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工业灾害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当今世界不缺控制灾害的技术手段,只要有合理的体制配合,工业灾害可以减轻到最低限度。且以台湾的垃圾焚烧厂为例。垃圾焚烧厂在台湾也一度神憎鬼厌,后来却一直安全运行而且与社区相处和睦,奥妙无非三点:第一是外部监督原则,设立民间监督委员会全程监控。第二是公开原则,垃圾焚烧厂定期公布运行数据。第三是利益分享原则,垃圾焚烧厂拿出部分利润给社区居民定期发放回馈金,把整个社区变成利益共同体。这三个原则能够贯彻落实,则有赖整个体制的支持,即以人民主权、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支持。
此类成功经验,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少。但中国的困难在于,无论多么精彩的他山之石,都难以适用中国:一切操之于我是体制固有的逻辑,注定了体制的封闭性、排他性,不可能容得下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不可能容得下分权制衡与利益分享。即便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也并未跳出这俗套。反腐固然是新的执政者看到体制之病入膏肓,试图击溃利益集团,重建对体制的控制。但不幸的是,新的执政者看到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依然老套,即依然相信权力万能,对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依然怀有敌意,对利益集团开战的同时,更对公民社会开战。殊不知,这其实是对三十年改革的反动。三十年改革政治上的最大突破,是对全能体制的突破,改革启动了自由化进程,社会开始恢复性生长,权力开始局部后退。但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或称体制自救,在强化对体制的控制的同时,也一扇接一扇地关上了曾经对社会敞开的门,权力全面反攻,全能体制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