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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后来我想，我应该将这些课堂笔记放到我的博客上，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并从中受益。正如林老师所说的：“好的政治家、好的实践者与好的经济学家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是一样的。”好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不仅有助于正确地分析经济现象，而且有助于正确地分析其他社会现象，我相信不同专业领域的人都能从林老师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经济学理论中获得有益启示。
（以下内容系根据笔记整理，可能不完全准确，部分内容是林毅夫教授有关其他经济问题的思想）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关于“人是理性的、追求自己的目标最大化实现”的假设是经济学的“体”，而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是“用”。他认为，应该按照“体”与“用”的关系对待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家应该有“常无”的心态，不要将已有的经济理论作为出发点固守不放，应该坚持不放的是“经济学关于人是理性的假设”。可以说，正确对待经济学的“体”与经济学的“用”之间的关系是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他最为强调的内容。
林毅夫教授在课堂上还引用大量传统思想中的精华来阐释这一关系，其中包括：
（1）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原意 ：有道德的人(大人)，说的话不一定守信 (言不必信)，做的事不一定果决 (信不必果) ，但留意于通权达变，而以“义”为衡量的标准 (惟义所在)。
（2）“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孔子）
原意 ：“毋意”，就是不凭空揣测;“毋必”就是不绝对肯定;“毋固”就是不固执己见;“毋我”就是不自以为是。
（3）“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
原意 ：作为菩萨，无论他的见修行果，皆不应有所住，不应有任何执著，内心不能系于任何一个实有法上。《金刚经》
（4）“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 《道德经》（老子）
原意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有一个统一的、共同的起始。这个起始，就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根。如果认识并掌握了这个本根，就可以理解由此而产生的万事万物。遵循这个本根的原则，终身不会有危险。
（5）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徳，是以无德。《道德经》（老子）
原意：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由自性所发，不执着不自有之自然无为妙德曰上德，所以上德不自有其德，反而他是真正有德。可理解为：上等的“德”，或“有上德之人”不搞形式、教条，于是，他们就是真正的“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凡有执着不能自然无为之德曰下德，所以下德怕失去所行之德，反而没有德。可理解为：下等的“德”，或“有下德之人”，专门拘守形式、教条，死死的守住形式、教条，生怕丢失了它们，却由于无法达成，反而变成“无德”。
（6）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道德经》（老子）
原意：前识者：人的外官所能意识到的，指表面的仁、义、礼。 能够为人们的外观所意识到的，都是表面现象，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舍本质而重现象，是人类走向愚昧的开始。具有天地之志的大丈夫，是不会执着于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因为，欲实现天地之志，就必须证悟大道，配天地之德。因此，大丈夫抛开虚华的表面现象，修德悟道，去探求世界的内在本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林毅夫教授对上述思想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这些思想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学的“体”（理性假设）与“用”（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学理论）的关系，上述思想均说明了不应该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看作是必定要坚持的。不固守已有的理论，这才是“常无”的心态，只有抱着“常无”的心态才可能建立起（不同于前人的新的）理论体系。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2部分
1．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人做出对自己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人面临约束，根据这种约束他会做出决策。
经济学理论抽象到最后只剩下“人的理性、最大化”这一假设，这是经济学家应该坚持的。这一假设即为经济学的“体”，而各种不同的理论是“用”。“用”可以不坚持。
2．好的政治家、好的实践者与好的经济学家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是一样的。
3．现有的理论可以解释现象，但是理论不可以作为出发点，这才是“常无”的心态，否则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原创的机会。只有“常无”的人才可能建立理论体系。
4．检验理论对与不对：一是看理论内部是否逻辑自洽，二是看逻辑推论与现象是否一致。
5．要从真实世界出发去思考模型，而不要从模型出发思考真实世界。
6．已有的模型恰好能够与真实世界对应的可能性很小。
7．学习已有的理论是为了训练研究方法，并且还可以知道“学界的语言”，这样可以用同样的语言说话以便让别人听懂。理论是一种语言、一种工具。
8．不要把生产函数当作生产技术，生产函数只是在某点上的近似而已。
9．对于经济学来说，首先是人的理性，然后是考虑choice set，考虑“替代”。如此来说经济学其实是很简单的。
10．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提供）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做R&D时出技术成果的可能性低，不确定性大，此时就需要更高级的人力资本来做R&D（更高级的人力资本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更高）
11．改变内生现象，必须从改变决定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入手，否则就可能从second best 变成 third best。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3部分
1.要先想清楚现实世界，然后再做模型。从模型出发看世界，做出的推论可能是错的。从模型来看世界，必须先看模型是在解释什么现象。在美国适合的模型就不能随便套用在其他地方。
2.理论是不能用理论来否定的。检验一个理论应该看：（1）理论内部是否逻辑自洽；（2）其推论是否与现象一致。
3.“一分析、三归纳”法：
“一分析”：
分析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限制条件是什么？选择范围是什么？选择范围内每个可选方案的特性是什么？（每个）可选方案的相对机会成本是多少？
“三归纳”：
a横向归纳法：在同一个时期，当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决策者在做选择时，这些不同的决策者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
b纵向归纳法：按时间先后顺序，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中的重要现象的先后变化顺序去探索现象的原因。
c多现象综合归纳法：将同一地方同时发生的多个现象综合起来，从中归纳出这些想象背后的原因。
4.“资本可以完全流动”只是一个书面上的“流动”（模型），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流动的,因为模型通常作了简化。
5.技术的外部性：在发达国家，高科技能够较容易地扩展至民用领域，民用领域容易吸收高科技，因为在发达国家高科技与民用企业的技术相差较小。但在发展中国家，这两者相差较大，因而高科技不容易扩展至民用企业，所以在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不容易形成外部性。
6.（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看作是内生的。当一个国家实行赶超战略时，知识产权就难以保护好，因为为了保护某些（没有知识产权的）企业。
7.发达国家是否应该有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不应该有产业政策。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有本质区别：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其技术创新方向是不明确的，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方向是明确的。如果说发达国家有产业政策，那可能是这样的产业政策：对某些类型的产业提供保护。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不会是指要新发展某一类产业。
8.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时可能是引进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所以ZF此时还必须为其提供保护、补贴。但是，实际上被ZF认为是夕阳产业的东西可能反而具有比较优势。
9.国家在开始时为什么要实行管制、干预政策？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会需要保护。因为（产业、产品）不符合比较优势，同时为了赶超，为了让资金往一个地方流动，为了扶持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以有了ZF的干预、保护政策。而管制后还会继续要求管制。
为了实行干预，ZF的规模肯定小不了。
但是，国家开始实行管制、干预时其理由却可能是“为了减少市场失败”、“为了国家发展”，等等。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4部分
1． 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追求自己的目标最大化地实现，所有人都会表现出这一共同的理性。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理性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因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的人做出决策（选择）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决策（选择）的结果不同。尽管决策结果因时因地因人而千变万化，但是，就决策都是理性的这一点来说是共同的、不变的。（举例说明：同一个人购买同一件商品，在不同的条件下他可能会接受不同的售价。尽管他接受的价格不同，但都是理性的选择）
2． 经济现象还没有被解释只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的理论出现，不能因此说经济现象不能被解释，可以说经济现象都能由经济学理论解释。
3． 现有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都不是理论家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政策设计出来的。
4． （现有的经济学）对ZF决策的主观能动性了解不够。ZF的主观能动性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在发达国家，ZF的这种能动性作用小些，在不发达国家则大些。
5． 一个国家的赶超战略能够持续多久取决于其初始禀赋，其中包括自然资源。
6．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合适的技术并不是最发达国家的技术。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5部分
运用理论的人与创造理论的人的心态应该是一样的，都应该是“常无”的心态。“常无”的心态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心态。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是“常无”的心态，因为过去的经验并不能保证现在一定会成功。
不要以为最前沿的理论就一定是最好的，正确的理论。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的问题，目前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还很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只要不是关在书本里，其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就会比发达国家的研究工作者的认识更深刻。当然，也有可能“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知而不行则非真知，必须自己参与（研究？）。有时候最难的东西其实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却是最难的。
如果一个（糟糕的）现象是内生的，我们直接去改变现象，则结果是更糟。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具备外生的条件而去做发达国家所做的事，其结果也会更糟。
过去人们（从模型出发）认为管制是需要的。如果管制而没有“寻租”，则管制似乎可以成功。但是，管制后如何避免“寻租”？企业的目标是利润，而靠垄断、补贴等更容易获利，所以会出现“寻租”。由此也可知，不能从模型中去得出结论。
决定国家发展的不是产业，而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国家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提升要素禀赋结构。
贸易对于小国来说好处大，对于大国来说好处相对更小。
回归分析的问题：其实很多变量间并不是因果关系，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基本的原因，只是人们并没有看出来。
人们现在已经注意解决计量时的内生性问题，但是还没有注意共生性问题。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6部分
前沿的研究是对知识增量的贡献。国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可能是前沿的，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能够成为前沿的。
人文社会科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国家的制度、要素禀赋结构等相关。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用会造成很多不良后果。
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中也可以总结出理论，这样的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更有用。全球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可以增加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的福利，意义很大。
自然科学的定理在国内外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自然科学上要出成果必须要在外国的先进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但社会科学不一样，在美国成立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成立，如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发明是内生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是外生的、给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问题是应该选择什么技术。所以，在发达国家适用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
自然科学是直线的，从这一点到另一点只有一条直线。人文社会科学是球形的，从球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到达另一点。
理论可以帮助人理解世界，但也容易限制人思考。学理论是学习别人如何观察“体”。（关于“体”，请参考本版：林毅夫教授谈经济学方法论：任何表述出来的理论是"体一用殊"）
当金融的几个功能并排列出来时，我会区分一下：哪些是更基本的，哪些是由更基本的所导出来的。如果不区分而将金融的功能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得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的最基本功能是配置资源。
当别人将几个原因并列时，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哪些是最基本的，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外生的。这是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
是生产活动导致制度安排而不是相反，否则我们就只要设立制度就行了。比如，NASDAQ股票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分散企业的风险。
随着生产活动的变化，金融结构也会变化。生产活动的特性不一样，风险也不一样，所需要的金融安排也就不一样。
亚当·斯密说ZF应当做“守夜人”，不要干预经济，让“看不见的手”去起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制度不完善，市场不完善，同时又要求经济高增长，所以就不能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ZF不管（经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ZF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该管的事情很多。
可是，ZF也可能干预不当：一是做得太少；二是做得不当，照搬照抄，“给小孩穿大人的衣服”——看见大人穿西装好看就给小孩也穿上西装。
美国ZF原来规定私立银行不能跨州经营，这是合理的，因为当时企业的规模较小。但是后来企业规模大了，不仅跨州经营，甚至跨国经营，这时对银行的经营地区进行限制就不合理了，否则企业就可能要和50个银行打交道。
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如中国的清朝或民国初期，在特许几家全国性大银行的同时如果限制中小银行在省内经营，也有合理性，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但是到了经济发达了，经济规模很大了，这种规定就不合适了，因为此时“鞋子小了，脚长大了”。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7部分
许多人总是问什么是前沿性问题？如果通过研究问题而能够对知识扩展有所贡献，这样的问题就是前沿性问题。
原创性的（original）工作不是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做出来的，原创性的工作是对现有文献中解释不了的问题提出的新的学说。
对于一个经济问题，首先要把它的特性想清楚，想清楚其中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机会成本是多少，然后再做模型就容易了，否则就会觉得难。
我们看到的经济学上的数学模型都是别人已经完成了的模型，其实这些模型都已经将次要的东西舍象掉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把数学模型搞得很复杂？那是因为将一些次要的、不重要的东西保留在模型中了。所以，要把这些次要的、不重要的东西从模型中舍象掉，把重要的东西保留下来，抓住最核心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结果。做这种“舍象”的工作要靠intuition（直觉）。
通常，我们应该先想清楚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开始建模型。不是说数学模型不重要，数学模型的作用在于将问题想清楚了之后，能够让我们以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我们对问题的解释。
（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先有问题，并清楚了问题的特性是什么后，再去找合适的研究工具解决问题，而不是相反先找好工具（再找问题）。
现在看来，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主流理论都被修正了，如当时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不起作用，或认为财政政策不起作用。为什么要修正？因为经济行为、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所以，修正的是理论中对于经济行为、经济结构的假设。
对于国外的理论，我们不能照搬过来就用。国外的理论只能解释国外的经济现象，甚至还不一定能解释国外的经济现象。
落后国家存在“金融赶超现象”，即在金融上模仿发达国家。埃及、印度、阿根廷等国家都存在过金融赶超现象。中国模仿发达国家建立股票市场，（这也是“金融赶超”现象）。
这种模仿会造成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适应。当“金融赶超”不可持续时就会爆发危机，然后ZF就会加强监管。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特性决定其发展阶段的特性，继而决定其金融结构的特性。如果金融滞后（金融体系不发达），则会导致企业融资不能得到满足，企业只能靠自有资金或非正规金融去融资。如果超前，则金融体系会出现风险，并且资金配置效率会降低。
发达国家的企业面临四种风险：1.企业研发新技术，但可能不成功；2.（新）产品成熟了，但市场不接受； 3.市场接受（新）产品，但企业没有能力生产出来； 4.企业家没有经营能力。
林毅夫教授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第8部分
理论进展的原因是有许多现象用原有的理论解释不了，所以大师都是在理论不能解释现象时出现的。
假说必须以简单的方式解释复杂世界。在许多假说都可以解释现象时，最简单的假说最好。
做研究时，人们一般都是将大家都接受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前提，可是，作为一个好学者，包括其他学科的学者，应该是从事实出发，否则就会失去很多理论创新的机会。
好的经济学家要一眼看出什么是最重要的变量。有时候你找到的“因”并非最重要的“因”，而你却认为最重要。要抓住最重要的限制条件，而这是从经验观察中得出来的。
要避免用事实来解释事实，要用经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价格”、“收入”等来解释经济现象。
学习理论是为了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就好像临摹大师的画，不是为了与大师的原画画得像，而是为了学会大师的方法、大师对布局、光的处理。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知而不知是真知，有而不有是真有。
要假设所有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的，当有选择时，他选择对他来说最好的。大部分人思考问题时总是带着一个先验的东西（理论）。如果带着在一定条件下理性的东西（理论）去套其它事实，这就是非理性。放弃理性就是radical。
我有一个习惯，对某个问题会想想：能不能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能不能用另外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别人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我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的训练是：先把问题的过程搞清楚，先讲“故事”，然后做理论模型，理论模型要做出推论，推论要用事实检验。推论与事实一致的话，对模型就会有信心。我认为，问题很难解释是因为没有把问题的过程搞清楚。
经济学家要抓住那些现在可以实现的变量，要考虑：1.变量的正负；2.变量的大小；3.变量在现在是否可实现，即使是个“大西瓜”（大变量），但不是现在而是很久以后比如一百年后才会实现的，那也不行。
“自生能力”对发展经济学的作用就像“交易费用”对制度经济学一样重要，所以应该将“自生能力”引进新古典经济学。
当比较两种制度（或选择、原因等）时，不能认为这种制度不行就肯定另一种制度行。当ZF失败（失灵）时也不能肯定市场一定就不会失败（失灵），因为失败的原因可能千千万万，不是非此即彼。如果把内生的变量作为政策目标，则结果不是“过”就是“不及”。
（本文作者：易秋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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