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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面临着通货紧缩、债务过多、全球金融市场混乱等诸多挑战。而他自任职以来，所能做的就是想清楚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1998年的日本经济状况与现在的中国惊人地相似，大量的债务堆积、人口老龄化以及僵化的产业政策引发了通货紧缩的危机。而当年日本政策制定者所做的错误决策或许可以给周小川带来警示。
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央行将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至5.1%。这是最近六个月以中国央行第三次下调利率。这一措施振奋了中国的股民们。但是，正如日本央行已故的前行长速水优的经验显示的那样，这种增量措施并不能带来长久的修复效果。如果中国希望避开通货紧缩的风险，应该特别注意别犯速水优当年所犯的三个错误。
第一，速水优应该更加积极地推行货币刺激政策，而他最初完全拒绝这么做。1998年，在他执掌日本央行前的两个月，他的前任松下康雄坚持认为，日本不可能出现通货紧缩。速水上任后依然坚持了这个错误的观点。
尽管后来速水终于承认了通缩问题的存在，但他的应对措施依然不够大胆果断。速水因为在2001年开创了量化宽松政策而被认为是量化宽松政策之父，然而他最初尝试货币刺激政策时过于小心翼翼。14年前，速水降低利率时的犹豫缓慢也是现在日本央行现任行长黑田东彦还在为日本经济注入流动性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反，美联储仅在六年后就打算撤消它更为宏大的量化宽松政策。
而清除银行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的有毒资产是速优当年应该做的第二件事，也是现在应该做的。日本政府有整整十年低估了坏账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日本企业从2000年初才开始认真地注销坏账。如果日本央行有在速水任期内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日本经济部门早就恢复正常了。但面对当时日本不良债权恶化，价格下跌周期缩短的情况，银行反而因为黑田所谓的“通缩担忧”而拒绝发放贷款。
速优的第三个失误在于他对白宫的态度太过软弱。他认为日本的通货紧缩危机更多的是因为日益增多的僵化规定、垄断行为和政府贫乏的政策想象力等而不是日元的供应问题。但他却使得东京的政策瘫痪，这是中国可以避免的。例如，当时速优本可以争取一系列的交换条件：他本来可以告诉政府，如果你能重组银行业、减少贸易壁垒、简化手续以及调整税收以鼓励创新，那么作为交换，我可以印更多的日元。
中国可以避开这些代价巨大的错误。随着中国通缩风险的深化，可以更快更大幅度地下调利率。中国央行可以开始处理那些大银行和直辖市肯定会违约的的账面贷款债务。
并且周小川可以凭借他的国际声望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国际化并增强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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