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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不是一本可以一口气读完的书，官方函电、讲辞和幸存者的口述两相对照，仿佛被厚厚的淤血淹没，所幸人性未泯，良知犹在，故而白先勇将这本书定为“止痛疗伤”。
白先勇这几年一直在为父亲的传记搜集资料，传记尚未出版，已有的资料却出版了两本书，包括此前出版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和这本《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
虽然白先勇自己说，无论他怎么写，别人都会说他不客观，但是我认为白先勇力图在理智与情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而且为了增加学术严谨性，特意与受过专业历史研究训练的廖彦博一起合作。
从白先勇非常克制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对文韬武略、戎马一生的父亲的敬爱，为父亲后半生遭受监视抱不平，更多的是拂开被刻意遮蔽的历史，让今天的读者看到在二二八悲剧中，有人“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有人坚持“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不管“先派兵镇压再派白崇禧宣慰”是不是蒋介石“先用兵后抚”的政治手段，这本书都试图表达一种悲怜的想法：既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在他(白崇禧)职权范围、发布的命令里，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
本书将严肃的文献档案和个人化的口述史相结合，相辅互补，档案文书为我们标定了时空坐标，人物口述故事则在冰冷的档案文字之外，提供了血肉与情感。
对我个人来讲，最感兴趣的是口述史部分无意中透露的民俗人情，比如在台湾乡下，感念白崇禧救命之恩的民众私下里为白崇禧供长生牌位，而当时白崇禧还没有死。
老记者萧锦文因白崇禧一纸命令而法场保命，但他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枪毙，“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成家，没有子孙祭祀”，这样的刺激和打击，让他对国民党恨之入骨。86岁的萧锦文一直在二二八纪念馆担任日语解说义工，宣扬和平。
还有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失踪的票务员周春贤的胞弟周秋金说：“我大哥他规规矩矩上班，被土匪兵在执勤地方抓走。下落不明，没有起诉书，也没有判决书……我们家三餐不继，妈妈和大嫂白天流着泪出门，晚上流着泪回家，其中的痛苦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不能原谅国民党。”
这些细节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马英九每年都要为二二八道歉。从弥合族群纷争、历史伤口、增进海峡两岸理解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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