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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我在1994年出版的《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一书的下卷，是我在1989年开始写“资本理论”一书时就计划好的，以两个剑桥的资本争论为线索，对经济理论的争论问题重新整理和阐述。但到1992年才写完价值、分配和增长理论部分，就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后整理出书，全书50万字。从1993年开始准备本书的写作，1996年在美国用英文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回国后改写成中文，在1996年底胶印后作为研究生的教材使用。初稿完成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出书是因为对初稿的内容不满意，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觉得必须对初稿加以修改，或许是真的发现了些什么。
在《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一书中，我的主要论点是“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以对立于作为主流学派的新古典理论的纯粹技术分析，这一论点深受剑桥学派理论的误导，就像斯拉法把古典学派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加入到新古典理论的生产方程中一样，全书对剑桥资本争论的主要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许多地方存在着逻辑错误。庆幸的是，该书从一个修改的古典学派模型中无意中推论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即当资本家或厂商用一笔给定的“资本”或货币购买劳动与资本品，其利润最大化并不是根据使要素的边际产品这一新古典理论的教条，而是使两种要素的比例选择能够获得统一的利润率这一古典学派的条件，这种给定的“资本”或货币的假设正是现实的条件。这一结论对于理解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当转入本书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写作，作为经济学入门时所学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思考凯恩斯的有效需求问题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另一个重要的启发来自于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即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趋势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上竟然具有如此的规律性，这已经验证了剑桥增长模型中不变的利润率的稳定状态。在1996年的初稿中，我实际上已经通过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得出了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来自于“价值”的计量，这种价值计量联系到货币量值，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但全书中依然遗留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直到1998年的某一天，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惊奇的结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关系。”由新古典经济学的熏陶造就了人们天然地认为这些统计变量是“真”的，即表示实物的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把这种由生产函数表示的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的主题，并把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这些数字所表示的只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种“游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这一发现使本书变得难以完成，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理论争论问题以及主要的经验分析，这显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目前这本书在理论的论证和写作上显得粗糙，1996年初稿中的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部分因来不及修改而划掉了，书的结构也有些凌乱。但我相信，循着这样的思路，那些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包括剑桥资本争论都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本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改变根植于人们头脑中新古典教条的观念，从一种新的角度来重新理解经济学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显然，这一目的过于雄心勃勃了，可能只是十年寒窗后所发的感慨，但我还是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柳欣squarekiss 金钱 +30 好文章 2008-9-11 11: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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