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论劳动与垄断资本

七十年代中对工作的不满情绪

　　本书开始写作以来的几年中，对工作不满已成为所谓的“时髦题目”了。几乎每一种美国重要刊物中都有关于“蓝领的忧郁”或“白领的悲哀”的特写文章。关于这一问题，出版了一些书籍，建立了一些委员会，组织了一些会议，进行了一些试验。社会学家们抓住了这阵风头，重新解释他们的调查表的统计数字，对于昨天他们还认为小的使人宽慰的有不满情绪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现在却感到吃惊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所选定的一个专门工作组，编写了一个题名为《美国的工作》的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满意他们的劳动生活”：

　　结果，根据旷工、人员流动、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次品率和工人不愿尽力工作的情况来衡量，工人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日益增多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作问题的增多，身心健康、家庭稳定性、社会活动和社会凝聚力，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公正”看法，都可能衰退；而吸毒、酗酒、违法和少年犯罪行为也都有所增加。

　　报告谈到了它所谓的“工作问题在我们社会里各部分的人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这里，我们发现，蓝领工人的“忧郁”是和他们对工作的不满密切相联的，白领工人的不起劲和管理人员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也是如此。从事各种职业的许多工人都感到受到封锁，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他们的工作缺乏发展的机会，也没有鞭策他们努力的东西。青年工人似乎也像老工人一样遵守工作制度，但有许多人是反对其工作场所的不合时代潮流的权力主义的。少数民族工人也把权力主义的工作环境看作是社会日益丧失其民主理想的证据。把工作看作是可以提高身份的一种来源的妇女们，都由于她们只能从事有损于她们自尊心的工作而感到灰心丧气。年老的美国人对工作最为不满：人们不让他们担任较有意义的工作，即使他们具有很明显的才能，而体力上也是有生产能力的。（20）

　　被引来作为“工人新态度”的证据的旷工和退职率，往往随着谋得工作的难易程度而不同，可能也部分地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失业率的下降。但在那个时期的不满气氛中，这两者被认为是（毫无问题其中有些道理）一种迹象，说明对某些工作有了新的反感。人们引用汽车工人，特别是汽车工厂的装配线作为主要的例子，《幸福》杂志在1970年报道说：

　　对管理部门来说，关于工人新态度的真正令人沮丧的证据是工作表现很差。旷工率急剧增长了；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所属各厂里，旷工率增长了一倍，而在去年一年中增长得最快。通用汽车公司的按小时计算工资的工人中平均每天都有百分之五的工人没有说明理由而离开工作岗位。……有几天，特别是星期五和星期一，旷工率高达百分之十。迟到的现象也增加了，这使得在一班工作时间开始时——在领班勉强拼凑了人手来代替失踪的工人之后——更加难以把生产线立刻开动起来。关于产品质量低劣的怨言急剧增多了。同领班的争论更多了，关于劳动纪律和加班加点的怨言更多了，提出的申诉更多了。工人的调动也更加频繁了。去年福特厂的退职率达百分之二十五点二。……管理人员惊愕地报告说，有些装配线工人竟是这样离厂的，以致他们在当班时间中途走开了，甚至不再回厂来领取他们已做的工作的工资。（21）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设在底特律杰斐逊大街的工厂，1971年中期每天平均旷工率达百分之六，而年平均人员调动率几达百分之三十。克莱斯勒公司在1970年与工会举行谈判时报告说，在1969年内，它的几乎半数的工人在第一季度终了之前就退职了。同年，福特公司设在底特律郊区威克塞姆的装配厂，每月的退职率达百分之八，必须雇进四千八百名新工人来维持五千人的劳动力。整个汽车工业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旷工率增加了一倍，人员调动率也增加了一倍。*只是由于1971年以及其后的失业的增加，情况才稍稍稳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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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多欧洲的报告表明，这种情况并非仅限于美国。例如，一份来自罗马的报告说，意大利最大的私营企业菲亚特汽车公司有职工十八万多人，其中十四万七千人是工厂工人，而星期一上班时间里跑掉的工人就有二万一千人，每日平均旷工率达一万四千人。一个意大利经理协会报告说，在整个意大利经济中，在总数将近二千万工人中，平均每天至少有八十万工人旷工。这是由于“青年人对装配线的劳动纪律越来越厌恶，和最近有许多南部意大利非熟练工人流入北部工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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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1972年1月在俄亥俄州洛兹城发生的一次人们津津乐道的罢工，通用汽车公司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被它看作是一个试验厂的汽车工业中“最先进”和“自动化”的工厂的概貌。按照它的设计速度，洛兹城的装配线每小时能生产一百辆维加斯牌汽车，只给每个工人三十六秒钟来完成每辆车的装配工作、并为下一辆车做好准备。当前争执的问题是提高去年10月规定的操作速度的问题。公司发现的情况是，工人们不仅要求恢复去年10月以前的速度，而且许多人觉得，汽车工业总得做些事情来改变装配线工作的讨厌而重复的性质，否则工厂里就会继续有不安定的情况。熟悉这几次会议情况的一个官员说：“他们是说你总得做些事。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但你总得做些事。”（24）
　　这种说法不仅仅限于装配线，甚至也不仅限于工厂。专门工作组的报告对办公室的趋势作了以下的概括：

　　汽车工业是常常被用来说明令人不满的工作情况的一种工业；而装配线则是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典型体现。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装配线工人和蓝领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反映在白领工人甚至管理人员的身上。在现在的办公室里，工作也被分割开来，而且也是权力主义的；今天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厂。就越来越多的工作来说，除了工人衣领颜色不同之外，它们之间简直没有什么区别：计算机键控操作和文书处理系统跟汽车装配线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

　　秘书、办事员和官僚们曾经由于不必过工厂里使人失去人性的枯燥生活而感到高兴。白领工作很少，它们的社会地位比蓝领工作高。但是今天，典型的美国工人是办事员而不是装配线工人，而这种职位也不提供什么声望。

　　在传统上，政府和工业中的低级白领工作都由中学毕业生担任。今天，越来越多的这种工作属于高等院校毕业生。但是要求高等院校毕业证书，并没有提高这种工作的声望、社会地位、工资或困难程度。例如，1969年办公室工作员的平均工资是每周一百零五美元，而蓝领生产工人是每周一百三十美元。因此，难怪《工作条件调查》发现，我国对工作最不满意的人，大部分是从事工资低、单调而琐碎的日常办公室工作的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这些人有不满情绪的另一些迹象，包括每年人员调动率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和1958年至1968年之间参加工会的白领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这些不断改变的态度……也许正在影响这些工人的生产率：一些管理部门顾问对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生产潜力只发挥了百分之五十五。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于重复性工作感到厌烦。（25）

　　不满情绪的显著增加有许多原因，有些与工人的特点有关——比较年轻，多上几年学，受到了新的一代的不安定情绪的“感染”——另一些则与工作本身性质的改变有关。一个记者援引了这一说法：“美国工业在某些场合过分地推行工艺技术，把工作中的技能完全抛弃了，以致达到了使人反感的地步。”他引述凯斯西部预备大学的一位工作设计顾问的话，这位顾问极其坦率地说：“我们也许设置了太多的哑巴工作，没有这么多哑巴来担当这些工作。”（26）
　　已经提出了各种补救办法和改革措施，有些已由有特别迫切问题的公司在一些工人小组中加以试验。其中包括扩大工作范围，丰富工作内容，或实行工作轮换制，组织工作组，协商或工人“参加管理”，集体奖金和分红，放弃装配线技术，取消生产计时钟，以及“自己的工作由自己处理”计划等。
　　这些办法已经成为一时的风尚，透过这种风尚，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切关心。所以如此关心的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西欧和美国的统治集团刚刚在自己边界内经历了一段被青年学生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激烈反抗吓得口呆目瞪的时期，他们必然会问自己，如果在这些之外再加上对工厂里工作条件的反抗运动，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种前景所引起的害怕心理，使人们要对“工作的质量”进行讨论，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弄明白工人的不满情绪是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所特有的那种通常水平上呢，还是正越来越惊人地高涨起来；另一方面在于促进改革，以期防止不满情绪的这种增长。但正像几乎一切关于公共政策主要问题的讨论一样，这一讨论也有某种空洞而不切实际的气氛，反映出作为政治家的资本家与控制着公司企业的资本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管理人员心目中的问题与学术界或新闻界心目中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管理部门往往习惯于在一个社会对抗的环境中进行劳动过程，而且事实上，从来不熟悉不是那样的环境。公司经理们既不希望也不期待一下子改变这种情况，而只有当这种情况妨碍他们的工厂、办公室、栈房和仓库的正常运行时，才会注意到去改进它。在公司的管理部门看来，这是一个成本和管理的问题，而不是“使工作人性化”的问题。这个问题迫使他们注意，因为它以旷工、人员流动和不符合他们的打算和期望的生产率水平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只有那些能降低劳动成本和改善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解决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关于丰富工作内容、扩大工作范围等等的讨论开始时是关于工厂工作的，但大部分实际应用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据管理部门顾问和“丰富工作内容”的创始人罗伊·沃尔特斯估计，为其中的四分之三）。（27）工业设施代表投在固定设备方面的大量资金，而现在的工业劳动过程乃是一种长期发展的产物，目的在于使劳动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相反，在办公室和服务行业的劳动过程中，最近发展起来的大量工作还没有经受像工厂中那种极端的合理化和机械化，虽然这种合理化和机械化也在进行中。由于这些原因，在办公室里，管理部门往往乐于自动地作出改组劳动过程的决定，而在工厂里，则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作出这种决定。公司管理部门认为，职工“过多”、生产率低而最需要加以改组的地方主要是在工厂以外。
　　在最近一个时期，办公室的合理化已在扩大工作范围和使工作人性化的旗帜下，部分地进行着。我们只要看一看例如1972年夏《华尔街日报》刊载的那份报告，就可看出这一运动带有骗人的味道：文章的标题是“工作的质量”，但内容几乎完全是一些关于在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事务所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减少人员的讨论。（28）在一个典型的事例中，一个银行出纳员，当他柜台上的工作清闲时，就会被派去处理例如清理收回的支票那样的日常工作。印地安纳州里奇蒙市第一国民银行在一个叫做科学管理社的咨询机构的指导下实施了这样一个计划，“仅仅第一年节省的钱就超过了费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该银行的从业人员从一百二十三人减少到一百零四人，而留下的人中，也有一部分被改为零工。论述“人性化”这一方面时，引用了一个工人所说的话：“没有片刻时间是沉闷的。它使工作更有兴趣了。”（29）
　　有些管理部门咨询机构认为研究这种“人性化”是它们的本行，硬要经理们接受它们的方案。不管它们的话说得如何好听，这些咨询机构只有一种功用：降低成本，增进“效率”，提高生产率。和管理部门交谈时，别的话是没有用处的，除非它和公众关系部门有关系。*那时，这些顾问拥有丰富的知识，知道在许多大办公室、银行、保险公司，零售业和服务行业中已得到应用的分工原则，是被如此狂热地加以实行，因而各种工作已被拆得零零碎碎，并可以部分地重新集合拢来，而无损于劳动过程的目前组织方式，同时还可以节省劳动成本。完成这种业绩的精明而讲实际的做法，同从一种到两三种经常的日常工作接二连三地进行这些可怜的“扩大工作范围”的笨拙做法，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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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学问的社会学家也不敢忘记这一点。专门工作组的报告，在介绍它的关于工作的重新设计的一章时说：“本章的任务在于说明，不仅工作可以重新设计得更加令人满意，而且生产率也能得到很大的提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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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现时关于工作的讨论，集中注意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受到忽视的这一个方面，因此这一讨论必然是有益的，不管它的成果是多么微小。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讨论都是“发现”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了肤浅的“分析”，提出了容易做到的“解决办法”，接着又把它忘却了，这次讨论和大多数这种讨论一样，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说，虽然大公司接受了一些微小的改进措施，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成千倍更加迅速、更加大规模、更加广泛地再造成目前的劳动过程。
　　现在提出的一些改革办法，决不是什么新东西，都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已为某些大公司（例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某些管理理论家所喜欢使用的方法了。它们表现管理部门的一种作风，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变。它们的特点是装模作样地让工人“参加管理”，慷慨大方地让工人调节机器，更换电灯泡，从这一零星工作转到另一零星工作；让工人在一些固定而有限的可供选择之道中进行选择，以造成工人可以做出决定的错觉，其实这些可供选择之道是管理部门设计出来的，管理部门故意留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工人进行选择。人们可以把管理部门的这种作风同这样一些人所采用的销售策略很好地加以对比，这些人发现主妇们抱怨烘烤面包的配料不好，在使用这种配料时感到内疚，他们就不在配料里放蛋粉，而使顾客恢复配料里有打鲜蛋的感觉，从而造成烘焙技术高、产品有益卫生等等的印象。扩大工作范围的早期宣传者之一彼得·F.德鲁克1954年在一篇评论科学管理的文章中写道：“工作分析中设计与执行分离开来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是两个人。工业世界并不因此就得分成两类人：少数人决定应做什么事，设计工作，规定步调、节奏和动作并命令别人去做；而多数人按照人家告诉他们的方法去做人家要他们做的事。”这是很大胆的说法，一位管理部门的顾问说这种话尤其是大胆的；可是德鲁克先生向我们提出的改变世界的建议并没有这样大胆：“……即使人类最低级的工作也得有某种计划；只是这应该是简单的计划，也不应该有太多的计划。”（31）亚当·斯密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说，“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当·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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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　　1．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511页。

[size=-1]　　2．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作的剖析》（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1961, and Glencoe，Ⅲ., 1964），前言。

[size=-1]　　3．哈罗德·L.谢泼德和尼尔·Q.赫里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机器人都到哪里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满情绪》（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96页。

[size=-1]　　4．D.格威希阿尼（D. Gvishiani）：《组织与管理：对西方理论的社会学分析》（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Western Theories, Moscow, 1972），第144－146页。

[size=-1]　　5．克拉克·克尔，约翰·T.邓洛普，弗雷德里克·哈比森和查尔斯·A.迈尔斯（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rederick 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工业主义和从事工业的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ss., 1960），第15页。

[size=-1]　　6．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52页。

[size=-1]　　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页。

[size=-1]　　8．同上书，第122页。

[size=-1]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11－112页。

[size=-1]　　10．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358页。

[size=-1]　　11．同上书，第464页。

[size=-1]　　12．威廉·L.兹维曼（William L. Zwerman）：《组织理论的新观点：从经验主义角度重新考虑马克思的和经典的分析》（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erory: An Empir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rxian and Classical Analyses, Westport, Conn, 1970），第1页。

[size=-1]　　13．斯蒂芬·A.马格林（Stephen A. Marglin）：《领班是干什么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等级制度的起源和作用》（油印品）（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ize=-1]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页。

[size=-1]　　15．伊登和塞达·保罗（Eden and Cedar Paul）：《资本论》译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 to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1930），ⅩⅩⅩⅣ页。

[size=-1]　　16．艾尔福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马克思的自然观》（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第129页、228页。

[size=-1]　　17．参看约瑟·A.卡尔（Joseph A. Kahl）：《美国的阶级结构》（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r York, 1957），第六章。

[size=-1]　　18．米歇尔·克罗泽（Michel Crozier）：《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Office Worker, Chicago and London, 1971），第27－28页。

[size=-1]　　19．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异化和自由：工厂工人与其劳作》（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第117页。

[size=-1]　　20．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专门工作组：《美国的工作》（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73），第xvi－xvii页。

[size=-1]　　21．贾德森·古丁（Judson Gooding）：《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忧郁》（"Blue-Collar Blues on the Assembly Line"），见《幸福》杂志，1970年7月号第70页。

[size=-1]　　22．《纽约时报》，1972年8月23日。

[size=-1]　　23．《华尔街日报》，1971年7月16日；《纽约时报》，1972年4月2日。

[size=-1]　　24．《纽约时报》，1972年2月3日。

[size=-1]　　25．专门工作组：《美国的工作》，第38－40页。

[size=-1]　　26．《纽约时报》，1972年4月2日。

[size=-1]　　27．《华尔街日报》，1972年8月21日。

[size=-1]　　28．同上。

[size=-1]　　29．同上，1972年4月25日。

[size=-1]　　30．专门工作组：《美国的工作》，第94页。

[size=-1]　　31．彼得·F.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管理的实施》（The Practice of Manaegement, New York, 1954），第284、296页。

[size=-1]　　32．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401页。

1993110 发表于 2015-10-21 14:25

这本书有代表性，作者是工人出身，后作为工人的学术代言人，美国的现实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xuguw 发表于 2015-10-21 14:36
这本书有代表性，作者是工人出身，后作为工人的学术代言人，美国的现实主义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定要拜读一下了。还有台湾学者的看法，也拜读一下。谢谢那位楼主。

1993110 发表于 2015-10-21 14:40
一定要拜读一下了。还有台湾学者的看法，也拜读一下。谢谢那位楼主。

老书新读，新书老书，纵横捭阖（zòng héng bǎi hé）

xuguw 发表于 2015-10-21 14:44
老书新读，新书老书，纵横捭阖（zòng héng bǎi hé）

1993110 发表于 2015-10-21 14:48

海峡两岸，共同研讨《资本论》！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劳动力是什么样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