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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一个源于西方的现代“发明”。这就像“亚洲”这一欧洲概念传入以前，中国人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生活在“亚洲”——梁启超直到1890年在上海的书店里看到《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而中国位于亚洲东部。
明了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我看来，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相关的种种误解，大多都是由此伴生而来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常识”包括：“丝绸之路”是一条笔直的商路；它由中国通往欧洲；丝路富有异域情调；其存在主要是为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丝绸是其间主要的贸易货物；存在某种象征开放、和平交流的“丝路精神”；如此等等。“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用“丝绸之路”为它命名，推想起来本身就是因为“丝绸”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东方最感兴趣的商品，虽然论对文明交流的贡献，它远不及纸的传播。
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后浪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当然不是一部观念史，不过她在系统整理前人研究并结合新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早先的理念提出了挑战。首先，“丝绸之路”不是一条高速公路，而是一个道路网络，一个体系，或不如这么说：它应该是复数的Silk roads，而非单数的Silk road。可以说，任何这一类“某某之路”都是网络。现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中国长城、罗马边墙(lime)之类看起来是防御职能的边界“线”，其实也是由堡垒、营地、后勤支援和道路网构成的纵深防御体系和复杂网络，更不用说开放流通的商路网络了，那会包含着无数节点、干道和支流。
韩森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是：她虽然赞成丝路文化交流的国际性，但与流行的观念中那种西域胡人商队驱赶着驮运昂贵货物的骆驼、穿越沙漠远道跋涉而来的“标准丝路印象”不同，她坚持认为丝路经济活动主要并非长途贸易。她举出许多敦煌、吐鲁番文献，认为丝路上“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那些绿洲聚落大多以农业而非商业维生，“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而唐代时丝路经济也主要依赖中国中央ZF投入布帛财物的强力刺激，并非源于活跃的国际物资交流，因此“丝路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唐朝ZF支出的副产品，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民间商人长途贸易的结果”。当然，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军撤离西域，流入当地的钱币戛然而止，这种状况就更糟糕了：商业文书急剧减少，“没有提到任何传统观念中丝绸之路上该有的东西，没有带着大宗商品千里跋涉的商人”；有些地方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经济当中去，“九、十世纪的敦煌经济中，本地制造的商品小量流通，长途旅行很有限，外国商品很稀少。贸易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继续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生活。”
在此，她否定了丝路作为国际贸易商道的重要性(“丝路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条商业道路”)，转而肯定它作为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方面的意义。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观点，因为以往的“丝路形象”，主要便是奠基于长途贸易的经济活动之上的，而现在所说的“新丝绸之路”、“丝路精神”其实也特指那种经济货物的流通以及由此而来的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她所说的当然是对的，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本身是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而非重视贸易，汉唐中国对丝绸之路也不大可能从经济收益和对外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当地那些绿洲城镇毕竟也不是香港或新加坡，其经济活动不大可能那么依赖外贸。
但要证明这一观点也非常困难。韩森教授的证据，说到底是“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出土文书只能证明当地存在小规模经济活动，而没有证据表明不存在远距离国际贸易。证其有易，证其无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封闭农业社区，其文化交流却是国际化的。的确，关于远途奢侈品贸易的文书极为罕见，但在中国境内的那么多波斯、粟特人的墓地和文献记载却比比皆是，如果不是有着巨额利润的可能，又是什么驱动着这些逐利的商人长途跋涉呢？在中国传统文学文献中，“胡商”的形象通常都与珠宝有关，这恐非偶然，因为高利润高风险的长距离贸易大多以高价值的商品为主。
“开放”和“封闭”也许本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过分执其一端难免有些偏颇，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难以解释的压力。丝绸之路本身是否像我们想像中的那样“开放”和国际化，当然值得讨论，在历史中也一直变迁不定，韩森的质疑无疑是有价值的。
也许正因现代社会特别关注经济，人们的脑海里就存在着某种商品货物流动、流通网络的图景，才使得我们确信“国际化”、“多元化”和“开放”都是好事。说实话，“开放”、“流动”本身就是现代的隐喻，当我们将这些投射在丝绸之路上时，我们也许只是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影像。那就是真实的丝绸之路吗？还是一个我们按自己的期望设想出来的、位于历史长河中的乌托邦？那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并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的。(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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