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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设定了“7%左右”这一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前瑞银首席经济学家乔治-马格努斯对此目标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中国政府决定进行债务管理并保持7%的增长率，其实是别无选择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两个目标相互矛盾。在理想的世界中，政府会下定决心，通过抑制金融业和地方政府来缩减债务规模，接受较低的增长率及其带来的影响，同时加快改革以建立新的增长模式。 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设定了“7%左右”这一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从中传递出的信号是，虽然年增速为两位数的阶段可能已经结束，但中国政府依然相信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仍会享有可观的增速。事实上，决定最终结果的更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矛盾，而不是任何官方声明。
中国总理李克强提交的报告称，中国需要“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此话乍一听十分合理，可实际上，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矛盾。
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高速的信用创造。因此，要想实现7%的增长目标，必然涉及进一步提高信贷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近乎翻番，而且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再翻一番，原因是债务水平升高的同时GDP增长却在降低。日益升高的债务水平，加上房地产及几个重要行业的产能过剩，再加上越来越大的通缩压力，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都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债务管理又要求抑制信用创造、并且更加积极地容忍那些产生大量借贷的实体发生违约和重组。这些实体包括影子金融体系内的贷款人、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以及国有企业。中国经济要想戒掉信贷瘾，还需要将GDP增长再降低至少两个百分点。这未必是灾难性的，但中国对此缺乏政治意愿，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是中国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目标可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调和。然而，这些与中国经济直接相关的改革——金融自由化、地方政府与国企改革——同样问题重重。通过增加信用创造，金融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实际上加剧了债务管理问题，因为它在政策本该倒向相反方向时发展了新形式的信用创造和借贷。
对无序扩张的国企进行的重组，与某些人所希望的更坚决的经济再平衡并不一致，因为这一重组主要由政治驱动，而不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和效率。
金融自由化在政治上的争议较少。存款利率规定已有所放宽，新产品和公司已逐渐涉足中期储蓄，而且还出现了充满活力的影子金融业。但这也造成了某些贷款的激增，这些贷款往往质量可疑，并由期限较短、收益较高的存款提供融资——这就走向了抑制信用扩张的对立面。
幸运的是资本流动自由化进展缓慢且有选择性，这对渴望将资本转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是有利的。中国政府对资本外流自由化仍心存疑虑，资本外流自由化将让中国居民能够将资本转至海外。不过，促进资本内流会对抑制信用创造构成妨碍。
本次金融危机后，北京方面曾鼓励地方政府大举借贷。如今，北京方面正在努力约束那些作为主要借贷工具涌现出来的实体。但北京方面的做法并不是建立一个法律框架去界定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关注它们的支出，而是单纯鼓励它们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和通过新的地方债市场筹集资金。
反腐运动已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期内的一个标志性行动。今年早些时候，官方宣布将把国企当作反腐运动的一个重点对象，这唤起了人们对国企改革的种种希望。但这一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党在“党、国家和商界”铁三角内的影响力，而非达成着眼于增长的结果。相反，中国政府将会继续仰仗传统的公共投资举措、房地产限制措施的放松、以及降息和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政府决定进行债务管理并保持7%的增长率，其实是别无选择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两个目标相互矛盾。在理想的世界中，政府会下定决心，通过抑制金融业和地方政府来缩减债务规模，接受较低的增长率及其带来的影响，同时加快改革以建立新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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