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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他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发明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
这个理论的精华就是“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中国“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是认为“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万一那可能性微乎其微的饥荒真的发生了，就到市场去买呗——反正中国外汇收入充足。
这个理论就这样成立了。它描绘了两幅美好的图景：短期的是把18亿亩耕地释放出来，增加了土地供给，这样，房价就降下来了；长期的是可以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
但是，在把茅于轼先生和他的研究所送上诺贝尔领奖台前，我们忍不住还要考虑一下。
还记得国际粮荒吗？那只是不久前的事，就在油价飚涨的时候。这两者都有供给的因素，也都有投机的因素。任何商品供给出现了问题，必然会带来投机。我们现在仍然深受其害的金融海啸是怎么啸起来的？相信经济学家茅于轼不会给我们一个太意外的答案。
那么，为什么茅先生和他的研究所会如此信任国际粮食市场呢？会如此坚信只要有外汇就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解决饥荒问题呢？
在茅先生的心中，“国际市场”是一个非常完美、非常纯净、非常理论化的概念，容不得一点杂质，自然也就容不得有投机、有政治。
茅先生忘记了中国人超过了十三亿，不需要全国饥荒，只要一两个产粮大省出了问题，国际粮价就会大乱。到时候，经济投机和政治投机都会让茅先生吃不饱饭的。
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从有历史记录的周朝以来，都是如此。
耕地红线是不是一定是18亿亩，可以商榷，但是，即使粮食生产能力能再大幅提高，也不可能把这18亿亩的数字减掉多少。
何况，如果觉得18亿亩生产的粮食吃不完，那中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吗？市场是可以买也可以卖的，茅先生作为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市场吧？
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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