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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的西方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和必然规律，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费正清与李文森等人的影响下，“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普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是在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了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围绕“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展开对中国史的研究。学者们在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用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时，引发了关于两个问题的讨论，一个是由西方学者引发的围绕李约瑟之谜的讨论，另一个是由中国学者发起的针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一）西方中心论视角引发的讨论-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在对中国科技史及中西科技史的对比研究中，提出两个问题：1、“为何现代科学， 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 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2、“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1]。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中，李约瑟的目光已经超出了科技史本身，开始涉及到中西历史、社会和思想传统的对比，认识到对“李约瑟之谜”的全面回答实际上超出了科技史范围，这就构成了对所谓的“转化问题”的研究。
对转化问题感兴趣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其中一些人认为，近代科学、工业革命、现代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只有在产生了近代科学、工业革命的欧洲那样的条件才会产生现代产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把问题转化为“为什么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并将其与“为什么中国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和它持久的官僚机制”一起进行讨论，这一系列问题被统称为“李约瑟之谜”（Needham Thesis）。
李约瑟首先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并提出两个观点。首先，他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距，即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是因为中国人重实用，而轻分析。钱穆先生的观点与此相类似，认为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是“由外到内”，欧洲人的思考方式是“由内到外”[2]。其次，李约瑟尝试从制度上找原因，他发现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官僚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 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即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和欧洲人有差别，这种差别也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因为工业革命并不依赖于科学的帮助。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们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首先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给出解释，如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1983）引进了一种“整体研究方法”来解答李约瑟难题，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规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结构不可能向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转化[3]。为了避免将分析仅停留在宏观、外显的层次上，有学者开始从思维方式和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寻找答案，如刘志一（1988）的研究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原因中，“决定性因素在于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制约造成的失误，而不是其他”[4]。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解释的，如王淼洋（1992）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5]；吴忠（1987）提出科学传统模型，认为科学革命是一种科学传统的改变，而旧中国坚固的文化传统正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6]；唐君毅与牟宗三则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7]。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些看法提出了质疑，比如杨振宁（1998）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8]。
近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对中西增长分岔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特别是反“欧洲中心论”传统的“加州学派”的兴起，国内经济学家对李约瑟问题的关注程度也有所升温。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1995）率先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将“李约瑟之谜”归纳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1）中国为什么在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西方；（2）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9]。他首先考虑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区别，进而指出，发明的源泉是不断的“试错和改错”，而这又可以分为经验性的“试错和改错”与实验性的“试错和改错”。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来自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中国早期在技术上领先的原因在于，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14世纪之前一直高于欧洲。而现代时期的落后，在于中国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为基于科学和实验的重心上来[10]。Diamond（1999）的观点与林毅夫类似，他也认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和技术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多寡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11]。
对于“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林毅夫认为，这或许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中国的制度并没有抑制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但对于西方是如何实现这个转变的，为什么会有实验方法及相应的逻辑体系，他并没有给出解释。
受新制度学派强调产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黄仁宇（1997）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不顾“内在的公平”，只顾维持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12]。
21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2003）对林毅夫和Diamond的“英雄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该理论忽视了工业革命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如同诺斯[13]所指出的，工业革命（公认的时期为1750年-1850年）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公认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早了近百年。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技术是经过许多人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而成熟的[14]。
不同于林毅夫的技术供给视角，姚洋改从技术需求的角度来研究。他修正了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说”[15]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工业。他以中国人多地少的事实为基础，考察由此带来的工农业回报的差距。根据1949 年之前南方大量存在的不在村地主现象，可以判断直到近现代时期，中国的农业资本回报还一直高于工业的资本回报。因为这些拥有土地而住在城镇的地主，之所以到农村购买土地，而不是投资工商业，主要是因为土地的平均回报率高于工商业的平均回报率[16]。根据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这一史实，可以推测其他地区的土地平均回报率也要高于工商业的平均回报率。根据葛剑雄的估计，在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口一直在6000万到1亿之间徘徊；但是，经过清代的“人口奇迹”，中国的人口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达到4.5亿[17]。可想而知，在相对狭小的可耕地上要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土地的价值必然增加。高额的土地回报诱使人们投资农业，工业因此缺少资金，无法发展起来。相反，欧洲由于人口密度低，较低的农业水平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工业回报因此高于农业回报，资金向工业集中，欧洲因此向一个高水平的均衡发展[18]。
国外学者Perkins (1968)、黄宗智(1992)、王国斌(1998)、彭慕兰(2003)等人分别从劳动、土地、资本和能源等要素禀赋着手，解释中国当时未能走向现代工业化的原因。他们的基本思路通常都是在欧洲国家身上寻找中国所不具备的，并被认为是导致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优势。中国学者李伯重(2000)、文贯中(2004、2005)也采用了这一视角。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分析为什么1840年以前，三角洲地区没有孕育出类似英国的典型工业化时，越过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因素，而在地理和自然资源等因素中寻找答案，尤其强调能源的匮乏，他认为这种能源匮乏导致江南地区的生产显著地偏离了能源密集的发展道路，产生出被他称为“超轻型”的经济形态[19]。
文贯中认真解读了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并将李约瑟之谜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第一，为何中国在公元2世纪之前并未领先世界；第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世纪期间中国仅在实用技术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三，为何从16 世纪起，中国即使在实用技术方面也再度落后；第四，为什么现代科学，也即实验性的哲学，只产生于欧洲文化之中[20]。
在此基础上，他尝试用地理禀赋说来加以解释，认为近代以前地理禀赋对文明演变起主要作用， 一国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而宋朝以后的中国历史恰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宋以后疆域相对人口的扩大必然导致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的相对集中变为元明清各朝的广布状态，因而导致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相对萎缩，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扩张是内生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其萎缩必然导致城市化水平的下降、海外贸易的下降、分工水平的倒退、发明创造环境的恶化，使内生增长得以可能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日趋沉寂。文贯中想要说明的是地理禀赋（特别是土地)的比较优势使中国陷入了低水平扩张的陷阱，低水平扩张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低工业化水平。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地理禀赋(宋以后疆域的扩大以及中国远离其他文明中心)是形成李约瑟之谜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宇燕教授和高程博士（2005），认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 实际上是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给出解释：一是西欧国家的经济为何会突然加速增长，二是同时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突破增长瓶颈实现起飞。
他们以“货币-制度”二元分析法为基础，试图将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偶然的海外白银流入以及融资市场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解释，认为中国官僚制度中固有的产权保护习惯是阻碍中国实现制度创新和经济起飞的关键，表现为科举取士与明末中国官商合作的产权保护制度。具体来说，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中固有的产权保护因素，一方面削弱了制度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使得产权处于高度的不稳定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经济长期增长的货币金融制度之产生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官商合作的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了晚明中国商人阶级“革命”的机会成本和达成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一方面，官商合作的不稳定性使产权制度走向一种寻求短期利益的习惯轨道，而不是以追求长期利益为目的，试图在宪法层次上建立一套可预期的产权规则；另一方面，与官僚结盟对某个具体的商业家族而言有利于其财产的稳定和增值，但也正是因为财富的安全和扩张取决于自身与官僚阶层结合的亲密程度，所以使得相互激烈争夺官僚政治资源的商业大家族彼此芥蒂，形成所谓的“勇于私斗，不胜不止”的局面。总而言之，中国的初始制度，尤其是官僚体制不能对外部冲击特别是货币冲击形成迅速而有效的回应，这是形成李约瑟之谜的重要原因[21]。
为了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中产权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他们尝试从产权的供给角度来加以说明。晚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未能从支持商业中获得明显收益；而作为君主代理人的官僚机构，其成员在任期之内享受着现行制度的收益，也没有动力改变当时现有的官商关系。因此，在短期内变革现行产权制度，特别税收结构的激励机制在供给方这边是不存在的[22]。
北京大学的皮建才博士（2006）独辟蹊径，认为李约瑟之谜的本质是一个投资阻塞问题(holdup problem) ，所以李约瑟之谜的谜底必然隐藏在投资阻塞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投资阻塞问题是指进行关系专用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s)的经济行为主体不能获得自身投资的全部边际回报，进而引起投资不足的低效率现象。关系专用投资是相对通用投资(general investments)而言的，它是与可挤占准租金相联系的一种沉淀成本型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出在民间发生了投资阻塞问题，而发生投资阻塞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拥有形式权威(formal authority)[23] 而民间不拥有形式权威。形式权威的不良配置所导致的一阶投资阻塞问题引发了后续层次上的投资阻塞问题，而投资阻塞问题只有解决了第一阶才能解决第二阶，解决了第二阶才能解决第三阶，解决了第三阶才能解决第四阶，以此类推。投资阻塞导致了中国的李约瑟之谜。在进行通用投资的时代，中国可以遥遥领先，因为形式权威的不良配置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在进行专用投资的时代，中国却远远落后了，因为形式权威的不良配置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从投资阻塞的视角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解释可以得到一些全新的认识[24]。
（二）西方中心论视角引发的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展开之初，一个明确的目标是要由此批判以西欧中心主义为基础所构筑的中国“落后论”、“停滞论”，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重写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经济史、资本主义发展史[25]。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是史学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最为热烈的时期。在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何时出现？哪些是资本主义萌芽，哪些不是资本主义萌芽？有唐代出现说、宋代出现说、元代出现说，更多的是明清出现说。第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如何？中国社会是否因此发生了变化？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明清时期已出现市民阶级和市民运动，个别学者则持相反意见。第四，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丝织、棉织、矿冶、陶瓷等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多数主张这些部门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少数则认为某个部门还没有出现[26]。至80年代，这一研究已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中国虽经历了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在历史发展方向上与西方一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过渡，如江南等地的资本主义萌芽[27]。
80年代的研究：
1、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间的争论：
战国出现说：胡寄窗（1981）认为在中国，说它出现在战国后期亦无不可，未具备成熟条件的萌芽也是萌芽[28]。傅筑夫（1981）也认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29]。
两汉出现说：饶会林（1980）认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也不在唐宋，而在两汉[30]。
唐代出现说：在20世纪50年代，孔经纬（1955）和吴海若（1956）就持有唐代出现说[31]，傅筑夫（1980）也认为尽管唐代还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时代，但是已经在这个经济结构的胎内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初萌芽[32]。
宋代出现说：在20世纪50年代，柯昌基（1957）、韩大成（1956）持有宋代出现说[33]。柯昌基（1983）继前一阶段的工作，对宋代陶瓷、印刷、造纸、矿冶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论证[34]。郭正忠（1981）对四川井盐业作了研究，认为十一世纪中叶的井盐业“属于中国历史上—大约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35]。
元代出现说：在20世纪50年代，钱宏（1955）与彭泽益（1958）曾根据《织工对》对江南丝织业是否在元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过争论[36]，刘文娟（1982）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杭州丝织作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37]。
明清出现说：在20世纪50、60年代，包括吴晗（1955）、洪焕椿（1958）、傅衣凌（1964）、许大龄（1956）、侯外庐（1956）等很多学者都支持明清出现说[38]，而且侯外庐、翦伯赞、秦佩珩、田继周具体指出，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长江和赣水的大三角地带，次于长江三角洲，也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萌芽[39]。此外，李之勤（1956）认为明末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40]；黎澍（1956）则认为明朝虽然出现了个别的手工工场，但清朝的发展更显著[41]。这一时期的研究支持明清出现说的学者，典型的如吴承明（1981），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42]。
2、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整体方面的研究，如彭泽益（1981）认为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大大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资本主义关系的最初一批企业的形成过程。”[43]
关于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韩大成（1956）对陕西潞安地区的丝织业做过研究[44]，王守义（1982）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将其视为商业资本的活跃和一定程度的区域分工[45]。
关于棉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从翰香（1962）认为只有加工缝制暑袜业才具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因素[46]；徐新吾（1981）则讨论了染踹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47]；彭泽益（1983）研究了佛山棉纺织业，“估计它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不是没有根据的。”[48]
关于矿冶业中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白寿彝（1956）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明中叶后矿业中出现，是当时矿业中的新兴力量[49]；韦庆远、鲁素（1982）认为清代前期商办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全国范围是处于领先地位[50]；黄启臣（1980）则认为我国直到清朝乾嘉年代，民营冶铁业才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比较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雇佣劳动[51]。关于矿冶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何种程度，王宏钧、刘如仲（1980）研究了佛山地区，认为到十五世纪中叶，佛山已经成为广东铁器制造业中心[52]；李龙潜（1981）认为矿冶业“在鸦片战争以前，从工场的规模，雇用工人的数量和雇佣关系等情况看，可以肯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了。”[53]罗红星（1983）认为明中叶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商人投建的大作坊中，正发生某些社会性质的变化，呈现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54]韦庆远、鲁素（1982）则尝试解释矿冶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55]。
关于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徐文、江思清（1956）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在嘉靖以后就已很显著[56]；潘群（1979）认为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57]；胡铁文（1983）通过研究则认为景德镇制瓷业在清前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58]。
关于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吴天颖（1964）通过研究认为井研县不存在“典型”而“突出”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59]；冉光荣、张学君（1981）则认为在清代乾嘉时期，四川井盐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60]。
3、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鸦片战争前中国农业经济中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学者们产生了诸多争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傅衣凌（1954）就认为明代的江南地主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初步显现出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摆脱了封建劳役制的束缚，走向资本制的过渡阶段[61]。黄冕堂（1981）探讨了江浙地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62]。刘永成（1982）通过研究认为“清代农业雇工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这意味着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劳动生产者。”[63]李文治（1983）则认为早在明代中叶-十五世纪，首先由富裕农民的经营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64]。魏金玉（1983）的研究也支持明清时期出现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发生了”[65]。罗仑（1983）考查了山东的农业，认为“自耕农雇工可以说是导致清代山东农业经营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原始起点”[66]。吴承明（1981）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微弱的”[67]。尹进（1980、1981）的观点与吴承明一致，认为明清时期农业中并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68]。
经营地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景苏、罗仑（1959）就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已经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了[69]。秦佩珩（1962）则认为明代中叶以后，个别地区就出现了少数经营地主，包含有资本主义的新颖性质，同时还残存着严重的封建性[70]。吴量恺（1979）、黎民（1975）利用刑部档案对乾隆时期的经营地主进行了具体的叙述和分析[71]。景苏（1984）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清代前期出现的经营地主“是我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形式”[72]。柯建中（1981、1984）通过研究认为，明清地主阶级变化的主要表现是缙绅地主的衰落和经营地主的兴起[73]。
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又一重要特征，也正为学者们的关注的问题之一。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傅衣凌（1961）、经君健（1961）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农村雇佣劳动基本上还是封建性的，但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劳动的特点或性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发生关系[74]。第二，吴量恺（1979）、刘永成（1980）、田培栋（1982）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农业雇佣劳动者，特别是在经营地主和佃富农经济中，基本上是自由的，具有商品的属性，即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75]。
部分学者尝试着寻找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如吴量恺（1982）认为，一方面，封建土地所有制阻滞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封建性的商品经济不能迅速分解自然经济[76]。
4、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与80年以前的讨论主题（萌芽的出现时间；重点探讨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同，这一时期的讨论主题转变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傅衣凌（1978）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以末致财，用本守业”的文化传统，使得具有货币财富的地主和工商业者竟相购买土地，而不投资于工商业，那么自然就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迅速成长[77]。傅筑夫（1981）则认为沉重的封建剥削使自然经济的生产状况不能得到长期的改变，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由于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剥削残酷，农民不能依靠租来的或者自有的少量土地来维持生活，而必须经营一些可能经营的家庭副业，用以一方面满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可以把多余的一点产品出卖，来补贴生活。”[78]于素文（1982）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苛重的剥削使农民必须以家庭手工业作为农业的补充”[79]。方行（1981）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既无力促进封建经济结构分解，资本主义萌芽就难于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也就只能长期延续[80]。洪焕春（1981）认为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法权形式，推行一整套方针政策，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带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很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81]。李洵（1981）归结出六点原因：1、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造成；2、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没能形成对旧生产关系突破的条件；3、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4、人口压力；5、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强有力的干预和影响；6、西方殖民势力干涉的结果[82]。傅衣凌（1982）认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83]。胡寄窗（1981）将原因归结为四点：1、封建生产关系的量的演变—生产关系的地区延展；2、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质；3、农商结合的经济结构；4、上层建筑的反作用[84]。晁中辰（1982）认为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至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85]。张海鹏、唐力行（1982）则认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一个首要原因[86]。任继愈（1982）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相配合，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稳定，推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87]。刘昶（1982）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结构和生态环境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难以自主地进入资本主义[88]。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原因的探讨中，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目的也出现了转变，吴承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绝不含有“中国也有”争一口气的意思，“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正要研究它为什么发展这样迟缓，因为这也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89]。
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推向了高峰，书中提出的“萌芽”概念基本上代表1980年代学者们的观点认为：第一，“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时期，而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的看待。……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不会中途夭折，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90]。
同时，8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越来越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其次，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过去多指手工工场，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8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已经陷入一个僵化的模式，论者首先叙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相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后论述某一地区及某一行业的企业与雇佣劳动的产生，最后必然要补上一段--这些企业与雇佣劳动如何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因此，资本主义萌芽必然中途夭折。这种三段式论法一旦形成，任何人写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都不可能脱离这三段论，所有的创新都被扼杀。这种论文，没有几个人愿意写，所以，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自己扼杀了自己[91]。
90年代以来的研究：
1、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这一时期有学者继续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如孙健（1999）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92]。孟祥才（2002）对此问题给出两点解释：1、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起到制约作用；2、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93]。坚持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大部分同意“明清萌芽说”，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坚持“宋代萌芽说”[94]。江太新（2003）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制经济的制约。贾海彦（2004）则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由于资本流通上的制度约束和资本雇佣劳动力能力的缺失造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巨大的制度成本[95]。李楠（2005）认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是由于时明清社会制度安排对我国明清时期小农经济“效率陷阱”的动摇作用不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社会制度安排的拉动效应小于制度的滞后效应，拉动效应与滞后效应互动结果使整个小农经济“效率陷阱”稳定在原来的效率水平上[96]。
2、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判断标准
关于资本主义出现的标志，科大卫（2002）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资本主义源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雇佣劳动较以前普遍的说法，他认为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所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所在[97]。江太新（2003）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必须是用于剥削自由雇工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自由雇工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据此，从明代中叶出现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裕农民到清代前期庶民类型经营地主的发展，所显示的农业经营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表明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的特点[98]。
3、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反思
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所引发的讨论进行反思。有学者从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着手进行了分析，如李伯重（1996）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归结为“情结”，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单一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99]。孟彦弘（2002）则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是研究者从史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而是要用史料或历史现象来证明，中国历史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100]。
也有学者从对该问题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反思，如李伯重（1996）认为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定义不清，其次，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含义相差很大[101]。李伯重（2001）认为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核心的历史发展观，是建立在一种对英国模式的过时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近代工业化对英国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历史必然的话，那么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定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当然就更没有说服力了。仲伟民（2003）认为研究的缺陷在于没有弄清“资本主义”概念的情况下就直接讨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概念不清楚，“萌芽”的标准自然也无法明确[102]。
还有学者对这一问题提出彻底否定的观点，如张分田（2002）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假问题”[103]。杨师群（2005）论证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城镇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在“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开拓”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得以产生所需要的核心条件之间的差异，最终得出中国明清时期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104]。在曹守亮（2006）对杨师群的观点提出质疑[105]后，杨师群（2006）进一步从王权统治、私有产权诸方面的中西比较中论证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属于伪问题[106]。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该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也展开了反思，如刘重日（1994）认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要着重于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因素，即不同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部分[107]。吴承明（1995）提出，在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文萌芽了，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不如叫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的萌芽”[108]。
与此同时，有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提出肯定的意见，如何顺果（1998）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社会经济生活商品化的产物，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只要哪个地方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也就造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萌芽”不可能仅是西方某国才发生的现象[109]。也有学者对该问题的积极方面进行了反思，如胡成（1999）指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中具有中国/西方、外来/本土的思想内涵，具有重建中国历史理论和解释架构的意义[110]。李伯重（2000）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作用归结为四点，包括促使中国史学摆脱了封闭状态，以及从中国内部去发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促使学者们对于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在对资本主义萌芽本身的研究上，方法和理论也有明显的改进[111]。孟彦弘（2002）认为中西的差异使得我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从是否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及何时过渡、如何过渡，变成了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以及怎样实现过渡的问题。而后一种“过渡”，其实质就是中国能否工业化以及如何完成工业化[112]。徐晓望(2003)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提法虽然不妥当，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研究[113]。
（三）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在80年代到9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西方中心论展开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逐渐发展起一种反西方中心论的趋势。针对部分学者提出的历史无中心的观点，叶洵灶（1985）认为这种主张降低了处在历史中心的地区、国家和民族的作用，结果必然导致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这无助于对历史规律性的理解和掌握。作者认为不能否认近代欧洲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但不能把世界历史仅仅理解为处在世界历史中心地区的国家所创造的，而“欧洲中心论”这就是把世界历史理解为欧洲人所创造[114]。复旦大学俞吾金（1995）指出，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统治着西方人的观念，也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有深入批评“欧洲中心论”，现代化问题和比较研究才可能上升为科学[115]。江丹林（1996）则把冲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作为一个中心的议题提了出来，贯穿的主线，正是对东、西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思维框架的突破和超越[116]。
部分学者如柯文（1989）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提出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应该树立“中国中心观”，这种史观强调了从中国而非西方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并强调尽量采用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准绳来判断中国历史现象的重要性[117]。贡德••弗兰克（2000）认为虽然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但是他指出，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其把中国作为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不仅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而且认为中国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118]。“中国中心论”虽然顺应了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潮流，但是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反思，如江丹林（1996）认为，冲破“欧洲中心论”思维框架并不意味着去倡导“中国中心论”，而只是强调，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虽然存在某些类似的地方，但也各有其特殊性[119]。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明方（2007）认为“中国中心观”固然是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反动，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相关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但其最终结果既非唯物史观的复原，亦非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确立，而是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120]。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学者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王国斌（1998）一改以往在中国寻找欧洲的影子这一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为比较经济史学提供了典范[121]。彭慕兰（2003）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到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实际意义[122]。随着上述几部著作的出版，国内学者也开始对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展开了进一步的反思。吴承明先生（2003）认为，中心论应区别两种含义：一是世界经济中心，一是所谓历史中心。世界经济中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定；历史中心认为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播或主宰，应当摒弃。我们所讨论的19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不仅是指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包含了西方历史中心和西方优越论的思想，因而是需要辩清的[123]。
[1] J. Needham， 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1.
[2]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版。
[3]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1983年版。
[4] 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5] 王淼洋: 《比较科学思想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6] 吴忠：《科学传统与科学革命》（1987），转引自范岱年：《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1997 (2)。
[7] 刘钝、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卢周来、曹树牧：《解开“李约瑟难题”的一种努力：牟宗三论儒家文化与科学精神》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 (1)。
[8] 高策、李志红：《杨振宁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 (2)。
[9]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7页。
[10] Lin, Justin. “The Needham Puzzle: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5, 41:269 - 92.
[11] Diamond， Jared， Guns、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12]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 North, Douglas,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14] 姚洋：《地域、制度与李约瑟之谜》，《读书》2003年第1期，第40-47页。
[15] 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前一千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限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她就必须全力发展农业技术，以至于到欧洲工业革命时，中国的农耕技术远远领先欧洲，这包括复种、灌溉、密植、耕种工具的改良等等。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带动农业技术的改进。如此往复，中国在较高的农业水平上维持了巨大的人口。相反，中国工业的发展却受到了有限的资源的约束。伊懋可列举了许多史实，试图证明中国在明末和清朝已经遇到了资源约束的瓶颈，从而无法在旧有的技术条件下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由此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Elvin，Mark，1973，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曹幸穗：《旧日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7] 葛剑雄：《中国人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 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1）。
[19]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0] 文贯中：《从要素禀赋看继宋朝向工商社会演进后元明清反向农本社会复归之原因》(手稿)，2004年；文贯中：《中国的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地理学解析》，《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4卷第2期。
[21] 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2）
[22] 张宇燕、高程：《阶级分析、产权保护与长期增长-对皮建才博士评论的回应》，经济学(季刊) 2006年第6卷第1期
[23] 形式权威是相对真实权威而言的，形式权威是指决策权，真实权威是对决策的有效控制权。
[24] 皮建才：《李约瑟之谜的解释：我们到底站在哪里？-与文贯中、张宇燕、艾德荣等商榷》，《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6卷第1期
[25]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6] 田居俭、宋元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5页。
[27]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28] 胡寄窗：《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1（6）
[29] 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30] 饶会林：《我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问题》，《辽宁师院学报》1980（1）。
[31] 孔经纬：《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新史学通讯》1955（12）；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经济研究》1956（4）。
[32] 傅筑夫：《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
[33] 束世澄：《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3）；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2）；韩大成：《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文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56（7）。
[34] 柯昌基：《再论宋代的雇佣劳动》，《南充师院学报》1983（3）。
[35] 郭正忠：《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6）。
[36] 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科学出版社1955年；彭泽益：《“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经济研究》1958（4）。
[37] 刘文娟：《从“织工对”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彭泽益同志商榷》，载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8] 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3）；洪焕椿：《论十五-十六世纪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历史教学问题》1958（4）；傅衣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4（1）；许大龄：《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初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大学学报》1956（3）；侯外庐：《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章，人民出版社1956年。
[39] 侯外庐：《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1章；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秦佩珩：《论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62（1）；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3）。
[40] 李之勤：《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教学与研究》1956（2）。
[41] 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4）。
[42] 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5）。
[43]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1）。
[44] 韩大成：《对黎澍同志〈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56（7）。
[45] 王守义：《明代山西的潞绸生产》，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2辑，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46] 从翰香：《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历史研究》1962（2）。
[47] 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48] 彭泽益：《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历史研究》1983（3）。
[49] 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6（1）。
[50] 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载《清史论丛》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82年。
[51] 黄启臣：《明代民营冶铁业的经营方式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4）。
[52] 王宏钧、刘如仲：《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2）。
[53] 李龙潜：《清代前期广东采矿、冶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1981年。
[54] 罗红星：《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4）。
[55] 韦庆远、鲁素（1982）：《论清初商办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未能茁壮成长的原因》，《中国史研究》1982（4）。
[56] 徐文、江思清：《从明代景德镇瓷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光明日报》1956.3.29。
[57] 潘群：《关于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79（2）。
[58] 胡铁文：《试论清前期景德镇制瓷业中官窑行会同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59] 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文史哲》1964（1）。
[60] 冉光荣、张学君：《四川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61] 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4（5）。
[62] 黄冕堂：《论清代前期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3] 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4] 李文治：《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载《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65] 魏金玉：《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6] 罗仑：《关于清代山东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道路问题》，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7]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68] 尹进：《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研究》1980（2）；《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中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吗？》，《武汉大学学报》1981（5）。
[69] 景苏、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版。
[70] 秦佩珩：《论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62（1）。
[71] 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黎民：《乾隆刑科题本中有关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文物》1975（9）。
[72] 景苏：《论清前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4（1）。
[73] 柯建中：《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6）；《略论明清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1984（3）。
[74] 傅衣凌：《我对于明代中叶以后雇佣劳动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61（3）；经君健（1961）：《明清两代“雇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新建设》1961（4）；《明清两代农业雇工法律上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经济研究》1961（6）。
[75] 田培栋：《关于明代后期“长工”的身份地位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2（3）；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76] 吴量恺：《试论鸦片战争前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主要原因》，载《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77] 傅衣凌：《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4）。
[78]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
[79] 于素文：《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滞》，《辽宁大学学报》1982（3）。
[80] 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4）。
[81] 洪焕春：《明清封建专制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历史研究》1981（5）。
[82] 李洵：《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东北师大学报》1981（6）。
[83] 傅衣凌：《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4] 胡寄窗：《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1（6）。
[85] 晁中辰：《清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1）。
[86] 张海鹏、唐力行：《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安徽师大学报》1982（3）。
[87] 任继愈：《明清理学评议》，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8] 刘昶：《为什么资本主义不曾在中国发展起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2）。
[89]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卷，第32页。
[90] 许涤新、吴承明编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91] 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2003（1）。
[92]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93] 孟祥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断想》，《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94] 葛金芳、顾蓉：《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1994（6）；叶坦：《宋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性》，《社会学研究》1996（4）；董立章：《略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
[95] 贾海彦：《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文史哲》2004（3）。
[96] 李楠：《小农经济结构变迁与资本主义萌芽--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一种尝试性解释》，《南大商学评论》2005（3）。
[97] 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1）。
[98] 江太新执笔：《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二三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3）。
[99]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8）。
[100] 孟彦弘：《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2（4）。
[101]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8）。
[102] 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4）。
[103] 张分田等：《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2（2）。
[104] 杨师群：《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1）。
[105] 曹守亮：《比较方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师群先生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6（1）。
[106] 杨师群：《再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是伪问题--答曹守亮先生》，《浙江社会科学》2006（4）。
[107] 刘重日：《明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求是学刊》1994（3）。
[108] 吴承明：《要着重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转换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2）。
[109] 何顺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新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110] 胡成:《“资本主义萌芽”与本土化研究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111]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2）。
[112] 孟彦弘：《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113] 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研究》2003（1）。
[114] 叶洵灶：《对破除“欧洲中心论”，必须作具体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
[115]俞吾金：《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学术月刊》1995（5）。
[116] 江丹林：《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17] P·柯文著，林同齐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8]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19] 江丹林著：《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0]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1）。
[121][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22][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3]吴承明：《西方史学界关于中西比较研究的新思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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