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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今年以来，围绕李嘉诚以实际行动“看空中国”的新闻屡屡成为焦点，一篇充满民粹情绪的《别让李嘉诚跑了》更引发激烈争论。
从商业角度看，李嘉诚的举动并不令人费解：多年以来他在内地投资布局甚多，地产、基建项目早就收益满满，加上当前中国经济步入艰难转型的新常态，经济金融风险上升。同时欧美国家因为金融危机而陷入低迷，出现不少“抄底”机遇。对宏观经济做出前瞻性判断，高抛低吸，这正是李嘉诚之为“超人”的看家本领。目前，李氏商业帝国在英国的总资产高达3900亿港元，包括3个港口、3家连锁店、1家移动运营商、1家铁路集团、1家区域电网公司、2家区域煤气公司、1家水务公司。
但利润并非一个商人的全部追求。否则就无法理解他对汕头大学的巨额捐赠，也无法理解为何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美国“镀金时代”贪婪蛮横的商业巨头为何亦是最为慷慨的捐赠者。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如果把“名＋利”作为李嘉诚的目标函数的话，那么李嘉诚此次看空中国是一次“精明但不高明”的失算之举。
之所以说精明，是从商业投资角度而言，李氏之举的确是回避风险的明智选择。即使中国经济顺利转型，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到时候再重新杀回来也不迟。精明之二在于，李嘉诚深知自己已经廉颇老矣，而凭借李泽楷的能力与资源，想要“继承”李嘉诚在内地的政治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在自己即将引退之时，把资产转移到法治更为完善的欧美国家，也算一种“保全之策”。
之所以不高明，是因为李嘉诚没有算计到此举引发众多指责，其苦心经营的“首富光环”、“超人形象”甚至与丰厚的“政治资本”毁于一旦。积累美誉度需要几十年，毁掉它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即使李嘉诚一贯合法致富，但毕竟作为多年的华人首富，“狗不嫌家贫”，在祖国面临艰难转型的时刻绝情而去，至少也是负情、不厚道、可以同甘不能共苦。一辈子辛苦经营，却落得在内地和香港都是千夫所指，岂不令人唏嘘？且不说首富宝座已被马云、王健林挤下，就算保住首富头衔又如何？
如果李嘉诚足够“高明”，他应该对财富看淡一些：其一，其财富之大，已经足可“富过三代”，子孙无忧，钱财未必多多益善；其二，垂垂老时，人更应该注重自己的名声，毕竟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巴菲特、盖茨都超级富豪都把慈善当成第二次创业，这是“高明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李嘉诚固然也设立了“李嘉诚基金会”，但如果其商业行为受到公众指责，再通过基金会去挽回，岂非做无用功？其三，对于李嘉诚而言，财富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大低于“社会赞美”的效用。但李嘉诚不仅在内地受到批评，在香港也被视为“为富不仁”的典范。即便香港民众有民粹主义情绪，但李嘉诚亦没有必要“死抠到底”，自己何苦为难自己？香港回归18年来，李家为首的集团确实没有为香港长久繁荣起到楷模作用。其四，李嘉诚素来为内地企业家膜拜，原本大有机会为中国企业家从“商人”向“社会企业家”转型树立一个模板，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首富责任”。这是他作为商人，成不了有担当的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历史局限性。
李嘉诚毕竟只是一介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是有区别的。商人从事的是套利，靠的是生意眼光。企业家从事的是创新，靠的是冒险与破坏式创造。李氏帝国虽然庞大，但成就李氏财富的“必杀技”依然是他的“高抛低吸”。李嘉诚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大量制度套利的机会，谁能眼光领先一步，就可能赚得盆满钵丰。观察内地富豪榜，前几年独领风骚的不正是房地产商吗？在这样的制度套利热潮中，李嘉诚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偶像也是自然的事情。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未来的增长只能依靠创新。因此，中央力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有远见的。创业与创新，关键要靠马云、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而非商人。市场经济不排斥商人，只要合法谋利。但对中国而言，靠商人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的。因此，李嘉诚的离去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未来赚钱，主要靠创新而非套利。
就此而言，李嘉诚离去，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他留在中国自然是好，不留也罢，何必强求？中国真正需要大力挽留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对于李的选择，我们不必怅然，亦不必恼怒，以平常心待之即可。
当然，李嘉诚毕竟是老牌首富，他的离去不可避免会产生“溢出效应”。不过，一味叫嚣“别让李嘉诚跑了”，不仅不能留住李嘉诚，反而会动摇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法治环境的信任，甚至吓跑王嘉诚、刘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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