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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及其旗下BiMBA商学院主办的“全球创新论坛2015年会：创新驱动未来”盛大开幕。
各路大咖齐聚，其中，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教授周其仁，再次语惊四座，抛出他对创新创业的独特观点：
劳动力成本上升，正是这些年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者收入提高；要走出这个困境，让“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高于劳动成本上升速度”才是正道，这就需要开动脑筋，多做创新；
同时，思路要开阔，所谓“国外市场”，并非只有发达国家，很多新兴国家都是巨大的潜在市场，未来大有可为；
他让创新和创业，不再停留于口号式的鼓动与呼喊，而是指出了真正行动的方向。
马上奉上周其仁教授发言之精编版！
创新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解读和探讨。我关注的是创新跟中国经济的关系。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创新有利于对冲经济下行。
首先看一下经济下行的原因。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最高在15%以上（年率）。今年一季度的增长率是7%，差不多相当于最高水平的一半。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的相对萎缩。去年3月份定下的出口增长目标是7%，年终实际只有2%。除了需求的萎缩，国内成本的上升也影响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我们的人工更贵了，土地更贵了，方方面面的要素都更贵了。这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我们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资慢，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比如华为做的基站非常小，2G、3G、4G都可以用，就很有竞争力。很多竞争对手的基站是分开的，2G只能用2G的基站，3G只能用3G的基站。华为基站竞争力的背后是算法的改善和科研的投入。
创新也可以体现为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是一个大型的、传统的家电企业，以前层级很多，一线的想法经常到不了老板那里。近期在张瑞敏的推动下，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年轻员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层层上报，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海尔配一部分钱，很快就把想法诉诸实施。这个改变是很有风险的。张瑞敏岁数也不小了，已经功成名就，能做出这样的改变非常不容易。但是通过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确实推出了一些新产品。比如为了满足孕妇的需求，他们做了一种投影仪，可以将内容投影在天花板上，让孕妇躺在床上就能看电影、新闻、微信，市场反应非常好。再比如他们推出了一种微型洗衣机，可以对衣物的局部进行清洗。
营销渠道也可以创新。中国的市场很大，营销渠道需要很多投资，管理也很困难。但小米就不需要营销。小米在技术上跟苹果、华为还有差距，但是他们的长处是把那个价位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他们把售价降到比成本高一点，让顾客觉得性价比高，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粉丝经济，比广告的效果更好。新产品推出来后，很快就被抢光。这样小米就不需要铺底资金，不需要到处建营销渠道，创造了利润空间。
由于美欧经济低迷，中国出口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也可以通过创新来应对。金融危机之前，七国集团在全球总需求中的份额是68%，现在降到了45%左右，新兴市场的份额明显上升。问题是我们的出口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发达国家。中国人脑子里的外国就是发达国家，愿意去纽约、去巴黎，不愿意去新德里，市场开拓能力不强。
新兴市场跟发达国家的差别在于他们有潜在的购买力，但是基础设施不足，需要的产品运不进去。所以一带一路是战略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战略性的，有利于改善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新疆几家民营企业在走出去之后，帮助当地修路，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帮助当地修建码头，很受当地欢迎。下一步不能单纯靠制造促进出口，还是要靠对外投资带动。除此之外，出口还需要金融的配合，可以提供卖方信贷。中国有制造能力，有建设基础设施的队伍和材料，有外汇储备，需要充分利用。
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也涉及到制度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问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提供商在性价比上进行改善。八项规定以后，官员不吃喝了，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改善网速上。深圳讨论怎么增加竞争力，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网速比别的地方快，让人离开深圳后就想回来。这就是竞争力，不是一家企业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整个国家在国企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如果不改革，我们很多竞争力就会消失在无形当中。
我们很多税费偏高，服务质量偏低，都需要通过创新解决。台州一家民营小企业的举动引人深思。他们把纸杯的生产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逻辑上不容易理解。实际上他们算得很清楚。那里的土地比中国便宜，电价比中国便宜。美国招商引资的力度跟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有很多优惠政策。工厂开业时，副州长都去出席，让企业主很自豪。唯一比中国贵的是人工，但是他们劳动生产率高，而且纸杯生产成本中人工所占比重小。纸杯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在当地生产还可省下运费。受此启发，我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希望走出去的企业，不管去哪里，都把当地的参数报过来，比如土地价格、人工、税费、到政府办事容易不容易。政府，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问题一项一项有针对性的解决。
好多制度上的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来的。IP电话就是一例。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最早把IP电话作为促销手段，发现很受欢迎，就开始经营IP电话。当时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28-35元，他们的IP电话一分钟4.8元。当地电信局告他们扰乱市场、谋取暴利。初级法院判他们败诉，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因为立法的时候还没有IP电话。电信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信条例中，写明IP电话国家专营，而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提供IP电话，价格是一分钟4.8元。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引发成本下降的案例。微信又是一例。一年前，电信公司想对微信收费，后来没有实行，这反映主管部门的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最近我关注的是滴滴打车。出租车生意不是流水线，而是有高峰和低峰。在传统的出租车模式下，总有一些时段供不应求。互联网租车解决了供给问题、信任问题、效率问题，用户体验很好。城市管理当局一定要跟互联网租车做斗争吗？为什么不用他们造福所有的城市出行需求者？这种创新会在下一个阶段对冲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融制度的创新空间也很大。我们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高，贷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间接金融会放大经济波动。对冲的办法在20年前就写进了中央文件，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相当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把最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识别出来并进行支持。
科研人员需要有创新的空间。过去中国一直是后发国家，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创新，是跟随性、仿制性的创新，指哪打哪。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考核机制，要填很多表，在开始之前就要说明能够做出哪些创新。现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点，面临创新模式上的改变，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会占很大一部分，但还需要探索未知的世界，需要不一样的创新机制。当年聂荣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有两条，其中一个就是没有政治学习，不搞政治运动，不干扰科学家的连续思维；另外一个就是给科研人员提供好一点的伙食，养好他们。当然前提是挑出视科研为生命的人。这值得我们学习。如何探索未知的世界，如何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这些问题是比对冲经济下行更长远的考虑。（唐杰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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