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连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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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连载1）2014-12-22 潘毅 卢晖临等 [url=]嘉泽姬山书院[/url]

潘　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马克思的阶级形成理论

　　我们想利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重点探讨中国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不只包含农民工，还包含国营下岗工人，也包含了国营转制工人，但我们此次将重点放在探讨这一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历史的笑话里面，或者说一个比较荒谬的状态下，当阶级话语在中国几乎是过时的、落后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讲阶级的问题？记得我二十几岁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校园里经常会有这种讲法：20岁讲马克思，你是个好学的人；30岁讲马克思，你是个激进的人；40岁还讲马克思，你是个没头脑的人。我现在年近四十，已经是没头脑的白痴一族了。可是，我还是要讲马克思。我在40岁这个人生交叉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看阶级、看马克思呢？20岁该看的时候我没有看，30岁我在看尼采、福柯，40岁我才开始往马克思的理论上面走。其实，我是白走了一圈，这一圈我一直带着两个大的历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可是今天，它改变得非常快。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这种制度，我认为是一个问题。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进入这样的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这种发展阶段比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描述的资本主义还要来得更粗暴。所以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走进这样一个年代？我自己就是在这两个大问题下来思考农民工的问题，或者说新工人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就是取消阶级。我们现在研究阶级，很清楚，是为了到达一个无阶级的状态。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为了促进和谐社会而做出一点努力。

　　一个工人阶级的形成，我们首先要问到底是谁，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形成？我一直有这种观点，中国经过30年的磨砺、30年的改革，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叫做农民工。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可是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还远远不够。

　　研究农民工其实是解构农民工，而解构农民工的前提是我们要颠覆这个身份的形成。农民工作为一个人群，作为一种身份认同，是外在于工人之上的。要记住，我们研究农民工是要解体农民工，让农民工可以真正转化变成工人。所谓我们理解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一直认为，过去30年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并没有特殊性。我们看历史，看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可以知道，所谓世界工厂其实是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一种潜藏物、一种结果。中国的经验特殊在何处呢？我们的无产阶级化特殊在何处呢？其实就是农民在转化为工人时并没有完成转化任务。为什么农民工已经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的前提是什么？我认为，过去30年的改革已经创造了一种物质条件，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有足够的条件。那么我们要问，这种形成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国内这种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经验，跟其他国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这一代人跑到西方去读书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9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一个人讲马克思，也没有人讲阶级，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刚好是要告别马克思的年代。告别马克思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到达中产社会的状态，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工人，认为消费者替代了劳动者，他们在处理社会内部问题的时候越来越感到马克思理论的不足。所以，他们走向后现代、后结构的理论中去了。我的那本《中国女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所以你们会看到有福柯等很时髦的理论。但是，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处理好就跑得远远的。比如，我当时没有处理好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中国的社会关系的问题。我在没有处理好中国宏观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就跑到非常微观的层面去了。我不是认为我原来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而是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足够，我没有在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个比较宏观的层面下来看中国的问题，也就造成我整本书没有处理阶级形成的问题，而是把阶级问题边缘化了。这是我那本书最严重的缺点。

　　我回国后开始回到马克思，是因为我走进了一个“女工关怀”的NGO，让我能自觉地对应到权力和资本，让我感觉到在对抗状态下一个工人的压力有多大。这时我发现，我原来把权力放到个体及身体这种微观层面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空间，而这时的权力还来得更加赤裸裸。我这次走进工业区，想推动工人做一点小事情的时候，才使我整个人开始改变，让我开始认真回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也让我认识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许多问题是可以对应我们今天的问题的。

　　我最近在看建筑工人的问题时，我认为今天的工人所面对的问题比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问题更加残酷。在《资本论》中，我们看不到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一分钱的情况，也找不到频频出现工伤的情况，《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是马克思故意忽视这些问题，我不认为有工人打一年工拿不到工钱的情况而马克思不把它写进去，也不认为有很严重的工伤而马克思不写进去。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面临的情况还来得更加猛烈。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上去，马克思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创造不同的生产关系，比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用一生的时间来揭示资本的秘密，他认为资本的秘密其实就是资本的累积过程，他一直追问，资本凭什么达到资本的累积？马克思主要贡献就是阐述劳动、劳动力、劳动价值等方面，他认为资本在使用劳动力的过程中产出的剩余价值制造了大量的私有财产，而这些私有财产并不像以前那样是由社会分享的，而是累积在一小部分人的身上，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资本使用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与工人无关，所以创造了异化过程。而这种异化过程又创造了工人与资本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无法处理，于是最后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比较经典的一些概念。

　　马克思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处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到底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力量还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他认为在16世纪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工厂的扩张，特别是美洲的开发，这些过程有助于达到资本累积的过程。而刚才谈到，资本累积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概念。这样就造成了两个阶级分化的过程。

　　马克思经常讲，资本跟雇佣劳工是一个互相制造对方存在的关系，所以，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劳工，没有雇佣劳工也不会有资本。资本累积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跑到市场上去，寻找自由劳动者。马克思说，等你一无所有只能变卖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作为自由者，作为一个个体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商品来自由买卖。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过程时，我们都是农民，都是一些小农，看起来，小农比工人生活更悲惨。其实按马克思的理解，他拥有土地，起码一小块土地，他自己能掌握生产工具，他可以决定产出什么。但是当小农变成雇佣工人时，他便失去了生产工具，失去了生产材料，也无法决定生产什么，无法掌握劳动成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就是不停地创造这种自由劳动者的历史过程，而这种过程是一种暴力的过程。这种暴力过程是通过一种圈地运动形成的。

　　当小农变得一无所有，成为自由劳动者之后，进入了劳动过程，其产出便是剩余价值，是私有产权，而这种私有产权高度集中在一小部分人身上。所以，资本和雇佣劳工之间的对立状态是无法避免的。虽然我们会偶尔听工友说某老板人很好，有工伤会立即送去医院，对工人很关心，但是资本和雇佣劳工的这种对立跟资本家作为个体是黑心老板还是良心老板无关。良心老板同样要榨取劳动剩余价值，他也需要资本的累积。

　　马克思理解的资本是一种集体的成果，而劳动也远远不是个体化的劳动，劳动也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社会劳动，也就是说，资本需要把一个个孤立的工人安排在一起，用这种高度的合作性来推动生产。所以，管理在资本主义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过管理把个体联合起来，达到一种合作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管理者其实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所以，我们现在所谓工商管理绝对是一个资本的代言人。

　　马克思一直在研究劳动的异化，他看上去在讲工人的异化，其实他是在讲人类的异化问题，而工人异化问题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经历了两个异化的过程，一个是人自身的异化，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我们稍作解释，第一点，劳动跟工人是外在化的，是外化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不是在实践自己，而是在否定自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劳动的时间不是属于我的，是卖给了工厂的，而下班的时间才是我的。这就是说，劳动过程中工人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工人掌握不了劳动过程。第二点，刚才说的是工人的劳动过程是不属于工人的，现在讲的是工人的劳动成果也不是属于他的，也是外在于他的。而且劳动成果还与工人站在对立面，成为一种对立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一种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举例来说，当一个工人在Disney（迪士尼）的现代化工厂里面生产出精美的公仔时，按理说她应该感到骄傲，但是当她发现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买一个她生产的公仔时，这个公仔，这种劳动就站在了她的对立面。又比如建筑工人，去年我们与北大学生一起在工地上做研究。在这些工人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来追讨工资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告诉我们，他们想去破坏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别墅。

　　刚才说到，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整个人类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其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才更加极端化的。马克思强调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私有财产的问题。而解决私有财产这么重大的问题交给谁解决？马克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工人阶级，这看上去很天真。他之所以交给工人阶级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劳动是整个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只有借着工人阶级的解放来解放人类，来解放社会。

　　如何解放呢？马克思在1844年就问过这个问题，德国那时已经相当资本主义化了，他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当时他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阶级必须形成，而这个阶级需要有激进的手段，这个阶级的历史任务是解体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其实是整体社会的苦难，这种苦难是具有普遍性的。那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在哪里呢？答案是，工人阶级不但是在处理单一阶级的问题，还是在处理整体社会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说社会的瓦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而谁能扛起这一重任呢？那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宣称当今这个社会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是需要瓦解的时候，无产阶级也就讲出了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他创造了剩余价值，可是这些东西又被拿走了，他经历了异化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具有极大的动力来改变自己，挑战现在的权力结构或者说资本的支配状态。

　　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资产时，无产阶级其实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最大前提。这么重大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是一天就形成的。在文本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形成梳理了四个部分。他认为这种抗争首先在小规模上进行，是个体的不满造成的，个体可能因为拿不到工资，工资太少，或受了工伤。由工人个人不满工厂对他的操控扩大到整个工厂，扩散到一个行业，慢慢地把个体变成集体。个体在与资本的角力中如果不团结起来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工人会先慢慢地解决工人内部的矛盾与竞争。第二点，大工业的发展是要求工人数量不断扩大的，这让工人非常集中于工业区，集中于工业城镇。因为数量更由于集中，让他们感觉他们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共同来对抗资本的。他们越来越知道，资本内部会有竞争，过几年便会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因为过度生产而制造的资本内在矛盾。工人知道，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影响他们的工资，同样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力量。当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工资时，他们感觉到需要一种集体的阶级力量。所以资本与劳工的对抗不是个人的过程，而是一种阶级化的过程。最后一点，工人迟早会感觉需要建立集体的基础，这种集体的基础可能是工会，也可能不是。而且工人也认识到，资本本身其实也日益联合起来了，所以工人不联合起来便不会有对抗成功的机会。工人的抗争其实是一种政治抗争，工人必须知道他们是一个阶级，然后走到一起，形成一种阶级力量，这便走向成熟。

　　马克思在著作里给我们比较清楚地梳理了阶级存在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可是，虽然我们说农民工作为一种阶级的外在条件早已成立，但这不代表他们从自在走到了自为，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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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客观是制度原因，主观是自身认识问题（不是能力问题，能力可以增长，不是最主要原因）。

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样思考，但是人的自私本质如何克服，这个问题能否解决是很重要的方面

附2（连载3）
潘　毅：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阶级形成
　　今天的问题回到我们的重点——农民工。我们昨天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阶级结构，马克思给我们梳理了一种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而汤普森则帮我们处理了阶级形成这样一个主观的过程。我们今天结合马克思和汤普森的理论来理解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
　　其实，我昨天应该讲讲汤普森过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后马”的发展，但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讲，我现在高度概括地讲一下。“后马”其实是在马克思和汤普森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比马克思和汤普森更为细致更为深刻的分析架构。他们把阶级形成分为了四层：第一层是阶级结构，第二层是阶级认同，第三层是阶级感情（就是汤普森及后来者经常讲的class disposition，我不知如何翻译恰当，但我认为阶级感情比较接近本义），最后一层就是阶级行动或集体行动。马克思处理了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这一部分，而汤普森帮我们处理了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这一部分，“后马”则发展出了一套更细致的分析结构。
　　回到中国本土的问题，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经验没有多大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过程一样，当出现高度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出现世界工厂。我们的特殊性在于制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但是新工人阶级产生本身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也没有特殊性。真正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新工人阶级是由农民工这种特殊主体形成的。
　　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的一点是阶级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天开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在阶级就已存在。从人数来讲，不管是之前我们常说的1.2亿还是今天社科院的老师说的2亿，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马克思讲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人数，也强调集中。我们很清楚，今天的农民工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新的发展地区。从人数以及集中化来说，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马克思理解的阶级结构出现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他们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出现时并没有用一个阶级的视野去理解他们，而且往往回避阶级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阶级形成的第一步是阶级无产化的过程。这个阶级无产化的过程在刚才讲的阶级结构、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阶级行动中是最为重要的一步。而这一点恰恰是不管西方还是中国的劳工研究非常忽略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忽略这样一个起点性的环节呢？我这样理解，西方之所以忽略这个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走过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什么是无产阶级化呢？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让工人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所谓农民工恰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间，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忽略了这一过程。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中国农民工的起点是要看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在哪里？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西方的经验相比，异同之处何在？这是我今天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会影响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认同问题。这点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到底认同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你认同的是工人还是农民的生活模式，你的追求、你的想象、你的期待到底是一种农民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工人生活方式，最后会影响到阶级感情。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集体行动。
　　我理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没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我们试着从马克思的理论上来理解。马克思强调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创造和约束一个阶级结构的出现。这个宏观论述其实是在讲两个大点，一个是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的出现制造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另一个是城市化，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比较同步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制造了一个阶级形成的大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同步，使得他们在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比较顺利。可是30年来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工业化而没有发现城市化，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他们身上是两个脱钩的环节。我们让他们走进工厂打工，让他们走进工地劳动，让他们走进家庭当保姆，可是我们绝对不希望让他们在他们打工的地方生活下来。我们仅仅是想用他的劳动力，当我们用完之后就想把他扔掉，把他赶回农村。这样的基础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很多社会学学者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农民工的群体，那是因为农村可以提供社会化再生产的成本。简单理解就是这些农民工手上还有一块土地，工业危机失业了，我们便可以让他们回家，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家。我们可以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让农村来承担。我们没有必要让农民工转化变成工人。这种没有必要便成为让农民工合理化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argument。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种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这是高度分割的两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节会有大量回家过年的农民，而在农村呆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分割的，在汤普森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点点。汤普森讲到，因为圈地运动被迫离开土地，因为他们找不到可维持生活的生产材料，所以他们一定要逃到工厂里面去打工。而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蛮不道义的过程。因为农民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他们可以掌握生产材料，掌握生产工具，决定自己要种什么。但当他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工厂时他马上失去了这种自由。我们知道马克思经常用“自由劳动者”的概念，其实有非常讽刺的意味。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lost的意思，就是你失去了生产条件，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除了买卖身体外没有其他自由可言。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我们经常会问，那农民工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由的，是高兴的还是痛苦的？我这样理解，当我们的农民工出去外面打工时，他们大部分是高高兴兴的，可是等他们高高兴兴地走出去了以后，他再也不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不能回去”不单单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汤普森所讲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他离开家乡出来打工的时候，他整个人开始改变。首先他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他不再是小农的生产方式的参与者，而是大工业下的一个生产者，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认同自己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人。比如我早期接触的女工，她们是对自己成为现代化工人感到自豪的。在大工业背景下，他们的阶级认同开始出现变动，虽然有些群体慢些，有些群体快些，比如建筑行业是比较慢地转变的，他们的阶级认同还一直放在农民的身份认同方面。在制造业方面，我们也看到服装行业的阶级认同比电子行业快些。服装行业招募的是一些初中毕业的，很爱打扮。我90年代去的时候，她们都说：“潘老师，你的打扮太不行了！”。她们整个装束和打扮其实是在经历着一个强烈的内在身份转化和调整的重要过程，慢慢从这种阶级认同转化为阶级感情。但是90年代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现在讲起来比较压抑。我们知道，她们工作时间比较长，12或14个小时，经常性的连续加几天班；宿舍不像今天是标准的8个人，那时是20个人；她们的工资是300多块到500块左右，跟农村比较，她们在农村可能一年的工资都达不到300块。她们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压榨性的场所劳动，其实在进行着内在的心理平衡。虽然有很多压抑无法讲出来，但她们认为已经比她们的上一代幸福了，她们有现金，可以改变自己，或最起码可以走出农村。当时那样恶劣压榨的工作环境下，那些女工内心可能会挣扎，但是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愤怒，也看不到她们有集体的行动。到现在，已经从第一代农民工转化到第二代了，这一代已经从压抑失语的状态转化为愤怒，接着由愤怒的感情转化为集体的行动。我们可以制造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还可以这样维持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资本及制度上的这种压榨的。
　　扯远了，讲回来。我们刚才讲到分割，然后资本又通过劳动的体制把它们合一起来。这一点，任焰老师会跟我们详细地梳理，讲的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 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虽然可以通过户口体制和城乡区隔来卡住，但空间上的硬性分割是不可能的，户口制度等可以做的仅仅是让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他们在打工期间起码要有地方住，还是需要进行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ZF应该承担。大部分的国家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起码提供了一个集体消费的过程，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下一代等，这些任务，我们叫劳动力再生产。但我们的ZF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而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资本和工人自己处理。当丢给资本来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宿舍劳动体制；丢给工人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农民工社区。而劳动宿舍体制和农民工社区也会影响到集体行动。
　　当我们交给资本处理时，它往往以最廉价的方式来处理，20人、10人、8人一个房间，而这还是临时性的。这种临时性方式安排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家庭。我认为，我们为什么可以撑起30年廉价的世界工厂是与宿舍劳动体制紧密相关的。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二十年，劳动力成本就会提上去，以香港为例，香港60年代的工资是500块钱，80年代我记得我家开一个小工作坊，请工人是1000块工资，可是到了1989年，香港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是多少？是6000块。现在广州、东莞、深圳生活费多高，但是整个劳动力成本没有提上去，被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与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世界工厂是相关的。没有这种体制安排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东莞工人要在东莞活下去，他拿1500的月工资可能活吗？他要住房、要医疗、要教育的话，没有两三千怎么活下去？
　　我们用一个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了一个世界工厂，这种世界工厂还创造了一大批卡在中间、无法转化的不完整的劳动主体。这种不完整的劳动主体代表了什么呢？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他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我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处在“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交叉的模糊状态。这一代人整个生活重心还放在农村，他也认可农村，他非常想家。而第二代则“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早就失去了耕种的经验，早就失去了当一个农民的可能性。我接触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80％都讲不出他家里有多少亩土地。
　　有很多工人在打工过程中受了苦受了气，炒老板鱿鱼，然后跟朋友讲他想回家，种田比打工好，可是他们在家呆不了一两个月还是会走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批人，他们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一个农民了，但是他们又没办法说他们已经是工人。因为他们知道，到了三十多岁再在工厂呆下去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工厂在运用你的劳动力的时候是有时间性的，在你由一个不懂技术的工人转化到懂技术的工人是你工作的高峰期，是你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最有商品价值的时候。电子行业招募的通常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你到了四五十岁时，其实已经走完了作为工业化工人身份认同的高峰期。
　　我们创造了一批不完整的主体，这一批主体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他不能往前走，也没办法往后退，夹在中间。我们也可以从工人的诗词中看到，比如“我注定要四处流浪”，“流浪”、“无根”、“漂泊”是他们的词汇，漂泊无根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项生活体验。当他们问北京到底属不属于我，或者深圳到底属不属于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交叉点，他们会想，我应不应该留下来，还是我要回家，到底我的路怎样走。这些都影响到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接下来的阶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