么“中美国经济”认真借鉴。重点就是一句话：守不住币值稳定，休想守住汇率固定。
       币值不能稳定的一个原因，在商品世界里颇为常见。这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的生产率变动有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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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系列 周其仁 货币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汇率

       能够让我像追金庸武侠连载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追随几年的专栏作家，恐怕仅有周其仁一人而已。从妙手切脉中国医疗体制的医改系列，到打通货币任督二脉的汇率系列，再到剥皮见骨直曝二元病灶的城乡中国系列，几十篇专栏追下来，真如同看一部侦探小说——如何草蛇灰线、如何见微知著，如何顺藤摸瓜……痛快淋漓的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三个系列评论，写出了一些心得。，选题要集中，为读者广为关心；第二，作者要有持久探查的热情，至少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有决心着手连续的调查；第三，内容可以分层次，容许细细道来，久说也不那么令读者生烦。这三者，缺一不可。”
　　常言道专栏都是转瞬即逝的“易碎品”，然而周先生以其一板一眼的态度使专栏成了一次公开的课题研究，如同众人拾柴的起点连载一样，随时收到读者递过来的“小纸条”，将千万人的集思广益内化于自己的写作之中，从而避免了闭门造车的学术陷阱。“狂生”张五常曾自诩文笔独步华人经济学界，汪洋恣睢，大气磅礴，但是我却更偏爱周其仁抽丝剥茧、娓娓道来的细密针脚功夫，文字明快晓畅而又不淡而寡味，“接地气”而又不像民粹派那样在泥地上打滚儿，可谓入得象牙尖塔，下得田间地头。在该敲打鞭挞处他也绝不心慈手软，几乎是平地起惊雷一般让人悚然惊觉，力透纸背，却因为层层叠叠的铺垫而并不让人觉得耸人听闻。
　　这本《货币的教训》正是“周氏风格”的典型代表。面对汇率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亚历山大结”，他如同对待医疗体制这只多头怪一样，只用一招就手起刀落，那就是价格形成机制。为什么无论中方美方都口水横飞各执一词而不去出价呢？“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制度。”为什么这一点在汇率市场失灵了呢？原因不言而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并非市场机制，而是另有他因。
　　其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中国仅此一家，全球其他地方别无分号，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汹涌澎湃，只是因为他们无法用美元买入人民币。其二，在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裁判与球员身兼二任的超级买家——中国人民银行，将中国出口创造的大部分外汇收入囊中，形成了年年水涨船高的数万亿外汇储备。虽然裁判下场踢球，但央行却老老实实地遵守着游戏规则：价高者得。央行之所以能打败天下无敌手，只是因为它的出价，若再追问一步凭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央行“垄断”着货币创造，印钞机日夜飞转，借债能力近乎无穷——无需经过债权人同意，甚至不需债权人知道。这样从全体国民兜里掏钱在外汇市场一掷千金的“包场”行为，其余买家只好乖乖退散再无言语。
　　“财大气粗”的央行虽然可以狂砸重金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然而这样做绝非没有代价。因为，按下了“汇率上升”的葫芦，却浮起了“通货膨胀”的瓢。这样一来，它不得不在“汇率稳定”和“币值稳定”量大政策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被动超发”将货币老虎越养越大，另一方面要扔出加息、准备金等手段使老虎乖乖地趴在笼子里，而非冲进社会激发通胀四处伤人。这种左右互搏的功夫随时都有走火入魔、玩不下去的危险。
　　央行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两难困境呢？因为吸收外汇的“障眼法”恰恰为其创造天量基础货币，从而转化为ZF信贷创造了条件。央行创造出来的货币，大部分都流入了基建、高铁等ZF项目，也为土地融资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血液。通货膨胀的大水漫漶而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ZF、官商成了受益者，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则沦为鱼鳖。
　　在远兜远转地一番追踪之后，汇率问题就和内政问题挂上了钩，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它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央行以“溢价”购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造成的通货膨胀却落到每一位民众的头上，等于全体国民都被迫成了补贴出口商和外国消费者的“活雷锋”。
　　如何给普罗大众“解套”？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放弃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汇率稳定的世界固然美好，然而在各国生产率变动不居的情况下无异于纸上乌托邦。
　　遥想美帝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若金汤，依然抵挡不了国际贸易起伏的风吹浪打，最终土崩瓦解。美元从此飘摇无依，汇率跌跌不休，直到美联储主席力挽狂澜地筑起一面抵御混乱的大墙，将美联储打造为凌驾于政治争论之上的美元之锚。而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横扫一大片，就是因为亚洲国家都学曹操的“铁索连船”将货币绑定在美元之上，美国经济的动荡如同烈火一样将它们烧了个遍。
　　看官可能会问：任由人民币汇率扶摇直上，那么出口怎么办？周其仁的回答很简单：要保汇率也可以，但是ZF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设想，当追赶国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也大幅度提高比较生产率，那就可能“地伤害另外一方”。周其仁教授根据自己在台州的见闻佐证萨翁的前提假设，再加上逻辑推理，最后不得不承认：“在限定的范围里怎样也找不到不同意的根据。”
　　“萨缪尔森设想”之所以惊世骇俗，正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解释与支持：经济学教科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发挥双边比较优势，使总福利化。但当我回过头来，回顾这学期中国经济专题课读过的经济学文献、了解的经济学大师后，我少了些“惊骇“，多了些冷静。
　　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Smith，1776）为代表的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Ricardo, 1817）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 1919; Ohlin, 1933）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 又称外生比较利益说。外生比较利益是指人们天生条件的差别（生产技术或资源方面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贸易双方中，一方的生产条件比另一方在所有产品中都差，但只要这种差别在不同生产活动中不一样，则生产效率低的国家可以出口生产力差距小的产品而使两国都有利可图。以资源禀斌而言，劳力相对较多的国家应该出口劳力密集的产品，而资本相对较多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的产品。然而，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利益说受到质疑。“从经验观测而言，不少经验数据证明，外生比较利益说并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
　　事实上，萨翁看似惊世骇俗的推论在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的模型中早已被提出：“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 同时以中国出现“远大”中央空调这类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日本1950年代汽车产业的繁荣为佐证。
　　相反，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周其仁教授在《在台州读萨缪尔森挑灯看剑》一文及课堂讲授中对此现象中人的行为的解释：人强大的学习性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以市场换技术”成真。国产大飞机的出现就是一例。萨翁设想的最后结果是“美国自愿地退回到不贸易状态，自己既生产飞机也生产衬衫，从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利益被地损害’。”但是我同样对此存在疑问。
　　首先，假设飞机领域实现贸易自由化和零关税，美国波音公司可以将工厂设在中国，那么完全可以利用中国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等，加之本身先进的管理技术，那么还是可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取得市场竞争优势，随着中国大飞机的崛起，大飞机市场整体劳动生产率上升，社会总福利增加，那又何来“损害”之说？说白了，萨翁要维护的利益不单只是美国利益，而且是类似波音这类美国高技术公司的性的垄断利益。
　　其次，美国真的会退回到“不贸易状态”吗？因为所谓的利益被损只是相当于从前美国对华贸易占据优势而言的，如果相对于完全不贸易状态来说，只要美中之间还是存在外生比较优势的差异，那自由贸易还是可以增大两国共同的福利的，比如如今的美日贸易。也就是说，萨翁设想其实是有一个“美国中心论”在其间的。凭什么美国人就不能以低廉的劳动力、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为代价换取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就好比凭什么一定就是“1亿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换一架波音747”，而不是“1亿条李维斯换一架中国C919”呢？
　　最后，周老师提出的的解决方法是美国要继续并加快它对新兴领域经济增长点的开发，生物制药、人工智能等等新兴产业要与IT业的发展齐头并进。这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个“西方中心论”呢？为什么就不能是中国首先开放新领域？为什么结果就必须是我们迁就着美国、不让它利益受损以便继续进行贸易？当我们自身也能制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产品时，应该是美国人求着我们开放高新技术领域啊。其实道理很简单，优胜劣汰，美国人如果不努力，同样可能会被踢出世界强国之列，就如同当初的老大帝国1980年代举国都在忧虑是否会被开除“球籍”一样。
　　这一学期中国经济专题的学习给我的启示就是：中国人，无论是底层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是拥有无穷的智慧的，这种智慧并不仅仅体现在过去常说的万里长城、兵马俑上，更体现在惠泽平民的凤阳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大胆尝试上，体现在联想红利转股权的权衡兼顾上，体现在成都农民集体开发土地的化危为机上。中国人并不比别的民族劣等；中国制造现在经历的日本、德国也走过，“山寨”并不只是耻辱，更是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学习曲线的最生动体现。
　　杨小凯说中国还存在后发劣势，认为只改技术不改制度埋下更大的隐患。但制度改革确实难度大，一旦不慎可能连技术改革都难以为继。80年代末政治改革诉求的失败导致三年治理整顿、保守派横行，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南巡，那中国的改革不知又要经历几多反复。的确，政改的失败为如今诸多问题埋下伏笔，但这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却在无形中塑造了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开放活跃的思想、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普遍支持、对多元化的包容，这些都为未来政改提供了强大动力。
　　瑞士不久前公布一项“无条件的补贴”提案，每个瑞士人无须工作，每个月可以领取1500欧元到2000欧元的补贴。提案委员会成员奥斯瓦尔德•西格说，为了生活而劳动是不公平的。三联生活周刊以此发微博称赞瑞士。但是事实真能这样美好吗？希腊债务危机根源不就是长期的、甚至不惜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养懒了希腊人吗？记得周其仁在《货币的教训》中说：汇率稳定来自币值稳定，即商品生产率的同步提高。 那条微博得到广泛转发，但在下面惊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的人似乎没有想过：不劳而获是可耻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且现在欧美人享受高福利甚至超福利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
　　1996年，有个喜欢标新立异的记者问柳传志：“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说到底又会怎么样？”柳传志瞪大眼睛回答，“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
　　我们作为消费者，当然是哪家好买哪家；但是我们作为中国消费者，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有中国的民族品牌，能有不仅价廉而且物美的MADE IN CHINA的。中国现今的问题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太多，“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却让我发现再纷繁复杂的问题也有惊为天人的解法。只要我们自强自爱，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创造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也便是周老师最后所说的：中国的学子，也决不能止步于短期能力与智力的挑战了。

        周先生是位货币主义者，是位身体力行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理论的经济学家。他用深厚的理论功底结合当下中国的实际，为我们一层层揭开了货币运动的神秘面纱。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于实际商品和服务交易需求的时候，必然引起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一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于上世纪60年代通过对1867-1960年间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数据的研究，系统探查了美国货币存量周期与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货币存量的变化，独立地、稳定地影响经济状况、收入和价格的变化。
　　然而此书的开篇却讲的是另外一个议题——人民币的汇率，未看前言者且经济学功底不算深厚的读者一定会被一篇篇环环相扣的短文绕得云山雾罩，大有跳过此章直奔主题的冲动。如此便辜负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孰不知自1994年国家关闭了央行主动超发货币的大门之后，央行以“基础货币”被动的对连年增长的净出口所得进行结汇才是当今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的央行又该怎样？
　　既然美元不断走贬，央行应果断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把本币的币值稳定作为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用财政预算开支、国有资源的权益和财政专项发债三个筹资渠道替代基础货币来购汇，如此基础货币不再超发，汇率任由市场决定，“别指望钩住美元就保得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
　　“货币史的教训说，真正的困难是如何防止一个经济迫于短期的压力，把好端端的，或至少尚可用的货币之锚白白给废了。”当务之急，是奠定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这是因为稳健的货币来自稳健的财政，而稳健的财政要靠制度保障。
　　有这样的央行守卫者，我相信房价暴涨将几无可能，多少年之后我还可以用几百元的钞票买到称心如意的衣服、饭食、书本、电脑、手机。
　　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放水的闸门不能大松，水多了就该加面。——记住先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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