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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的众多解读中，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下行”，甚至出现了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在理论界也出现研究经济新常态的热潮，但同时也有泛化倾向，有的研究者把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新常态，有的甚至把经济的短期波动也归结为新常态。这值得商榷。
经济新常态并不是一个随意提出的概念，它有着深刻的战略内涵。它所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均收入跨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改变。我国经济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进程中，呈现一系列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产能和产业组织方式等九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全面深刻分析，这九大特征的精神实质，就是集中体现了增速适度、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观要求。
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新常态有其确定的内涵，它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不能简单把它与经济下行或低速运行联系在一起。注重质量和效率并不等于轻视增长和速度，而是要将增长和速度放在更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
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重大困难和严峻挑战，也是我们应当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经济下行压力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并非无药可解。从内部看，它源于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前进的艰难爬坡阶段。综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经济结构特别是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接近。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应把经济下行压力转变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如果出现增长乏力，就应当从体制和政策上找原因，向改革和创新要动力。
应该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依然保持相对高位运行，这一态势不会改变。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为7.4%，这虽然比过去略有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较高的。事实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经济体量基数庞大，7.4%增速实现的经济增量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同步进行，会产生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有助于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作为ZF职能转换的重要步骤，ZF将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中国的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总之，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增速的基础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决不是要安于现状，而是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然，新常态也会伴随新矛盾、新问题，但新常态的内容不宜泛化，不宜把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都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失去解决矛盾、问题的时机和动力；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现象纳入新常态，那样会导致长期经济政策发生偏离；更不能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经济保持必要的高速度，但“新常态”下的高速度一定要与高效率相统一，必须以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为条件，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度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由重数量转向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率，客观上要求改革和创新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体制。经济体制机制创新不以质量效率为导向，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的。经济“新常态”呼唤经济体制新形态，这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5年成为改革攻坚年，一些重点、关键和关联性大的领域改革有望迈出重大步伐。随着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力量将会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呈现出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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