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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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的政治经济学

                                                                                 乔新生

                                                                                          2015年01月22日

   

         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决定将自己的公司重组之后，迁移到著名的离岸中心开曼群岛，这一举动让社会各界瞠目结舌。作为亚洲的首富，此项决策可谓是深谋远虑。

香港现在风雨飘摇，政治风波不断，投资环境日趋恶化，如果继续在香港注册，那么，除了给香港政治人物提供攻击的目标之外，不可能给香港的经济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也不可能使自己的家族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可以这样说，此次将公司迁移到离岸中心，对于家族企业、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都十分有益。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近些年来进入垄断阶段，少数垄断资本家控制着香港的经济。解决香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依靠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市场垄断的问题，相反地，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垄断。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垄断问题，必须依靠民主政治制度，必须通过改变法律制度体系，克服或者减少垄断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然而很显然，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还是香港的投资者都没有这样的打算。

       中央政府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希望香港妥善处理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非但没有使香港居民团结一致，共赴时艰，反而使一些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居民产生了离心离德的倾向，他们试图借助于政治上的暴动，改变香港的经济结构，加快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步伐。他们在香港掀起轰轰烈烈的“斗地主”运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香港的投资者包括李嘉诚自感无力回天，因此，选择用脚投票，决定将自己的大量资本撤出香港，以此来规避可能到来的政治风险。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举措，它会让李嘉诚家族企业善始善终，也会让香港的政治投机分子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所在。

        香港作为弹丸之地投资潜力有限，近些年来大量内地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已经改变了香港的资本生态环境，包括李嘉诚在内的香港本土投资者在香港市场竞争中已经没有绝对的优势。香港资本市场的变化，只不过是香港政治生态变化的风向标而已。作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李嘉诚在香港的资本市场逐渐失去了话语权，正因为如此，他才断然决定撤出香港，到世界其他地方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从资产结构来看，李嘉诚控制企业盈利最多的是房地产企业，并在中国内地许多城市投资大型房地产项目。可是，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绝大多数项目都属于土地增值项目，换句话说，由于李嘉诚充分利用自己在内地的政治影响力获得了大宗土地，并且将土地囤积居奇，因而获得了巨额暴利。

       随着内地实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加大，土地闲置的现象越来越不能被容忍，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准备采取措施，打击房地产领域的土地倒买倒卖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对自己的集团公司进行改组，把涉及内地房地产重要业务的公司划拨出来，建立独立的房地产公司集团，以此来降低房地产宏观调控带来的政治风险。

        可以这样说，李嘉诚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妥善地化解了可能到来的政治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国际投资者智慧的表现，同时也是香港未来发展令人堪忧之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进入香港的资本市场，他们在香港呼风唤雨，牟取暴利。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反腐败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也说明香港特区政府在资本管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香港在政治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主义化倾向，而香港传统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像香港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衍生的社会问题，必将爆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普遍缺乏共识无法解决香港问题

       香港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香港的一些政治人物试图把解决香港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身上，他们企图发动所谓的颜色革命，来解决香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也是香港投资者所无法接受的。

      对于香港目前所处的困境，学术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分析都不如香港李嘉诚的投资行为来得更加真实。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资本雇佣劳动，当一个地区资本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资本家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资本，从而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告一段落。

       香港经济发展乏善可陈，这不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愿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而是香港各界已经普遍缺乏共识；特区政府希望通过征求各界的意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民主政治发展的步伐，解决香港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香港的投资者来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香港中下层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正试图以各种手段打倒自己的偶像，剥夺资本家的财产，香港的未来不容乐观。

       香港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是香港民众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迷失方向所产生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试图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但同时又希望借助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满足中下层居民的政治利益诉求。不过现在看来，由于特区政府缺乏足够的公信力，在改革的过程中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因此，香港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

      最典型的事例是，当内地居民踊跃到香港购买奶粉等日用消费品，给香港市场造成一定压力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毫不犹豫地提请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则，严格禁止内地居民到香港购买大量的日用消费品，从而使香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货物流通中心名存实亡。

       特区政府希望大量的内地游客到香港参观旅游，增加香港服务行业居民的收入，但是，由于香港旅游业的收入绝大多数进入了垄断资本家的腰包，普通工薪阶层并没有从中得到实际好处，因此，他们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内地游客身上，从而使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之间的对立情绪陡然上升。

       香港特区政府一方面安抚香港普通居民，另一方面请求中央政府采取疏导的政策，结果导致香港的旅游服务业辉煌不再。所有这些都说明，香港特区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对于香港特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的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直接选举的政治风波，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香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积累矛盾的总爆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应当意识到，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地区，要想解决香港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香港，可是另一方面也必须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就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香港充满勃勃生机。

       故土难离，李嘉诚把自己的公司总部迁往开曼群岛，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都有道理。李嘉诚是香港奇迹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应当对其保持足够的敬意。任何一个充满智慧的企业家都知道香港的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们对于香港勃勃兴起的权贵资本主义无能为力。

      香港的企业家感叹特区政府软弱无力，但又不愿意看到中央政府下大力气直接干预，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政治表态，让香港中下层居民充分意识到，如果把矛头对准市场经济，试图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解决香港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到头来非但不能解决香港政治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深香港的社会危机。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对于香港的投资者来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香港中下层居民特别是年轻人正试图以各种手段打倒自己的偶像，剥夺资本家的财产，香港的未来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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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李嘉诚 经济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李嘉诚 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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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都是些什么

wawiii 发表于 2015-1-2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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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突然对香港立场大变：李嘉诚出现失误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强调香港必须服从中央权威，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言论，现场抗议的议员则直接就给架出去了。这种风格是“占中”之前从未出现过的。

　　我们把这个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闻串起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中央ZF对香港“占中”后政策方向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变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调整，建立“强权特首”制度。

　　——应该说，“占中”是一场测试，把各方面的底线态度基本上测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或者说至少是比较软弱的，也就是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表现出一种比较左右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也不好说梁本人内心到底怎么想，但起码在直观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香港ZF在敷衍塞责，甚至是有意识在放纵反对派的极端言行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诸如奶粉事件、国民教育事件这些问题上，港府基本无所作为，放任事情闹大，然后让中央妥协退让。

　　新华社在占中后发了这么一则新闻——《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汇报香港“占中”情况》。这则新闻是很耐人寻味的。他汇报了些什么，中央指示了什么，这是机密，谁也不知道。但最终的结果很明显：梁利用这种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

　　也就是说在中央ZF强硬的表态下，梁最终放弃了表面上的摇摆，选择了完全站到中央这一边。港府的处理方式，从最开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场，到现在的 秋后算账，拘捕占中领袖。这一系列动作都显然都是“每天汇报”之后，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渐开始硬气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再对照另外两则新闻。第一则，就是占中爆发的前夜，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来访问，打的旗号是希望维护香港稳定。

　　第二则就是占中结束之后没多久，李嘉诚就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

　　显然，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希望居中调停，说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选问题上让步，避免“占中”运动的爆发。

　　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拒绝了。会面的结果，只是习大大重申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

　　调解失败之后，“占中”随即爆发，中央和香港极*端民主派的关系终于彻底决裂。

　　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受打击最大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一批控制着香港经济命脉的大富豪们。

　　我在占中期间发过一条微博，就是说从“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所做的演讲内容来看，他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反应的问题是真实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香港底层人民没有从祖国统一中获得什么好处，青年学生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担心毕业就失业，看不到通过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这个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社会上有了对香港现状的怨气的积累，才可能有西方敌对势力来挑拨离间产生效果。

　　那么这种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大陆这边看来，中央已经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给香港，而且还大量廉价的淡水、蔬菜、肉制品供应给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经济繁荣，其它的方面一概不管，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后你自己还搞不好怪谁?只能怪你们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来，就不是这样。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基尼系数是0.517，2012年，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8，贫富差距是扩大的。虽然看上去增加的点数不多，但一般认为超过0.5就是很严重的贫富分化了，在这个基础上，每增加一点点都会让底层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个贫富分化的加剧，是跟回归以后中央ZF不作为密切相关的。

　　自由资本主义一定会带来滚雪球一样的贫富分化，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香港回归以前，就是一个自由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毕竟还派了总督，他代表英国统治香港，其职权是高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个三权分立体系的。有这么一个强权人物镇着，大资本要想为所欲为还是很困难。

　　但是在中国收复香港的过程中，在过渡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能直接派遣官员管理，一方面又不可能信任英国的官员，所以选择了依靠所谓的“爱国人士”来协助中央ZF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而当时爱国人士的代表，当然就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大资本家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以前尚不能干预政治的资本大佬们开始获得大量的政治资源，李嘉诚和霍英东都成了香港回归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归以后，总督制度自然消失了，中国ZF因为“一国两制”的承诺，也没有过多干预香港政务——因为西方国家老是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来攻击中国，而中国也有很多人也对此缺乏自信。所以虽然英国统治的时候一点民主不给香港，中国收复香港以后反而开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立法会的权力上升，特首的权力下降，跟总督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统治者”变成了行政机构首脑的这么一个角色。香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从总督独裁制向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发展了。

　　在资本大佬介入政权交接、新任ZF权力分散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节制就完全失效了。对李嘉诚这样的大资本家来说，以前还有总督管着，回归以后在香港就可以彻底称王称霸。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李嘉诚的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归之后的这么几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归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才只有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更是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头都是回归后挣的。而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是大富豪们拿走了。底层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财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加严重。李嘉诚在回归两年后就成为华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却不足十五平米，此外还有十多万人住在不足两个平方米的笼屋里面，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现今香港现状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对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职的。“香港明天更美好”这个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起码对于香港的底层人民和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回归以后，他们的处境和未来变得更加黯淡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于过度的自治造成的“ZF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万人发展，已使用地区只占了所有面积约24%，扣除不可开发的山地，还有40%的可供开发面积，但是就是空着不让开发。主要原因就是ZF过于弱势，难以下定决心，因为一旦开发就会造成香港楼价下跌，让拥有住房的阶层利益受损。

　　董建华多次打算学习内地新建保障房，都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放弃了。香港想要修一条高铁接上广深高铁，死活修不动，因为ZF太弱势，根本无法完成高铁所需的拆迁工作。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唯独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说是中央ZF失职，还是香港ZF失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责任。

　　底层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改革?就是一个舆论宣传战的问题了。西方的敌对势力也好，本地的像黎智英这样的资本势力也好，就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煽动，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为大陆不给香港民主，以及大陆人到香港来买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资源的问题上来了。

　　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大陆的政制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对岸的深圳发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于大陆人民到香港来，那是有利于香港经济的，没听说过买东西还把人家给买穷的。香港的问题，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导致ZF缺乏权威和执行力，无法大规模的配置公共资源，推动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资本肆意扩张。

　　但是呢，目前来看，在香港这个宣传阵地上，我们是失分的。青年学生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给洗脑了，觉得问题就是中央不给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运动。

　　所以我才说：“占中”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央ZF、香港ZF必须要解决的。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仅仅是鼓吹什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宣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资本家分道扬镳，不能再像回归前后一样，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为社会公平的改革，必定会触碰到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强权特首”制度，要让特首扮演一个像回归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说是像现在中国地方ZF的党委书记的角色，一个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职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会的职权，因为这个陷入党派斗争、不用对实际决策负政治责任的机构，是很容易因为各方面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四分五裂、无所作为。变成一个极端势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国ZF一方面要坚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书记、市长;另一方面，又不宜完全的坐视不管，让港内港外的敌对势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在舆论上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

　　两方面均衡的结果，一个效忠于中央ZF的强权特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关键时刻以“每天向中央汇报”的方式效忠，最终促成了这一政治决策。

　　所以，占中结束以后，李嘉诚收拾家当准备走人，梁振英态度强硬发表施政声明，批评大学反对派刊物，对“占中”领袖秋后算账。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李嘉诚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来，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业在香港的未来。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

占中运动留给我们的思考。

中国崛起2049 发表于 2015-1-26 01:43
占中运动留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