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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那天的讲座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我也在很多方面赞同您的观点。我不是很清楚您的学术经历，因为您只介绍了您的求学讲学路径，但我对您的立场路径仍然不甚了解，而那才是我最想要知道的。
和绝大多数人一开始就因为学校或者国度因素而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不同，我是从一开始在还没有接触过完整和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时就自发地用效用论来试图反驳马克思，到较为全面了解西方经济学后反而不得不选择马克思的理论作为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前进基础的。
这些经历使得我非常能够领悟到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线索。
一、自由主义（含新自由主义）
二、历史主义（含制度学派）
三、马克思主义
我在这里就您演讲的内容自己梳理一下关于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以便您批准我是正确理解了您的思路。当然，这也是我的思路。
实际上，没有凯恩斯就没有新自由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时，漏掉了一个小小的逻辑环节，尽管这个遗漏不破坏其理论正确性，但确实使得攻击马克思的人有了反对的空间。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看到这个遗漏，从而是从别的方面来进行反驳，比如把剩余价值的来源说成是是时间创造的，或者是风险创造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极少部分人实际上看到了这个漏洞，但是当他们发现这个漏洞不破坏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时，他们选择避开讨论这个漏洞从而试图让人至少是暂时地不去发现它从而也就不去弥补它。
我个人认为诸如马歇尔和piggou这样的人都看到了这个漏洞，但出于他们的饭碗考虑，他们避开了这方面的讨论。马歇尔仅仅是在其《经济学原理》中稍许点到了“准租”。当他解释他的“准租”时，实际上完全照搬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来源的解释，只不过是通过更换为“准租”这个名词，和仅仅一句话带过，来让后人逐步去发现他实际上承认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定论。而他的研究把政治经济学从社会经济的整体运行移向个人对个人的交易，从而试图用微观领域的现象来作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的努力实际上充其量是开创了当代“商学”和经济学的二级乃至三级学科的基础。当然，他也说明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之所以不再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原因。但就我看来，他的书，其实应该是《商学原理》。当他的个人供求曲线被叠加起来拼凑起总供求均衡的时候，他实际上重蹈了李嘉图认为投资必然等于储蓄和萨伊的需求必然同等于生产的覆辙。如果20世纪前20年，先进的经济学家们能有斗士气概去补上马克思的这个逻辑链条环节的缺失，恐怕1929年的大萧条也就不必那么令人刻骨铭心了。
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穆勒归纳再一次现实。现实又走在了理论前面，从而不得不让凯恩斯这个人来补上这个链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一定使得总产出的分配失衡有多严重，生产过剩就有多严重。生产过剩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象在斯密那里对分税扼杀佃农改良土地的积极性一样在马克思那里彻底断送资本主义的气血循环。和凯恩斯捅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由于货币的贮藏功能从而变得可能相比，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因为私有制而占有剩余价值但不可能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作再生产，从而客观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萎缩实在是对资本主义温和了很多，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至少还可能挥霍，但在凯恩斯那里，资本家连挥霍都减少了，原本提供再生产的动力都被利用货币的贮藏功能给消灭了。凯恩斯的这一弥补，当然令资本家阶级很不高兴，这也是所以当时宣传和介绍凯恩斯理论的一些大学教授在西方大学里被贬职甚至取消教职的原因。
70年代石油危机使得凯恩斯一线的政策实践遇到挑战。但是从实践上，我个人认为，滞涨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实践出了问题，而是经济结构过度依靠廉价能源导致的。实际上，石油作为经济战略资源，供应突然几乎中断，即便是完全的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也一定会出问题。反对凯恩斯理论的那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货币中性理论实际上和凯恩斯的理论并行不悖。如果不提出“没有货币政策的财政政策实际上不可能施行”，所谓货币中性理论不过是马克思那里“货币是天生平等派”的另一种表述而已。但即便财政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也和凯恩斯理论的对错无关，因为凯恩斯理论的政策实践，实质不是政府印钞票，而是让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回到原本创造它的劳动那里去。
当然，凯恩斯理论作为马克思理论的一个补充，必然也必须有着比马克思理论更强的实践约束条件。凯恩斯的理论总是在实践上被理解为通过政府积极而主动地充当生产的推动者可以持久而稳定地醋精经济发展。但这从来不是凯恩斯的意思更不是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凯恩斯的政策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备份。这个备份实际上是在个人从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变为被竞争这只看不见的脚踢翻时进行补救用的。这个补救还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前提，即：政府是经济循环中的一个普通职能部门而不是一个超越个人的镇压机器。但是，这里就关系到马克思理论的另一个缺失，信息阻尼问题。这暂时放到以后讨论。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政府推动型的经济缺乏成熟的制度理论作为基础，那么就一定倒退回西方封建制度同资本原始积累相结合的时期。我在讲座上提出了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西方经济实践和理论辩论在这方面的表现。您也立刻意识到我在说什么问题，但这里我想指出：
政府投资固然推动生产。但如果我们仿照李嘉图有效地把一切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归元法，可以认为一切经济活动实际上都是一种消费活动。消费可以分为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而投资推动的劳动实际上属于生产性的消费活动。这一点用劳动价值论的术语和角度都在实践上很好解释：政府投资建桥铺路——相关投资需要发行货币从而使得劳动与相关价值匹配——如果这种建桥铺路不能转化为相关劳动的分配所得，那么就等于是政府官僚作为资本家通过货币掠夺走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劳动者固然得到了部分货币，但这部分货币仅仅补偿其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官僚和资本相互勾结，实际上等于是在流通领域强制进行了一种交换——用那些对应着桥和路或者楼堂馆所的货币去和其它一切他们所想要交换的商品交换。于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奢侈消费对提高补偿劳动消费的挤出。
官僚和资本家分别获取了这部分政府发行的货币的大部分。如果他们真的挥霍了，那么倒也可以促进其它商品的生产。问题就是官僚把钱贮藏起来了。而资本家则把钱用在国外去消费了，于是我们这里表现出和大革命前的法国，1929年的整个西方世界同样的场景。大革命前的法国，受到贵金属泛滥的影响，贵族大量消费奢侈品，我们这里富有阶层对奢侈品的消费同样狂热。如果说奇珍异宝可以卖高价的话，我们这里人工制造的轻工产品可以因为贴一个所谓名牌而卖天价。（我在这里指出过没有相应的积累，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其价值的高价）而只要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消费的任何产品，都可以卖出一个脱离其价值的高价，比如同等的轿车，国内会比西方国家贵很多(倍或百分比)。这种实际上属于政府投资导致的一个阶级的消费挤出另一个阶级的消费。所以我们这里实际上不存在所谓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而是政府官僚结帮资本家投资后瓜分剩余价值。这一现象和法国大革命前贵族消费挤出民间消费类似：由于贵族阶级大量的奢侈品需求，导致法国国内补偿劳动的基本需求生产被贵族的奢侈消费所排挤（这里我们还是只要把生产消费的价值都归为劳动本身就可以知道投入奢侈品的劳动必然挤占投入基本生活和再生产的劳动）。魁奈的经济表试图说明，由于不生产的阶级必须靠生产的阶级来供养，所以，不生产的阶级索取不应压缩掉生产阶级进行再生产所必须的积累和其自身的消费。（马克思则是对资本主义从另外一个方向进行了更深刻的说明和解释）
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家瓜分走的剩余价值即便用于奢侈消费的价值部分都远远不能交换掉已经被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那么遗漏的部分当然是去了货币贮藏所表现的地方。这部分贮藏在官僚那里表现为纸币，在资本家那里表现为大量的商业楼宇和居住用住宅。这种房地产的价格背离其价值的支撑恰恰在于其背后等量的被交换劳动，因此，我也曾在这里反驳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论。换句话说，凯恩斯的政策实践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除非不具有政府和资本勾结的制度。因此，充其量，这种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环节的一个补缺，从而依旧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体系。只不过，凯恩斯和斯密不同的是，斯密认为商人的利润实现必须以老实人（道德情操高尚者被骗）为基础，而凯恩斯则为利润的私有制提供一剂强心针——实在不行就印钞票吧，别管你的资产贬值不贬值了。
在实践中，凯恩斯的理论也只通过两个途径有效，一方面是积累起来的私有资本大量消灭——已经有学者指出，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凯恩斯也救不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必须有实际价值归属到创造价值的劳动——在战争中，收入的分配必然以实物形式大量朝劳动复归，因为只有切实的劳动可以创造出支撑战争的物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讲座上的图：
弗雷堡学派可以填补问号吗？
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应该属于这张图的哪一部分呢？
事实上，弗雷堡学派的思想和以凯恩斯理论为重要构成部分的新自由主义并无二致。如果我们基于以下共识：把资本和劳动放在一条轴线的两个方向本身不能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如果替换为私有制和公有制恐怕更能说明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或提供指导而不是去划分某一些国家的模式到这个版图中，因为公有制和政府所有制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政府所有制其实和皇帝所有制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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