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论劳动与垄断资本

技术和社会

　　在本书中，我们将完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和一般的劳动过程的发展。这马上就产生了苏联集团各国在这一分析中的地位问题。我已简要地说明了我的观点：苏联（我为方便起见，单说到苏联，虽然其特点在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已被推翻的一切国家里，都可以找到）的劳动组织跟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组织没有什么不同。长期研究工作剖析的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在评论苏联生活的这一方面时写道：

　　……看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包括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并且越来越包括共产党中国*的计划经济，都包含着这样一些大的部门，在这些部门里，技术进步已使简单化了的工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从而引起了并且正在发展着计划工作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分离，而这在我们的时代，看来是一种使一切工业社会联结在一切的共同特征，不管这些社会的人口和结构是多么不同。（2）

---

　　* 此文写于五十年代，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在文化革命之前。

---

　　一个美国社会学家报告说：“我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些苏联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坚持说，在生产资料归工人所有的国家里，是无需研究工作是否满意的问题的。”（3）然而，在苏联有越来越多西方化了的社会学的和关于管理的文献，企图说明苏联社会从资本主义工业的实践中吸收了哪些东西。*这些被吸收的东西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为这种叙述苏联社会情况并为它辩护的文献，虽然认为就工人“拥有”生产资料、保健和安全设施、合理的计划工作等等方面来说，苏联的做法要比资本主义的做法优越，但就劳动组织、劳动分工方面来说，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

　　* 例如，最近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的叫做《组织与管理，对西方理论的社会学分析》的书。作者把列宁对泰罗制的态度（既谴责泰罗制是进行“资产阶级剥削”的做法，但又主张研究它，并采用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自己文章的正式构架。由于具有这个方便的根据，他就敷衍塞责地作了一些应有的谴责，但该书总的精神是专心研究西方的管理理论，并醉心于这种理论的管理和操纵的各个方面。因此，他不但采用了这种精神也采用了这种语言；对这位热情的作者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了“系统分析的一个光辉的榜样”，而马克思本人“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也奠定了系统分析的基础”。（4）

---

　　苏联的做法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做法非常相似这一点，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现代工业再也没有别的组织方法了。这一结论早已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一种趋势的有力支持，这种趋势认为一切实际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一切存在着的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在的生产方式是永存的。这种看法的最完全的形式似乎是一种十足的技术决定论：把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都看作是直接从大烟囱、机器工具和计算机发生出来的。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机器社会论，不仅是一种机器“决定论”，而且是一种机器专制主义。在一本由四位社会科学家（其中有克拉克·克尔）写的书里，我们读到：“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表现出许多同样的特点。各个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与其说它们像商业经济，或是农业经济，或是渔猎经济，不如说它们彼此之间非常相似，不管它们多么互不相同。……主要的特点之一是从事工业的人不可避免地和永恒地被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5）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确，让人没有丝毫怀疑。对抗的生产关系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们用十分严谨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是永恒的。*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3年在一篇叫做《论权威》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文中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6）人们也许会全心全意地同意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即人在控制自然力并在社会生产中利用它的时候，就已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并使孤立的生产者的自由和个人活动受到组织上的限制。但恩格斯在假设“真正的专制”并使它可以“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时，已被自己的论证弄得有些迷惘，以致使用了他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著作中所少有的那种概括性的术语。特别是，把“权威”这个辞用来作为一个超历史的概念，而不管它可能采取什么形式——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敌对的还是协调的，掌握还是不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里——这只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

---

　　对于这样一本著作来说，这里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个问题未必能够通过给它加上一些只靠崇拜现存现实而说得好像有理的结论就得到说明或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通过一方面对技术和机器，另一方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对这两者在现存社会中搞在一起的方式，从历史上逐一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有效地着手去解决。这样一种分析，一开始就应好好研究，现在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式，是否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原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并被移入苏联社会，由于苏联社会为了与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性质有关的理由而加以模仿。由于认识到人类社会组织中没有什么抽象意义上的“永恒的”或“不可避免的”特点，这样一种分析应通过了解产生现代社会形式的历史演变来进行。而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分析切不可简单地接受机器的设计者、所有者和经理人员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机器的话，而必须在工厂里和办公室里对机器和现代工业作出自己的独立的评价；否则它所创立的就不是一种社会科学而只是管理科学的一个部门。
　　我在这里必须用一些篇幅先讨论一下马克思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观点，然后再谈一些关于苏联的事情。澄清一下马克思关于这一关系的观点是必要的，因为正统的社会科学，虽然它本身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具有最庸俗而肤浅的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可是往往就在这一点上误解马克思，指责马克思犯了这种错误。
　　马克思在1846－1847年写了一部回答蒲鲁东的题名为《哲学的贫困》的著作，在这一最初发表的概述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的论文中，他写道：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7）

　　最后这句话具有马克思最好的警句所特有的引人注目的性质和明显的历史正确性。但不幸的是，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力，使他们试图用来作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分析时所付出巨大努力的代替品的，却是它的另一种性质，即显得好像是一个现成的公式的那种性质。马克思在仅仅几页之后说到蒲鲁东时说：“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8）虽有这样一些警告，但仍有一些人力图把马克思理解为公式的提供者，从而在他身上贴上一张“技术决定论者”的标签。
　　当然，马克思确实认为“生产资料”在社会演化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但这从来没有被想象为一种“使”某种生产方式自动地从某种技术中产生出来的简单而片面的决定论。这样一种决定论不符合于一般历史情况，而且对于马克思所特别关心的那段革命的转变时期，是特别无用的。显然，在那段时期里，呈现着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各种社会，是在基本上同样的技术的基础上并存着。马克思对于转变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他认为生产力在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内部是发展着的，一直到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这一体系，和它发生矛盾，并冲破了它的界限。这有两种重要的含意，这两种含意都是和那种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舞弄简单公式的“技术决定论者”的说法相矛盾的。一方面，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一个时期结束时所特有的那些生产力，也就是接着来的后一时期开始时所特有的生产力；诚然，这怎么会不一样呢，因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虽然归根到底可能会由于生产力的逐渐演变而发生，但决不会在革命的第二天就给社会提供崭新的技术。另一方面，它为生产力在一种社会制度范围内部的发展和演进作了准备，这是一切社会制度的但对资本主义特别有重大意义的特点。因此，如果蒸汽动力“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那么工业资本主义转过来“产生的是”电力、内燃机动力和原子动力。
　　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更接近于封建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而资本主义早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相互之间并不那么接近。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并且基本上证明了这一事实，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任何简单的“决定论”所能解释的。马克思几乎在他的全部历史著作中都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毫无疑问，他认为生产力在历史长河中居于首要地位，但是他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日常的历史分析中，这个首要地位可能被公式主义地加以利用。*

---

　　*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所没有完成也未经马克思本人发表的一篇文章，考茨基说它是“准备用来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导言的一篇论文的片段草稿”）中，写下了八段文字，作为“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其中第五段是：“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9）他对这个题目的详细阐述，在这一点上是有重大关系的。

---

　　那些只根据少数分散的警句来了解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样论述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资本与作为一种技术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那就得好好研究《资本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范围内，技术产生着社会关系，但它也是由资本所代表的社会关系所产生。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从初期的工场手工业——它“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以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0）——一直到家庭工业，制造业的分工，机器和现代工业，以及工厂制度，在这种工厂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完全建立起来，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固有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11）。根据这一观点，《资本论》第一卷可以说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它论述了商品形式如何在适当的社会和技术的背景下，成熟成为资本的形式；以及资本的社会形式，为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进行不断积累，又如何彻底地改变了技术。*

---

　　* 近年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重新谈起了马克思，这给马克思带来了一些差不多跟他的敌人一样没有什么好处的朋友。例如威廉·L.兹沃曼，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论技术与“组织理论”的书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括如下：“马克思主义者预先假定了工业技术的首要地位，把社会关系（首先是个别组织本身）看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说是上层建筑。”（12）于是兹沃曼力图把这一观点应用于资本主义大公司，而资本主义大公司正是与它没有什么关系的场所，而且事实上在那里这个关系的条件是颠倒的。在这样做时，他很像一个要把那些在那里已不再适用的生物学名词应用于一定的社会演进过程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大公司里，是社会形式支配技术，而不是技术支配社会形式。

---

　　在这一分析中，常常引用的警句中的那些条件都被颠倒了。如果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之间的这种交替作用丝毫不感到为难，而恰恰相反是应付裕如的话，这是因为——除了他的辩证法的天才之外——他从来不对历史采取一种公式主义的看法，从来不随意玩弄无遮无盖的相互关系，“一对一的关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过极度简单化的做法来掌握历史。社会的确定性并不具备化学反应的固定性，而是一种历史过程。社会的具体而确定的形式确实是“确定的”而不是偶然的，但这是一条线一条线地把历史这块织物编织起来的那种确定性，而不是硬塞进一些外来的公式。
　　这些意见切合本书主题之处就在于：正像读者可能已经知道的那样，我们将要表明，我们在我们周围看到的“生产方式”，即组织和进行劳动过程的方式，是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是，我们社会的形态，任何特定社会的形态，并不是在我们眼前立即产生那个社会的那些“法则”的一种同时发生的创造物。每个社会都是历史过程的一个瞬间，而只能作为那个过程的一部分而被人们所掌握。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式，当它存在于时间、空间、人口和历史中的时候，织出了一块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织物；它的存在的诸条件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其中每一条件都必需以许多其他条件为先决条件。就是由于这种坚固而确实的存在，历史所产生的这个具体形式，其任何部分都不能用一些人为的假定加以改变，而不歪曲它的实际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它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永恒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作为一块织了许多世纪才织成的织物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资本主义“产生了”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同那种使我们能从一种特定技术状况“推断出”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的现成公式是大不相同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这些说法，也可以用来说“社会主义”，因为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存在过。苏联发生了革命，但这个革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而且在革命后的几乎全部历史中，技术和生产的进步是和放弃一些原来的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的结合，需要作非常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在苏联社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变时期的不同寻常的形式，这个转变时期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之久，而且毫无疑问会呈现出许多矛盾的、复杂的和过渡的形式。不论人们对苏联的工业化抱什么观点，谁也不能把它的历史，甚至它最初和最革命时期的历史，认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组织劳动过程的一种尝试——因而也是一种要在克拉克·克尔的永恒真理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尝试##。人们很难提出证明说，哪一届苏联领导人曾经主张说，应该在苏联历史的这一阶段进行这样一种尝试。*（这里，在苏联的和中国近来的纲领性文献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赫鲁晓夫嘲笑中国要把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体现在工业化过程之中的计划是试图“用锥子来喝汤”。他的俏皮话在过去一种正统的共产主义想法的范围之内是有趣的###，正统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属于列宁和列宁以前的时期的想法；但他的话现在已毫无趣味，因为中国人已把他们值得注意的想法说得更明白了。）

---

　　# 原文是"classic"。原译文：“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来说”。这似应翻译成经典，而非正统。因为英文正统是orthodox，也出现在本段以###标记的语句内，而且也已正确翻译成正统。——左言　　## 原文：And thus as an attempt that came to grief on the rocks of clark kerr's eternal verities.本人这样理解：作者在说完人们不能把苏联“认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组织劳动过程的一种尝试”后（作者也这样看），马上转过来说，肯定这些人中有人（而非作者）认为这根本就是“要在克拉克·克尔的永恒真理的岩石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尝试”。所以他接下来说，没有任何一届苏联领导人曾有尝试的打算。——赵小明
　　* 斯蒂芬·A.马戈林在一篇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等级制度之起源与作用的论文中说：“为了优先考虑资本积累，苏联重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至少在男女工人和他们的工作的关系方面是如此。……苏联人自觉地有意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苏联人只逮住了‘赶上并超过美国’这只老虎的尾巴，因为，要把那个社会的劳动组织改变得像我们社会里那样，可能要经历一场革命。”（13）

　　### 原文：his wit was engag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an orthodox communist conception that dates back.原译文：“他的俏皮话在一种正统的共产主义想法的范围之内是有趣的”。

---

　　如果生产方式不会由于社会形式的变化而自动地立即发生变化，那么像我们在苏联看到的那种混合的结构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现在还在改进和发展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不像资本主义跟着盲目的有机的市场力量而成长起来那样，“自动地”成长起来，它必得在一种适当的技术基础上，由人类集体的自觉而有目的活动产生出来。这种活动不仅要克服前一生产方式的习惯条件，而且还要克服存在过各种阶级社会的几千年中的那些习惯条件，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衰微，我们结束的不仅是一个社会形式，而且也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根据这种观点来考虑，那种认为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劳动过程，只靠以苏联为例这一简单办法就可以取消其资本主义性质的想法，在我看来是最坏的一种伪科学。

---

无论如何，本书的目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及其如何通过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而形成的具体情况。在这里，我不能对苏联集团的混合型社会如何模仿这种结构的具体情况进行同样的研究。后面这种研究具有其自己的很不相同的主题，而且它本身也具有巨大重要性。但是，既然这一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苏维埃制度所创立的，而它在苏联只是一种反射的、模仿的和（但愿是）过渡的形式，所以研究劳动过程必须从资本主义开始。

---

“新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这个词，严格地说，从来不是精确地描绘特定的某一批人，不如说是用以说明一个不断地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名词。虽然如此，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代表着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当确定的一部分人。但是由于发生了广泛的职业变化（这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叙述），和最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变化，这个名词已丧失了它的大部分说明能力。因此，我对那些要我先给“工人阶级”这个名词下一个简明而合乎时宜的定义的读者，颇表同情。这样一个定义，如果可以容易地作出的话，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但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努力去下这样一个定义，那结果会使问题得不到澄清，反而引起混乱。我们所处理的不是只要求填上数量的代数方程中的静态项目，而是以人口的各个部分的变化为标志的动态过程。许多这种部分在阶级定义中的地位还是比较复杂，在没有作出大量说明并把分析的准则弄明白之前，是不能贸然加以决定的。
　　说得稍微具体一些：我对于把工人阶级，根据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定义为不占有劳动手段或对劳动手段没有所有权、而必须把它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劳动手段的人的那个阶级，没有争论。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已被置于这种境地，以致这个定义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职业阶层时，重要的并不是单纯的定义，而是定义的应用。在这里我只能说，我希望从这个研究中浮现出一副关于工人阶级结构的合理而有用的图画。如果读者们容许我扯得这样远的话，我想他们以后在这种说明中会明白这个过程的必要性，正像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明白这一必要性那样。*

---

　　* “即使非常精确，〔马克思〕也不大愿意用固定的词句来说明他的观念。例如，这篇论资本主义生产的著作里并没有关于‘资本’的正式定义。……事实是，整本书就是他的定义。”（15）万人版《资本论》译者的这一评论是很重要的，作为对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提示来说尤其重要。尽管许多部分都说得很谨慎，这一评论对目前的问题也是适用的，如果我们要求得一个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又超出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已熟知的那些要素之外的话。

---

可是，为了明确起见，我要在一开始就指出，虽然我将论述工人阶级形象在上个世纪中的巨大变化，但我不能接受过去十年中由某些作者发明出来的“新工人阶级”这一武断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新工人阶级”包括这样一些具有许多生产和管理方面专门知识的职业：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低级行政管理助手和专家、教师等等。这些分析家不去研究整个劳动人民，不去了解它是如何改变的，哪一部分已经增长，哪一部分已经衰微或停止增长，而是选择一部分职业作为他们分析的中心。这个做法在其实际作者看来所以不显得完全武断，是因为他们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新”字：它既指那些在新近建立起来或广义上说是新的职业，也指那些在被认为比旧职业先进和“优越”的意义上说是新的职业。
　　根据这样一个假设进行的研究，其结果就预先包含在这个被选中的定义中了。因此，“新工人阶级”就是“受过教育的工人”，工资较高、有些特权等等。按照这些定义，体力劳动者是“老工人阶级”，不管各种职业的实际变动如何，也不管这种劳动的各种类别增加了多少。就因为这些作者受他们的定义的支配，他们看不到，例如，工程师的职业和勤杂人员的职业从本世纪开始以来有相似的增长，都是在五万到十万的水平上开始（1900年在美国），到1970年发展到一百二十五万左右。这两种职业目前都是美国最大的职业，两者都是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应看作是“新工人阶级”，而另一个就不是呢？任何研究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职业的长期趋势的人都会明白，这一个例子决不是偶然的。这些长期趋势从一开始——如果人们一定要为某种实际上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过程的东西找出一个起点的话，这个起点要回溯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就表明，必须加以研究的是整个阶级，而不是从这个阶级中任意选择出来的一部分。
　　我已经把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现在让我赶快给它定个轮廓分明的界限。我不打算讨论现代工人阶级的觉悟、组织或活动的水平。这是一本关于作为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书。我明白，在许多读者看来，似乎我已把这一主题中最紧要的部分略去了。有些人希望用某种简捷的方法发现一种代替物，代替“蓝领工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力量”（借用这两个通俗的名词）。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想导出“科学之前的科学”的企图；我力图根据下列原理把这种成见从我头脑中驱逐出去：首先需要的是，按照资本积累过程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形象，如实地描绘工人阶级。*

---

　　* 这些对于“新工人阶级”论和对一种“社会变革力量”的探索的批评，并不想贬低那些循着这些路线进行工作而其工作又在本书中对我很有帮助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所搜集的有用的材料。特别是，这些作者已注意到各“职业”阶层的重要性及其不满情绪，也注意到少数民族、青年工人和妇女的特点。虽然我自己并不是通过这些局部的值得考虑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的，可是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怎样地适合于这一整个分析，将是十分清楚的。

---

我担心这种使自己只讨论“客观的”阶级内容而不谈“主观的”东西的做法，在某些沉湎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人们看来，将无可救药地损害这一研究。由于长时期的习惯和坚持的理论，在这些人看来，阶级在其主观表现之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阶级，“地位”，“阶层”，甚至毫不理解其意义而从马克思那里取来的、近年来常讲的“厌倦”*——所有这些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思想意识的赝象，只有当它们在作为主体的人的头脑中出现时才能加以研究。

---

　　* 艾尔弗雷德·施密特指出：“马克思一注意到像‘疏隔’、‘厌倦’、‘人性的复归’等名词已变为小资产阶级作者嘴里的空洞无物的废话，而不是对世界及其变化进行实验的研究的手段时，他就不再使用这种名词了。”施密特接着说：“马克思普遍放弃这些名词，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继续从理论上研究这些名词所指明的实际情况。”（16）

---

　　至少有两代学究式社会学家已把这种研究方法提升为一种教条，所以很少有人感到需要证实它。这种教条要求通过填写调查表的办法来描绘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外形来；这种调查表往往使填写答案的人能选择他们自己的阶级，从而使社会学家们免除了责任。调查的结果是变化无常的。例如，在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和《幸福》杂志在1940年按照劳埃德·沃纳的概念进行的许多民意测验中，人被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阶级，并被进一步分成许多阶层；在这些测验中，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都自愿列为“中等阶级”。但当理查德·森特斯把调查表改变得包括了人们所喜欢选择的“工人阶级”时，工人阶级就突然变成了大多数答案填写者所选择的类别。（17）这里我们看到社会学家们所测验的并不是公众的意识而是他们自己的意识。然而，调查表作为测验社会现象的手段具有优越性，仍然是一种信条。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泽在批评赖特·米尔斯的《白领工人》时说：

　　不幸的是，米尔斯的著作……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调查研究。其实，使米尔斯感到兴趣的，并不是女售货员或在广告社工作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可能感受到的那种疏离的感觉，而是这些人的客观疏离感。但这客观疏离感，乃是透过分析对他们施加压力的力量而重新建构出来的#。这种态度自认为比民意测验更加科学，但这仅仅在表面上是如此罢了。（18）

---

　　# 原文："But rather objective alienation of these persons as it might be reconstructed by analyzing the forces which exert pressure on them."原译文：“并不是女售货员或在广告社工作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可能感受到的那种厌倦的感觉，而是这些人通过分析向他们施加压力的那些力量而设想出来的客观的厌倦。”

---

根据米尔斯的研究，克罗泽争辩说：“没有厌倦的社会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必然总是受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限制。”这是罗伯特·布劳纳的一个更直率的论点的斯文说法，布劳纳说:“一般工人是能够适应那种在知识分子看来是极为单调而沉闷的工作的。”（19）据此推论，我们看到，社会学承认现代的劳动过程的确是退化了；社会学家和管理人员都有这种先见之明，也都确信劳动过程的这种组织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使社会学和人事管理部门都具有不分析工作的性质而分析工人的适应程度的任务。显然，对工业社会学来说，问题似乎不在于工作的退化，而只在于工人不满情绪的明显迹象。从这个观点看来，唯一重要的问题，唯一值得研究的事物，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人对工作的反应，而就在这一点上社会学是具有意义的。
　　在这些评论中，我的目的并不是否认研究工人阶级觉悟程度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通过觉悟，一个阶级才能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我也不认为用调查表进行调查的社会学所取得的微弱成果说明工人阶级的心理是不可知的，而只是认为用以了解这种心理的这种方法是肤浅的、间接的、机械的。阶级觉悟是反应在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的某一部分的理解力和活动之中的那种社会内聚性。其绝对表现是一个阶级对其社会地位的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态度。其长期相对表现可以在这个阶级的缓慢变化着的传统、经验、教育和组织中找到。其短期相对表现是受环境影响、并在紧张和冲突时期往往每天随着环境而变化的各种心情和情绪的一种能动的复合体。阶级觉悟的这三种表现是互相联系的：心情的变化既来自各种阶级态度的基本贮水池，又反应这个贮水池；这个贮水池虽然可能很浅，但永远不会完全枯竭。
　　因此，一个阶级如果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共同的问题、利益和前途的集团的话，就不能在社会中存在——尽管这种表示在长时期中可能是微弱的、混乱的，而且是易受其他阶级操纵的。那些了解某个集团的历史，熟悉其环境、背景和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的关系，并根据亲身接触和详细资料而作出判断的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实际工作者，最能解释工人阶级的意见、情绪、感情和不断变化着的心情。就因为这个原因，对那些默默无闻的下层人民的心境的最敏锐的解释者往往是工会组织者、鼓动家、有经验的革命家和警局密探。虽然这些人中有一些蠢人、幻想家和别的易犯错误的人，但是这些由于他们的实践而丰富了他们的解释的活跃的有关当事人，在最好的状态下，对于不断变化的心境，往往有一种可靠的、深刻而敏锐的观察和一种预测，而且有社会学表格中所完全没有的那种分清持久的和短暂的东西的能力。可是，还得说一句，如果某些社会学家不论是作为职业锻炼的一部分还是出于必要，自己到工厂里去工作，或是如果他们有时偶尔丢开调查表而亲自去倾听工人们的意见，那他们就会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知道去了解社会环境，并写出可信的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