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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出卖的商品只是在买者与卖者缔结契约时才真正作为使用价值转到买者手中。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它是作为能力、作为力被出卖的，并且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这种能力、这种力。所以，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出卖以前就存在，但它的使用价值则只在于以后的力的表现中。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这种情况正象有人把一座房屋的使用权卖给我一个月一样。在这里，这个使用价值只是当我在这座房屋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才提供给我。同样，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当我利用了劳动能力，让它实际为我工作以后才提供给我。但是对于这种使用价值来说，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商品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买者的货币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作为支付手段起作用。劳动能力是按日、周等出售的，但劳动能力只是在一日、一周等时间内被消费以后才付给报酬。在具有发达的资本关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能力都是在它执行职能以后才付给报酬的。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对自己商品的使用预付给资本家，在工人得到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支付以前，他就让买者消费这种商品，就把它贷出。在危机时期，甚至在各个破产事件中都表明，劳动者给予资本家的、由出卖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性产生出来的这种经常的信贷，并不是什么臆想。“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但是施托尔希又狡猾地补充说，工人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什么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同上）
“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但是，从建立在这种关系的性质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方式得出的其他实际结论，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然而可以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种是按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3/4以上。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大多数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等，以及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约翰·戈登爵士对1855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1/4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去买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
但是，无论货币是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商品交换本身的性质都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劳动能力的价格在购买时已由契约确定，虽然它要在以后才能得到实现。这种支付形式同样不能改变下述情况：这种价格规定涉及的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它既不涉及产品的价值，也不涉及本身根本不是商品的劳动的价值。
正象已经表明的那样，如果价格得到支付的生活资料是一定的社会状态下通常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使工人能以必要程度的力量、健康、生命力运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和通过接班人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也就支付了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配第把日工资的价值规定为使工人足以“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的“一日生活品”的价值（《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 “劳动的价格总是由生活资料的价格构成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分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货币万能》）
“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德尔编《全集》）
“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任何物品的自然价格都是……使用到这种物品的生产中去的东西……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劳动的自然价格……虽然它按照不同的气候和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但是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把它看作非常近似于静止的。”（散见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
如果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那么另一方面就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把自己的需要缩小到这样不可想象的程度和把自己的生活条件限制到这样的最低限度，一言以蔽之，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具有象爱尔兰人那样生活的本领。在论述劳动能力的价值时，谈的并不是这种身体上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量。正象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一样，劳动能力的价格可以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或下降到它的价值以下，因而可能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只是价值本身的货币表现的价格。生活必需品（它的总价值构成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水平可以提高或降低。但是，分析这种波动，并不是这里的事情，而是属于工资的学说。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会表明：不管假定工人的需要水平是高还是低，都同资本的分析完全无关。但是，正象在理论上一样，在实践中也要以劳动能力的价值是既定量为出发点。例如，一个货币所有者要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例如转化为一个棉纺织厂的经营资本，就得首先了解他打算建立工厂的那个地方的工资的平均水平是多少。他知道，工资同棉花的价格一样经常会偏离平均水平；但他同时也知道，这种波动会互相平衡。因此，在他的估算中工资就作为既定的价值量。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工联的有意识的和很明显的基础，而工联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工联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工资水平降低到各行业中既定的传统水平以下，无非是阻止劳动能力的价格降低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下。工联当然知道，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变动，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但是一方面，这种变动的发生与买者——在这种场合就是资本家——关于这种变动发生的片面断言是绝然不同的。另一方面
“在以下两种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一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水平，即在买者和卖者平等协商时从正当的（公平的）商品交换行为中得出的水平；另一种是，当资本家同每一个人单独地进行协商并利用个别工人的偶然困难（与一般的供求关系无关的困难）来决定压低工资的时候，卖者即工人不得不同意的工资水平。工人联合起来，是为了在出售自身劳动的契约中在一定程度上同资本家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是工联的合理之处（逻辑根据）。”
为了保证工人的利益工联的目的是：
“工人一时的直接需要不能强迫工人同意低于一定劳动部门中由供求关系先前确定的工资”（同上）
从而把一定部门中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普遍降低到它的普通水平以下。“工人本身”把这种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是工资的最低额，而资本家则把它看作是一个行业中所有工人的划一的平均工资。”（同上）因此，工联决不允许它的会员在工资低于这种最低额的情况下劳动。不言而喻，资本家会把这个“劳动的划一水平”诬蔑为侵犯工人的个人自由，妨碍资本家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妨碍资本家对特殊才能等等给予特别报酬。登宁先生——刚才引用的他的那部著作不仅抓住了问题，而且以巧妙的讽刺阐明了问题——回答说，工联允许资本家“给卓越的技能和劳动能力支付高的报酬，他愿意支付多少就支付多少”，但是工联却不同意资本家把99/100的工资总额即“普通人”的工资，也就是每一行业中平均工人的工资降低到“工资的最低额”即平均劳动能力的普通价值以下。《爱丁堡评论》的一位观察家（1860年。《工联》）把工人反对资本专制的联合诬蔑为这些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迷惑而自愿服从的一种奴隶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战争中人们都希望敌军不服从纪律的专制。但是，这个道德上被激怒了的观察家还发现了更糟糕的事情。工联亵渎神圣，因为它破坏了自由贸易的法律！这是多么可怕啊！登宁先生顺便回答说：“如果一方的一只胳膊受了伤或被捆起来，而另一方却自由地运用两臂，那么这并不是一拳还一拳的自由交换……雇主愿意单独地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以便他能够愿意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给这些工人的劳动支付‘血汗’价格，而作为卖者的这些工人的右臂则被他们出卖自身劳动的必要性束缚起来。这就是雇主所说的自由贸易，然而这种自由完全是雇主的自由。假如你愿意，可以把它叫做贸易，但它并不是自由交换。”（同上，第47页）]工联是工人本身为此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保险团体。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工人为了保护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建立起来的这种联合的目的。在伦敦的所有行业里都有所谓的“血汗榨取者”。
“血汗榨取者就是答应按照普通工资向最初的企业主提供一定量工作而又让其他人按较低价格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形成血汗榨取者的利润的这个差额，是从实际完成这项工作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同上）
综上所述，资本的本质就是：由于劳动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导致了资本家把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资本，在商品经济环境中实现用钱赚钱的活动，同时导致了丧失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无产者，为了生存不得不为资本家进行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因此就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资本的本质是非常清楚、明白地、无法否定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绝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因此，要认识资本主义，就要打破、抛弃资产阶级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制造的资本的神秘性，牢牢记住资本的本质！从而为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提供一把利剑！
劳动者201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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