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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牛顿苹果落地的故事传开以前，即在中世纪以前，人们只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情爱之类的神秘引力。如果有人说石头、地球、月亮和太阳有引力，大家一定会把他当成疯子。15世纪，一位名叫迪奥尼修斯（Dionysius）的大法官认为："宇宙中充满了上帝之爱，因此，物体间一定相互吸引：每个物体都沉浸在所有别的物体的融融之爱中，所以物体之间必然相互吸引。"[1]但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位大法官。
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在当时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天体之间应该存在吸引力，但他一时还拿不出证据，觉得如此贸然提出物质间存在吸引力，不仅人们不会接受，还会被人们笑话。但是，他又不甘心把自己的想法带进坟墓，所以，就写了一部科幻小说《萨明（Somnium）》,把自己有关物质间存在吸引力的想法记录下来。在这本书中，开普勒描述了到月球旅游的幻想。他认为，在到月球的旅行中，始终存在着地球的引力，但在某一时刻地球引力将减小而月球引力将增加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就是这样隐讳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开普勒也不敢在有生之年公布于众。直到他死后，该书才由他的儿子出版。
然而，仅仅过了不长的时间，牛顿便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当牛顿力学走向辉煌的时候，人们又丢掉了原来根深蒂固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如果谁说人与人之间也有类似地球与月亮之间的引力，那么他准会让人们笑掉大牙。
虽然如此，但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还是受着力学的影响。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就是由力学概念引申过来的。事实上，历代经济学家都喜欢借用自然科学，尤其是力学的成果，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哲学探讨的指导原理：以天文学史为例》，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gescu-Roegen）的《熵定律与经济问题》（1971）都是基于力学理论的经济论文。[2]
早在19世纪初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robert·Owen)等人就曾明确指出，在人类社会中，有着类似于自然界的万有引力的东西在支配着社会的运动。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万有引力规律"支配下的运动的物质构成的，因此，"万有引力规律"乃是支配一切物质和整个宇宙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它不仅支配着自然界，同样也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将这一支配社会运动发展的引力称为情欲引力。他认为，情欲引力就是万有引力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表现形式。他说："情欲引力的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3]他还说："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的引力和特性也许能同人或星星的引力及特性那样协调起来。"[4]只可惜傅立叶等人的情欲引力理论晦涩、难懂，以至很少有人能理解他们，更不用说同意他们的观点。与傅立叶同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杰文斯（W.S.Jevens）则把引力直接运用到经济学中。他写道："效用唯有一方面有人需要、另一方面又有所需要时才存在......正像一种物质的引力不仅取决于该物质的质量，而且取决于周围物质的质量和相对位置一样，效用也是有某种需要的人与一种所需要的物之间的一种吸引力。"[5]
今天，人们仍然热衷于用力学方法解决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帕累托（Plato）就认为："理论经济学就是力学或类似于力学。"[6]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曾尝试运用动力学原理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提出了经济引力作用原理。该原理指出，任意两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度与它们的人口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也就是说，两地人口越多，距离越近，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越强；而两地之间的距离越远，则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越弱。[7]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罗斯2003年7月在英国《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提出了与经济引力作用原理相类似的贸易"万有引力"模式。他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与他们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可惜这些研究都只是些肤浅的类比，没有进一步地深入探索。
其实，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许许多多实在的力。最明显最强烈的就是财富对人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对财富的吸引力）。这种力并不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喻或隐喻，而是一种实在的类似于万有引力的力。人类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受这种引力支配的。
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都不会接受人类的行为受一种自然力支配的观点，人们大多相信，人是理性动物，他们的行为受自己的理性支配。其实，事实并非总是这样。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给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一封信中写道：
"假如月亮在其环绕地球运行的永恒运动中被赋予自我意识，它就会完全确信，它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在其轨道上一直运行下去。
这样，会有一个具有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完备智力的存在物，注视着人和人的所有行为，嘲笑人以为他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行动的错觉。
这就是我的信条，尽管我非常清楚它不完全是可论证的。如果有人想到了最后一个精确知道和了解的结论，那将几乎没有能不受那种观点影响的人类个体，只要他的自爱不进行干扰。人防止自己被认为是宇宙过程中的一个无能为力的客体。但发生的合法性，例如它在无机界中多多少少地展露出来的，会停止在我们大脑的活动中起作用吗？"[8]
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动物学家洛伦兹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攻击与人性》一书中写道：
"让我们假想在另一个行星，也许就是火星，有个绝对公正的观察者，借助着放大镜，检视着地球上人类的行为。因为这个放大镜的放大率不够大，以至于他不能看出个体和其同伴间的细微行为，但已经足够让他观察到人类的迁移、战争以及类似的历史性大事件。因此他绝不会有种印象，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受智力的指挥，或者甚至受道义责任的指使。"[9]
每个层次的存在物之所以存在，都应该有其存在的意识。有机生命都有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它们的存在意识是异常的强烈；无机物也有这种"存在意识"，不然，它们就会很快地解体，变成无影无踪的能量。月亮如果挣脱地球的引力束缚，它面临的或许就是解体和毁灭。所以，所有存在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而存在的。存在物所处的层次不同，它们的存在"意识"也不一样。低层次存在物"意识"的维度低，高层次存在物"意识"的维度高。月亮被万有引力牵引而不觉，鸟兽被食物支配而感自由，人类被金钱所困而自诩有理性，这都是由"意识"的维度决定的。两个"意识"维度相同的存在物都认为对方是理性的，但"意识"维度较高的存在物则会认为"意识"维度低的存在物是非理性的。动物"感觉"植物是非理性的，人类则觉得动物是非理性的。如果有一个"意识"维度比人类更高的存在物，那么它肯定认为人类是非理性的。
既然从更高的"意识"维度来看，人类的行为是与物质一样的非理性行为，那么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像描述物质的运动一样来描述人类的行为。
假如我们剔除人的思想和生命特征而不论，把人看成一个"物体"或"粒子"，那么这个"人物体"或"人粒子"除了受万有引力作用之外，还受一种非常独特的力的作用，那就是我们上述所讲的财富对他的吸引力。
我们每一个"人物体"乍到世上，都光溜溜的，一无所有。但是，随着每一个"人物体"的长大和运动（从事生产、经营和其他聚财活动），财富就不断地被积聚到他们的身边。如果我们把财富看成是构成"人物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有些"人物体"在迅速长大、膨胀（财富不断增长），而另一些"人物体"则在不断收缩、消瘦（财富不断减少）。长大和膨胀的"人物体"除了不断地从周围环境吸引没有主人的游离财富外，还在不断地吞噬其他的"人物体"（夺取他人的财富）。通过这种积聚、吞噬作用，财富不断地运动、交换和转移，于是一些"人物体"越长越大，有的富可敌国；同时另一些"人物体"则越来越"瘦"，甚至"皮不裹骨"。于是，在我们的世界上就形成了一些巨富、中等富人和大批的穷人，这些巨富就像恒星一样点缀在世界各地，辉煌耀眼，而大批的穷人就像飘游在宇宙空间的星际尘埃，黯然无色。这种情形与天文学家描述的星云形成恒星或行星的过程极为相似。
因此，倘若把人比作星子，把财富看作星云，那么，我们认为，人对财富的占有（吸引）与星子对星云的吸引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野蛮时代，各个大小部落之间的混战与合并，就很像太阳系初期众多星子碰撞、吸引、积聚而形成行星的过程。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财富（主要是土地和人力等资源）的掠夺和重新分配的斗争。战争的结果往往是胜利者占有失败者的财富，失败者则成为胜利者的奴隶。
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在我国的黄河流域与汾水下游一带，人口聚集，战事连绵。经过长期的交战与火并，形成了上万个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三个部落最为强大：一个是神农部落，一个是九黎部落，另一个是有熊部落。这些部落一如既往地经常为生存而发生战争。后来，经过你争我夺的激烈混战，姬轩辕领导的有熊部落所向披靡，取得了全胜，吞并了许多大小部落，使有熊部落进一步发展壮大。姬轩辕声名远扬，威震八方。没有被其吞并的部落也非常害怕，纷纷表示臣服，并拥戴他为"天子"，尊称他为"黄帝"。姬轩辕吞并和制服了中原各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后，便着手建立黄帝王朝，把国都定在他的部落所在地有熊（今河南新郑），于是国家便诞生了。国家是人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人与人之间以不同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表现出一种国家力，去抵抗外界的进犯或者去侵犯外界。
因此，国家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太阳"，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和实力的系统。从许多单个人积聚成小部落，再由小部落火并为大部落，最后由大部落形成国家，自始至终靠的是实力——一种类似万有引力的凝聚力和征服力。
注释：[1]、[波]雅各布·布朗诺斯基著，邵家严译.《巫术.科学与文明》.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1，11。
[2]、王翼龙.《从经济学的力学隐喻到经济学的生物学隐喻》.见《经济学动态》，2000，第12期，69—72。
[3]、[法]傅立叶著，赵俊欣等译.《傅立叶选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2，12
[4]、同[3]，12
[5]、同[2]。
[6]、同[2]。
[7]、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当代新学科手册（续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20。
[8]、[比利时]伊利亚·普利高津著，湛敏译.《确定性的终结》，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10。
[9]、[奥]康罗.洛伦兹著，王守珍 吴雪娇译.《攻击与人性》.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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