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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后发优势总体上还是有的，从某个个别方向上的创新还可能具有局部优势。但如果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框架来看，后发优势也不是太明显：
1、整个产业链来看中国的基础产业尤其是基础材料产业的创新禀赋和内生动力不高，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民营企业创新环境不佳，总体来讲我们的效率还是很低的。冶金钢铁工业一方面严重侧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我们的钢材品种和质量水平明显低于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所以在产品大量积压的同时进口钢材仍然是主要进口商品。这与整个经济体系的管理水平有直接关系。
2、信息的不对称，致使市场的竞争不充分，尤其是低效率垄断使市场的法治体系或行业的规约相当混乱。实际上离充分的市场经济还很远。
3、政府的干预初步在趋于相对合理，但国家的行政官僚吏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不仅存在不作为和乱作为，也存在着“不晓得怎样作为”的情况。五年或者说十年规划这种提法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思维。
4、中国的“一党制”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长处，尽管中国大陆历来缺乏民主意识，但正是这种“一党制”模式的存在，倒是可以避免了台湾那样的蓝、绿阵营+宋楚瑜上演的“三国演义”。邓小平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说的“我们拖不起”的告诫倒是和米塞斯的“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我们无法想像一种行动不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似乎都在告诉我们时间上的后发优势是怎样的一回事。不过总的看来，“一党制”模式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可能继续发挥作用。如果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这一条是说得过去的。至少近几年来像斯蒂克利茨等一批西方经济学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
5、影响我们的后发优势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这古老的文化和国民的素养对后发优势是推动力还是掣肘力或是兼而有之。我们的凝聚力，敬业心、文明的心理约束、以及多维的发散思维等等是否能与日本、德国或是以色列甚至是新加坡和台湾来比较而具有优势或起码是持平。就宗教文化而言，哥白尼为科学而殉教，而中国的宗教文化是在告诫你怎样做一个安于现状的“顺民”。所以陈嘉映先生说：“中国人缺乏对知性的追求，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中国问题》）。”所以民族性的问题对于全民创新无疑是非常需要我们的学者关注的。6、林毅夫关于创新禀赋和内生动力的研究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全民创新需要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意识和智慧上的。“消化吸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否完全消化，不能消化液就谈不上吸收。这一点，在装备制造业等方面表现的比较突出：我们的工程机械尽管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产业体量也比较大。但实际上产品设计到制造工艺和企业管理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受制于人（例如山东的山推和临工），当然，三一重工和徐工还是相对好一些。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由于我国的基础设施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出现，我国的物流产业发展非常快。马云没有创造理论，但是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网上交易的物流平台——淘宝。这就是马云的那个阿里巴巴所具有的创新禀赋和内生动力。马云的创新思维改变了世界。我们要具有后发优势就必须像马云那样不断的产生出新的创新思维。
7、教育是个老话题，就中专职业教育水平，我们远低于德国；就大学而言，几乎所有的学科我们都是落后的。田长霖先生的评价和期望是：“大学不能大而化之，大学要出大师才行”。光一个去行政化的问题就拖到现在没有进展，所以俄罗斯经济大学教授卡波夫预言：中国的未来10——15年的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按照现在的发展模式，更长的时间是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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