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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

〔美〕哈里·布雷弗曼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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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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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 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 《劳动与垄断资本》中英文原版

前言

保罗·M·斯威齐

　　保罗·巴兰和我合写的《垄断资本》一书，于1966年出版。我们在该书的序言里说，我们采用的方法，并不打算给所研究的社会结构勾画一副完整的图案。我们还说：

　　我们尤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变化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没有系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即：工作性质、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等。对垄断资本主义作全面研究时，这些显然都是必需加以论述的重要问题。

　　差不多十年以后，哈里·布雷弗曼的这本著作出版了。现在，我们在这本著作中终于看到为弥补上述的大部分缺陷而作出的严肃认真的努力，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完全成功的。这种努力“试图系统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工作性质和工人阶级组成（与分化）所造成的影响，”要对这种努力作出比这更准确、或更扼要的描述，是很困难的。然而，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讨垄断资本主义下可以说是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些主观方面的东西。这项工作仍然有待完成。无论由谁担负这个任务，他都会在本书里找到可靠的和必不可少的根据。
　　我要明确表示，巴兰和我没有试图弥补这个缺陷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采用的方法。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缺乏必要的资格。像马克思那样的天才，能够分析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而没有直接陷进这个问题里去。他的分析无比出色，独具高见。对于比较平凡的人来说，直接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领域里，各式各样的学术“专家”和学术“权威”的沉闷论述，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巴兰和我都缺乏这种极为重要的直接经验，如果我们贸然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十有八九会受到资本主义理论家竭力鼓吹的许多神话和谬论的欺骗。归根到底，对资本主义来说，再没有任何问题比把真相掩盖起来更重要了。我只想举出一个例子作为我受骗上当的证明，这就是，我们轻信了在上半个世纪中非熟练劳动力的百分比大量下降的全部神话（请参阅《垄断资本》，第267页）。哈里·布雷弗曼有丰富的直接经验——关于这点，他在本书导言里已经作了概述——所以，他有非常充分的资格来反驳和揭露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曲解和谎言。这种反驳和揭露，在富有说服力的最末一章里做得最为彻底；熟练劳动力不断增加的神话，在这一章里遭到彻底摧毁。
　　然而，科学地研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不仅需要直接经验，精通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先驱著作和他的辩证法，也是同样重要的。哈里·布雷弗曼也有这个特长。实际经验和理论才能的结合，才使他能够对于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作出无比重要的贡献。而这种结合，几乎确定无疑地被排除在我国学院式社会科学之外了。

凡是读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得益处。但是，那些把本书和《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照阅读的人，尤其会得到特别的益处，因为《资本论》把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第一次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他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达到了如此良好的效果，以致他的追随者长期以来都认为根本勿须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再增添新的东西了。就理论来说，这些人是对的。当然，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它的外部表现却经历了重大变化。资本积累已经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侵入了一些旧的经济部门，也涌进了许多新的经济部门。要做的工作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由于资本不停的扩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职业上面去。这就是哈里·布雷弗曼给他自己确定的任务。在理论上，像他首先表示的那样，这本书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在由于创造性地应用理论而获得的知识方面，本书却有大量的新东西，其中大部分是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作为这个社会的传统学识相矛盾的。
　　我要接着说，在许多重要方面，本书的作用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是开辟（或重新开辟）一向被忽视而且现在需要研究和仔细推敲的探讨途径。我也确信，哈里·布雷弗曼是会首先同意这种看法的。对于任何一种职业或劳动过程的其它方面，都值得作出比这本概论更加详尽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调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哈里·布雷弗曼的著作可以看做对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种邀请和挑战，要他们进行一项迫切的工作，去摧毁资产阶级的空论，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真实描写去替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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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这一点，我提请大家注意本书第十七章（“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后备军”）。这一章提出这样的论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决不是像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长期以来说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理论；事实证明，它是马克思洞察资本主义制度最有根据的真知灼见之一。按照这个规律，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是，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聚，另一极端是贫穷和苦难。假如近年来论述贫困和有关问题的大量文献是以这个牢固的基础为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些文献该是多么有条有理，又是多么有用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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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评论到此为止。我必须承认：对我说来，读这本书在感受上很不平静。我认为，这种感受和千百万读者读《资本论》第一卷时的感受有点相像。我国大多数同胞和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地区里和他们处境相似的人们，被迫去过的劳动生活状况，是可悲的、可怕的、令人伤心的。这种状况，难以忍受、不能忘怀，已深深地印入我的思想意识之中，一切才能和精力，天天用于发明那些使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的方法和手段，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实际上是为资本这个天神谋求更大的繁荣。每当我想到这种情况时，我对人类竟然愿意继续忍受这种对人类幸福显然具有破坏性的安排感到惊异，这种惊异的程度超过了我对人类有能力创造这样一种可恶的制度所感到的惊奇。如果这种努力，或者只是一半的努力，用于使工作尽可能地成为令人愉快的、创造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呵！
　　但是，首先要广泛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表面上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实际上只不过是掩盖极少数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遮羞布。我相信，本书对那些非常需要启发的人会作出重要贡献。

导言

　　本书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时，仅仅是作为对美国职业变化情况的一种研究。我深感兴趣的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变化情况。一段时间以来，从事于制造业和各有关工业部门的那部分人口——所谓产业工人阶级——在比例上显然一直在减少，即使不是绝对数字的减少，按相对数字来说无论如何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清楚这个过程的详情细节，特别是它的历史转折点，以及取代旧职业的新职业的形成过程，所以我就着手进一步去了解它们。还因为，如我很快就发现的那样，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比较全面的搞清楚，我觉得有必要对职业的变化过程作一比过去出版物中所发表的更有内容的历史叙述和分析。
　　我越是阅读关于职业问题的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文献，我就越觉得在这方面的许多现代著作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人们强调说，现代的工作，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自动化”，需要越来越高的教育和训练水平，一般都需要运用更多的知识和智力。然而，对工业中和办公室里的劳动条件的日益不满，似乎是同这一观点相矛盾的，因为也有人说——有时说这话的就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支持第一种观点的那些人——工作已越来越细地分为一些微小的操作，以致不能使具有目前教育程度的人保持对工作的兴趣，也不能使这些人发挥他们的才能；说这些微小的操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越来越少；说现代工作由于“无所用心”和“官僚主义化”，其趋势是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感到厌倦”。概括地说，这两种观点是不容易调和的。另一方面，我也未能在大量文献中找到任何想通过详述各种职业演变情况而在互相对比之下使它们协调起来的尝试。
　　因此，我的兴趣便开始扩大到包括各种劳动过程在各种职业内部的演变以及劳动在各种职业之间的转移。随着这种种变化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我就去探讨工作之所以在现代不断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动力。尤其是，这使我把管理的演变和技术的演变，以及现代公司的演变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包括在我的调查研究之中。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我在打算研究过去百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情况。
　　为一般读者说明技术和管理的发展趋势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报刊文章和社会科学书刊。在相当广泛的阅读这种文献的过程中，我特别感到其中对于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叙述措辞含糊、笼统，有时异乎寻常的错误。我觉得许多为人广泛接受的结论都不是以真实资料为根据的，不是把十分复杂的现实情况简单化了，便是完全误解了它。由于本书中所谈到的大部分问题都将对这种关于工作和劳动人民的传统描绘提出异议，我觉得我应把我的背景，就其在本书中起作用的部分，向读者作一说明。因为虽然我在这一研究著作上只花费了过去四年多的极大部分空闲时间，但我对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是在更早的许多年之前就开始发生兴趣的。
　　我开始我的劳动生活是在铜匠行业里当四年学徒，在这个行业里，我总共工作了七年之久。这七年是在一家海军造船厂里度过的，当时这类工业企业大概是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工业革命的最完美的产物。在这两个世纪中兴起的几乎所有的机器工艺（其中有些，例如我自己的那一行，都是植根于更早的古老时代的手工工艺的）都在这样一个造船厂里密切结合在一起使用着。由于一些行业性质这样接近，并且各种劳动过程连结在一起，又因为各个行业的学徒都集中在一个每周上两次课的专业学校里学习，所以我不仅学得我本行的知识，而且也学得了大部分其他行业的具体知识。

由于我这一行业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而且在一些新的操作法和材料取代了传统的铜匠业的操作方式之后，我所从事的行业就迅速地衰微了，这就使我在移居其他地方或调动工作时难以继续做铜匠的工作。但是因为铜匠这一行业乃是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常能在诸如管道安装、钢板和工业设备等行业中找到工作。我在铁道修配厂、钢板厂，特别是两家把钢板和结构钢加工成为基础钢铁工业用的设备（包括鼓风炉）的工厂里，做这一类工作也做了七年之久。
　　这种关于技艺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作出结论说，我对古老的劳动方式的陈腐条件还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但我力图不让我的任何结论根据这样一种浪漫精神来作出，同时从总的说来，我不认为这个批评是有理由的。的确，我过去乐于，现在还乐于以一个手艺工人的身份进行工作，但是因为我是在机械技术急剧变化的年代里长大的，所以我一直意识到以科学为根据的技术变革在不屈不挠地进展着；而且，在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里，在我所参加过的工匠们关于“新”与“旧”的许多次辩论中，我总是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劳动过程之从以传统为根据转变到以科学为根据，这对人类的进步和使人类免于饥饿和其他穷困来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那些年中，我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所敌视的并不是科学和技术本身，而只是把科学和技术用作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鸿沟并使其永存和深化的武器的那种做法。
　　我在那些年中不仅有机会亲自看到各种工业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还看到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重新组织的，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一种手艺遗产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这种遗产的东西。我像所有的手艺工人，甚至最不善于表达内心思想的手艺工人一样，老是忿恨这种事；当我重新阅读本书时，我感到其中不仅有一种社会的义愤感（那是我故意写出的），而且也许还有个人的受侮辱的感觉。如果确是如此，那我说，这并不是我故意写出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害处。然而，我重复说一句，我希望没有人从此得出结论说，我的观点是由于缅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的关于工作的一些观点都是由于怀念一个尚未诞生的时代而形成的，在那个时代里，对工人来说，由于自觉地有目的地掌握了劳动过程而产生出来的技艺上的满足，将与科学上的奇迹和工程上的独创性结合起来；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从这种结合中得到好处。
　　在后来的几年中，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某些最典型的办公室劳动过程开始经受急剧变化的时刻，我能得到关于它们的第一手经验。干了几年社会主义报刊工作之后，我就在书籍出版方面当了一个编辑。后来又在两家出版社当了十多年的业务管理人员。在这里，我能够了解到、事实上也能够设计出某些涉及现代销售、分配、会计和书籍出版日常工作的管理过程。而这个经验又包括从传统的办公室体系到计算机化的办公室体系的转变。我并不自认为这一背景同许多长期在大机关里工作的人的背景一样广泛，但它至少使我能相当详细而具体地了解现代办公室据以组织劳动过程的那些原则。
　　读者们将在适当的章节中看到，我已努力在本书中利用这一经验。我还得益于许多朋友、熟人和在公开集会上或旅行时所遇到的陌生人所进行的关于他们的工作的谈话（现在其中某些人如果偶然读到本书的话，可能会了解为什么我那时竟那样直率无礼地爱打听这类事情）。但是，虽然这种职业的和谈话的背景材料是有用的，我还必须强调说，本书中任何材料都不是依靠个人经验或个人回忆而提出的；我纳入本书的那些实际材料，几乎没有一件我不能提出出处来，使读者可以自己去核对——这是任何科学作品都应作到的。
　　在整个研究和编著的过程中，我曾和一些朋友讨论了那时正在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我要在这里为他们的关心和耐心向他们道谢。手稿也曾由一些朋友、熟人和关心的人们读过，我得感谢他们的一切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使我对于有时是很复杂的题材表达得较清晰些，并使我免去了某些概念和表达上的错误。我要特别感谢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他们提醒我注意一些我可能会忽略的线索，并建议我阅读一些我可能会漏掉的材料；但我还要加上一句话，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主要好处，也是我最深切感到的好处，乃是他们为我树立了作为企图掌握现代社会真实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榜样。我对那些其著作具有特别价值的作者的谢忱，俱见于本书正文以及脚注和出处注释中。本书是在马克思的精神影响下写成的，但是，读者将会看到，马克思以后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书，都没有在本书的有关劳动过程的那些章节中发生直接的作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我现在必须设法加以说明。

※　　　　　　※　　　　　　※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在资本控制下进行的劳动过程，副标题正确地把它称作“对资本生产的批判分析”*。这一卷是马克思对于他所能充分了解的资本主义说明了其特点的研究著作的唯一部分；在这一卷中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诸过程是怎样在那个社会的主要动力，即资本积累的推动之下，不断地转变的。对劳动人民来说，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各工业部门的劳动过程的不断变化，其次表现为劳动在各种职业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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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副题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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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完成了这一著作。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这种动力已比马克思生前所目睹、并据以进行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的这种动力的表现形式远为有力。然而使人惊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对马克思的著作增加什么新东西。无论是这整个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纪中生产过程的变化，或是劳动人民的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从马克思去世以来，都没有得到任何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像我已说过的那样，我不能把对本书的有力的精神影响归诸马克思本人以外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没有一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法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后继著作。既然此事的原因必然是饶有兴趣的，我们一定要问它个究竟。
　　答案大概要从马克思用以完成其工作的非凡的透彻性和预见性开始。他对劳动过程及其在工厂制度中的发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渊博而有系统的研究。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趋势有十分透彻的了解，他根据在他那个时代还很不充分的一些事例作出了十分精确的概括，因而在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的分析对劳动过程每一个特殊问题看来都是适当的，而且对于全面的生产运动也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开始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没有什么论述，可能就是由于马克思的分析的这种预见的力量。工厂制度的发展看来在每一点上都证实了马克思的看法，并使任何想再作他已作完的事情的企图成为多余。的确，二十世纪初期，商业方面、管理方面和技术方面劳动之增加，似乎破坏了马克思的两极的阶级结构，并引进了一个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这曾在第二国际、特别在其德国支部中引起了讨论。但是，部分因为这些趋势当时尚未充分成熟，这次讨论流产了，而且甚至在问题的实质已扩大范围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结果就烟消云散了。
　　当时，本世纪的一些大事情——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和大萧条时期的不断的崩溃和复归稳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支配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作。占领着这个暴力舞台的前部的是垄断、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或“崩溃”趋势，革命的战略和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
　　本世纪中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通常的消费水平的不寻常的发展，正像我们屡次指出的那样，对整个工人运动具有深刻的影响。已加入工会的工人阶级，慑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复杂性，同时由于生产率急剧增长所提供的好处而削弱了他们原来的革命动力，他们越来越丧失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对生产的控制权的意志和抱负，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对劳动在产品中应占份额的讨价还价上去了。这种工人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环境，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这个环境。
　　这种适应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有许多现在可以看作是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有害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哲学，不同于假期声明#，其注意力已越来越不集中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内在性质和工人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而集中于它的各种多事之秋的事态和危机。尤其是，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已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们感到这种劳动过程有极高的生产率，也许甚至被它所吓倒，同时又不能理解其越来越甚的科学错综复杂性，所以他们在参与工人争取改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斗争时，往往使自己适应那种认为现代工厂是劳动过程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虽然是有待改善的组织形式的看法。在社会民主党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是作为密切相联的双方之一，并肩演变，一起奔向一个完全不革命的前景。

[hr]　　# 原文："the working philosophy of Marxism, as distinguished from holiday pronouncements"。原译文：“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哲学，不同于其使人高兴的宣告”。本人理解：“如果是假期声明的话，那么就是说，把注意力集中于资本主义的多事之秋和危机，只是目前假期内的短暂行为，假期结束后我们还得回去专注资本主义的深刻内在性质。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哲学完全把假期里的活当成了正事，所以说是有别于一种假期声明。”——赵小明
[hr]　　俄国革命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了，这遏止了许多其他领域里的改良主义趋势，但在这一方面似乎只是使这种趋势恶化了。苏联共产党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未曾料想到的一个历史转折中，在一个刚刚算得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掌了权，当时在那个国家里，除了少数几个工业中心之外，技术、生产、甚至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劳动过程都是很弱的。苏联面临着奇灾大祸，除非它能够发展生产，并以有条理的社会劳动习惯代替俄国农民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生产制度和有组织有规律的劳动过程的重视和羡慕心理比过去增高了。如果昔日的社会民主党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一种它必须与之妥协的有巨大力量而成功的事业的话，那么共产党人也倾向于以同样的敬畏心情把它看作是它必须去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而且如果苏联要赶上资本主义并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的话，它就得模仿这一榜样。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下列事实就行了：列宁本人就曾多次催促人们研究弗雷德里克·W.泰罗的“科学管理”，以便在苏联工业中利用它。他说：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于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罗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1）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化是模仿资本主义模式的；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工业结构丧失了它的临时的性质，同时，苏联决定采用一种仅仅在一些细节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组织，因此，苏联劳动人民的身上都有西方工人阶级的烙印。在此过程中，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感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克思以谨慎的保留态度论述的资本主义技术，和他以激烈的敌对态度论述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现在都成为相当可以接受的东西了。现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件从高产的资本主义结构中铲除某些“赘疣”、改进工作条件、在工厂组织上加上一个正式的“工人管理”机构、以社会主义计划工作代替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分配的结构。
　　不管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些什么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锐利武器，现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跟不上迅速的变革进程而逐渐丧失其锋芒了。现在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只适合于给“产业无产阶级”下定义，而随着这种无产阶级的人数和社会重要性的相对缩小，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这一方面已经变得“过时了”。由于这种逐渐过时的情况未经改正，马克思主义在它原来是最强的一点上变成最弱的了。
　　在过去十年中，左派人士对劳动过程和组织劳动过程的方法又有了兴趣。这可能有许多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欧、美国和日本一往直前的资本积累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这使得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里统治着激进思想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倒台”和“崩溃”的说法，不再为激进派所重视。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为一种要重新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新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在古巴进行的关于劳动组织的讨论，和此后不久在中国发生的文化革命，都超出了关于平均分配社会劳动产品的成见，并把在社会生产组织方面进行一场革命的思想放在重要地位。最后，六十年代激进主义者的新浪潮，由于它自己所特别关心的、在某些方面是没有前例的事情而活跃起来。由于青年、知识分子、妇女运动者、少数民族等等的不满情绪，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所造成的，而是为登峰造极的、或者可以说以最快最有力的步调运转着的资本主义所造成，所以反抗的集中点现在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至少有一部分不满情绪，与其说是集中在资本主义之不能提供工作上，不如说是集中在它所提供的工作上，与其说是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崩溃上，不如说是集中在最“成功”的生产过程的骇人听闻的效果上。贫困、失业和匮乏的压力并未被消除——远没有消除——，而是在这些压力之外又加上了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提供更大的繁荣和更多的工作岗位所能消除的，因为这些正是首先造成这种不满情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