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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三章之前，曹雪芹用整整第十二章的篇幅描写了王熙凤的一次谋杀。接下来，第十三章来了，《红楼梦》终于写到了秦可卿的死，当然，还有秦可卿的葬礼。
秦可卿死了，最为痛苦的人是谁呢？第一就是贾蓉，他是秦可卿的丈夫，他的伤心不可避免；第二必须是王熙凤，她是秦可卿的闺蜜，她的伤心也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往下看吧，看看曹雪芹是怎么去描写痛不欲生的贾蓉和痛不欲生的王熙凤的。
可是，问题来了，摊上大事儿了，曹雪芹不仅没有交代贾蓉和王熙凤的情绪反应，甚至都没有去描写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小说里突然失踪了。这是反逻辑的。
做出强烈情绪反应的是这样的两个人，第一，秦可卿的叔叔，贾宝玉，他“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第二，秦可卿的公公，贾珍，他哭得“泪人一般”，都失态了，一边哭还一边拍手，也就是呼天抢地，完全不顾了自己的身份和体面。贾宝玉天生就怜惜女性，秦可卿还是他的指导老师，他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贾珍为什么这样痛苦，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反逻辑的。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另一个人，秦可卿的婆婆，尤氏。我们刚才把她作为第三个问题放下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尤氏都做了些什么。无论是祭奠还是葬礼，尤氏都没有出席，为什么呢？她胃疼了。祭奠的时候，尤氏的胃疼了一次；到了秦可卿的葬礼，尤氏的胃又疼了一次。我们且不论尤氏的胃病到底有多严重，我想说的是，哪里来的那么巧？秦可卿死了，你胃疼了，秦可卿出殡了，你的胃又疼了。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尤氏在回避。可是，她为什么要回避儿媳妇的祭奠与葬礼呢？这与她丈夫——贾珍——的态度反差也太大了。范伟一定要问，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的呢？这是反逻辑的。
王熙凤到了什么时候才出现？在宁国府需要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王熙凤终于在第十三章里出现了，她顺利地当上了宁国府的办公室主任。王熙凤过去是荣国府的办公室主任，秦可卿呢，是宁国府的办公室主任。现在，两边的办公室主任她都当上了。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了一件事，王熙凤的欲望是综合的、庞杂的，这里头自然也包含了权力的欲望。王熙凤的步行动态和她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是高度吻合的。是的，王主任的心里头没人，只有她的事业与工作。我想这样借用金圣叹的一句话：“王熙凤自然是上上人物，只是写得太狠，看她算得到，熬得主，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害怕。”
我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要做两件事，第一，看看曹雪芹都写了什么，第二，看看曹雪芹都没写什么。
曹雪芹为什么就那么不通人情、不通世故呢？他为什么总是不按照生活的逻辑去发展小说呢？不是，是曹雪芹太通人情、太通世故了，所以，他能反逻辑；他不只是自己通，他还相信读者，他相信我们这些读者也是通的，所以，他敢反逻辑。因为反逻辑，曹雪芹在不停地给我们读者挖坑，不停地给我们读者制造“飞白”。然而，请注意我下面的这句话，——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想象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记忆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阅读才华，我们就可以将曹雪芹所制造的那些“飞白”串联起来的，这一串联，了不得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红楼梦》这本书比我们所读到的还要厚，还要长，还要深，还要大。可以这样说，有另外的一部《红楼梦》就藏在《红楼梦》这本书里头。另一本《红楼梦》正是用“不写之写”的方式去完成的。另一本《红楼梦》是由“飞白”构成的，是由“不写”构成的，是将“真事”隐去的。它反逻辑。《红楼梦》是真正的大史诗，是人类小说史上的巅峰。
《红楼梦》是无法续写的，不要遗憾。你也许可以续写《红楼梦》写实的那个部分，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无法续写《红楼梦》“飞白”的那个部分。即使是曹雪芹自己也未必能做得到。《红楼梦》注定了是残缺的，——那又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是，“飞白”，或者说，反逻辑，再或者说，“不写之写”真的就由那么神奇么？我说是的，这里头其实有一个美学上的距离问题。
1912年，英国教授瑞士人布洛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作为艺术因素和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在这篇论文当中，布洛第一次提出了审美的“距离”问题。我们也不要把这个理论上的说辞僵硬地往我们的问题上套，但是，距离的问题始终是艺术内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是无法回避的。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在“距离”这个问题上，由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在认识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方人更习惯于“物”——“物”的距离，也就是“实”――“实”的距离，我们东方人更倾向于“物”——“意”，也就是“实”――“虚”的距离。就像中国画，在我们的画面上，经常就“不画”了，不要小看了那些“飞白”，它们太讲究了，它们是距离，那可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的。我们的“距离”就在这一黑一白之间。
我的问题是，这怎么就成了我们的审美方式的呢，它怎么就变成我们的趣味的呢？简单地说，我们是怎么好上这一口的呢？其实，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一定要挖掘一下它的由来，那我们就必须要提到《诗经》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审美传统。钟嵘在他的《诗品》里对《诗经》做过简略的、相对理性的分析，他说：“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这个大家都知道，“兴”是什么呢？钟嵘自己回答说：“文已尽而意有馀。”这句话我们太熟悉了，不动脑子都能明白。但是，我们仔细想过没有，这句话里头其实有一个次序上的问题，有一个距离上的问题，——就一般的审美感受而言，“文”就是“意”，“意”就是“文”，可是，“兴”所强调的恰恰不是这样，而是文“尽”了之后所产生的意，这就很不一样了。这才是我们东方的。“意”在“文”的后头，它构成了一种浩大的动势，一种浩大的惯性。我们东方诗歌所谓的“韵味”就在这里，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古诗的时候都能够体会得到。
当然，把“兴”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明白的还是500年之后的朱熹。我们都知道，朱老夫子给“兴”所下过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很直白，那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把次序问题，或者说距离问题说的简单多了，你必须“先”言他物，你才可以“引起”所咏之词。——你想说“这个”，是吧？对不起，那你要先说“那个”。说过来说过去，“那个”越说越“实”；而“这个”呢，反而越说越虚，虚到可以“不着一字”的地步，你反而可以“飞白”，你反而可以“不写”。的确，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意在言‘外’”。
我敢说，如果没有《诗经》，尤其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探索，我们的唐诗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宋词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红楼梦》就更不会是这样，可以说，是中国诗人曹雪芹写成了中国小说《红楼梦》。如果曹雪芹没有博大的中国诗歌修养和中国诗歌能力，《红楼梦》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是的，《水浒》这本书你让一个英国人来写，可以的，让一个法国人来写，也可以的，但是，《红楼梦》的作者只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诗人。如果没有《诗经》和唐诗为我们这个民族预备好审美的集体无意识，曹雪芹绝对不敢写王熙凤“一步步行来赞赏”，打死他他也不敢这样写，那样写太诡异了。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是关于文本的。我不是“红学家”，有关“红学”我几近无知，我只是知道一点，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红楼梦》经历过特殊的增删，尤其是删。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这个《红楼梦》文本，是被处理过的。即便如此，我依然要强调，作为一个一天到晚“增删”小说的人，我想说，删其实也是有原则的，——既有历史现实的原则，也有小说美学的原则。它不可能是胡来，更不可能是乱删。某种程度上说，“删”比“写”更能体现美学的原则。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他删过《红楼梦》，我只能说，他能把《红楼梦》删成这样，他也是伟大的小说家。
由于能力的局限，我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谬误之处请老师同学们指正。
2015年4月24日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选自《钟山》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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