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彭博士,
首先感谢您上次讲座带来的启发与深度见解。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并渴望更深入地探讨我们关于政治经济学中中国模式的理解和分析。
在我自己的学术旅程中,我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并非源自学校或国度的传统教育路径,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以效用论反驳之,最终却在全面接触西方经济学后转向了马克思的理论。这或许正是我想要了解您立场与背景的原因所在:希望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理解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维度。
就我自己20多年前阅读《资本论》的经历而言,当时我的旁注充满着效用论思维的影响,尽管那时我尚未掌握“效用”这一概念作为反驳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工具。这些笔记和评论记录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轨迹,纸页虽因时间久远而脆弱,但我选择保留它们以示真实的历史见证。
您在演讲中提出的三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线索——自由主义、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并促使我尝试将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进行梳理。我希望我的理解能够得到您的认可,同时也期待与您共同探索这些理念在中国模式下的具体体现。
如果可能的话,请允许我在后续的讨论中进一步阐述我对这三个理论线索之间关系的看法。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交流与探讨,将有助于深化对政治经济学中国模式的理解,并促进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期待您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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