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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人们自然而然想起的是百乐门里的灯红酒绿、大光明电影院的欧美原版电影、霞飞路上的时尚万千和十里洋场的笙歌燕舞。无论是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叶文心女士的《上海繁华》，还是张英进等学者主编的《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这些关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经典论著，无一例外地都把关注重点放在电影、文学、流行乐等充满现代性的文化形式之上。被这些论著所忽略的是，以地方方言为语言载体、以传统文化为创作基础的地方戏曲，在当时上海的市民文化娱乐生活之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民国中后期上海最为流行的地方戏曲，非越剧莫属。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姜进的《诗与政治》一书，正是全面阐述和分析上海越剧在二十世纪里演化与变迁的最新论著。正如书中所言，越剧在二十世纪的上海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男班到女班的脱胎换骨。从浙江嵊县农村的草台戏班，到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最为流行的地方戏曲，越剧的百年演化，跟中国二十世纪里的现代化进程交相呼应，丝扣相连。
早在明代中后期，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以《牡丹亭》《西厢记》为代表的传奇剧，以及才子佳人小说的大量出现，便已经构成了一个以爱情和人性解放为中心的文化现象。言情文艺在明末清初的成熟与盛行，以江南地区的都市化和商业化作为基础，也跟以“致良知”和“人人皆可为尧舜”为代表思想的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互生互融。“情”文化在清代中后期虽然受到清ZF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打压，但在民间却仍然或明或暗地延续，《红楼梦》和大量弹词剧本的出现就是明证。明清时期源远流长的情文化传统，再加上以言情为重要内容的西方通俗小说、情节剧和好莱坞电影的大量引入，为以美好爱情、阴柔美和全女子表演为元素的越剧在民国上海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土壤。
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兴起，除了拥有上述文化资源之外，还因为它恰应了民国上海三个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的支持：城市中产阶级、浙江移民和新兴都市女性。首先，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不仅集中了现代企业家、金融家和商人这样的城市富人群体，还聚集了数量庞大的白领阶层、产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这些群体构成了上海第一代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及其家属成为越剧的主要观众群。其次，现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如果说绝大多数苏北人和许多上海本地人构成了城市社会的下层阶级的话，那么新兴的中产阶级主要来自江南富庶地区。具体而言，强大的宁波、绍兴帮商人和知识阶层给予了越剧强有力的支持，而越剧的成功反过来也成为这个移民群体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象征。最后，上海是中国新女性的聚居地，集中了数量最多的新型女性群体，从女工、女佣、中产阶层家庭主妇到包括会计师、教师、护士、医生、演员等在内的职业女性。这些女性基本上都拥有自己的独立收入，她们在上海这个新兴都市里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求自己个人兴趣的自由，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进戏院看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子越剧为都市女性提供了超越自身社会身份的公共活动空间，她们也在观看女子越剧的过程中，获得了对女性的性别和身份认同。
然而，在知识精英和政治领导者看来，以女子越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私人情感的沉溺，在一个以救亡图存、建设一个现代化富强国家为大目标的时代背景之下，是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危害的。这或许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长期忽视越剧文化的重要原因。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民党ZF对越剧中“淫戏”的禁止，还是中共主导的左翼文化领导者将《祥林嫂》这样的革命文艺题材引入越剧，体现的都是上层精英将越剧纳入现代化话语体系之中的种种努力。这种现代化的尝试，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达到高潮。新政权对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动员，进一步拓展了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也让女子越剧的人气日益高涨，走出上海，成为全国最大剧种之一。与此同时，以计划经济、规划文化为框架，以专业编导人员和标准艺术生产程序的引入为核心，新中国也对女子越剧开展了一整套的体制化和专业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提高越剧编创人员社会地位和待遇、也让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到艺术生产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艺术家的创造性，限制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这种介入演化到极端状态，就是十年文革中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全面禁绝与凋蔽。
文革之后，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十年复兴和九十年代的一路下行，女子越剧在新世纪里似乎迎来了又一次大发展的契机。上海越剧院创作的《舞台姐妹》（1998）、《蝴蝶梦》（2001）、《红楼梦》（1999）等几部颇具市场号召力的作品，强势地令人瞩目。这些作品的诞生，也正是上海重振其世界主义精神风貌，恢复昔日文化市场领袖地位的诸多努力之一。上海已经再度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各地移民不断涌入，中产阶层在上海重新出现并且日益壮大，而白领女性则成为上海新女性的象征。虽然在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都市里，充斥着国内外摇滚、流行音乐、韩剧、街舞、Rap、爵士乐美国大片和百老汇音乐剧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时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言情和全女子表演为特色的越剧仍然会作为上海的一朵艺术奇葩，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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