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方面支撑股市的行动引起许多评判,指责其做法拙劣还是其中比较宽容的批评。多数评论人士都强烈批评了中国监管机构操纵市场的举措,甚至暗示当局的信誉受到了严重损害。
不可否认,政策制定者的行事方式有着很强的“临时抱佛脚”色彩。但我同时也认为,托市努力是亚洲一项长期传统的一部分,就好比评论员提出强烈反对也是一项长期的传统。
上了年纪的FT读者可能还记得1964年的日本市场恐慌,那场恐慌发生前,日本当局收紧了货币政策。与今天的中国监管机构一样,日本财务省当时也禁止了新股发行。
与此同时,一批券商通力协作购买股票,试图支撑市常当四大券商中规模最小的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濒临破产时,日本政府出面组织救助,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扮演了最后贷款人及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
中国的大型券商最近收到监管机构的指示,要它们通过购买挂钩蓝筹股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来稳定股市——此举与日本当年的举措极为相似。中国的这些大型券商共同承诺不出售股票,直到上证综指回升到至少4500点为止。其他国有实体被告知要大量买入股票,并被限制卖出。另一个可类比的地方是日本今天仍在操纵市场,比如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举措,为支持安倍经济学(Abenomics)而减持债券、增持股票。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1998年夏,大批对冲基金大举做空港币,同时做空香港股市。它们以为港币与美元的挂钩会被打破,尤其是它们帮助冲击一下的话。
然而,尽管香港有着坚定自由市场经济体的美名,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还是出手用外汇储备买入恒生指数11%的市值。此举引起市场飞速上涨,严重打击了对冲基金。港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保住了。香港的托市举措招致许多人的强烈批评,其中包括时任美联储(Fed)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应该这样讲,有托市冲动的不止是亚洲。1929年10月,以摩根大通(JPMorgan)为首的一批纽约银行试图通过大张旗鼓地购买蓝筹股来托市。而在1974年,当英国市场出现灾难性的熊市时,保诚集团(Prudential)、Legal and General、Sun Alliance以及Commercial Union等偿付能力因股价暴跌而承压的企业,一致同意同时向股市投入资金。
然而,纽约的尝试失败了。英国的那次干预也未获成功。被市场教训了一番的基金经理们发现,尽管他们购入股票,但由领先工业股构成的富时30指数(FT 30)仍不断下跌。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他们的最大成果就是清除了不稳固的股票,因此当股市最终在1975年初蹒跚上行时,才没有那么大的抛压来阻碍上涨。
北京方面早期的干预以及1964年日本起初不成功的协调干预,也得出了相同的教训。可信的支撑建立在储备充足的救市资金基础上。在巨大的市场中,亏损的风险如此之大,只有公共机构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共识预期,尤其是在高杠杆导致强制出售的情况下。如果股票便宜,也有一定帮助。
这正是中国这次尝试的不同之处。当局试图将股市稳定在一个估值依然离谱的水平上。退出战略的难度将因此加大。而且,由于国企的股票在中国股市中占据很大比例,政府的心态非常复杂。市场高企的话,不靠谱的国企能以更低的成本进行再融资。买者自负!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