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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老人——吴承明 （载《经济学家茶座》第7 辑，2002年1 月）
作者：叶坦
我这个题目有两个意思，一是搞经济学可能使人长寿或不显老，再一个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研究经济学的“不老人”——吴承明（“先生”二字应其要求去掉，下称“吴老”）。
有句话形容时间过得快，如同“白马过隙”。的确，吴老的80大寿好像昨天刚过，一转眼，就是85岁的人了……。如今，已不是人到70“古来稀”的年月了，85岁也没什么稀奇，而且做学问的人很多都长寿或不显老。其他学科不说，在此“茶座”就只聊经济学界吧。大名鼎鼎的薛暮桥生于1904年，陈翰笙1897年生人，其百年寿诞之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再看近年超过90岁过世的，我记得不很准：陈岱老享年90有7, 刘老（潇然）终年也是97岁，先师巫老（宝三）高寿94岁，李老（文治）生于1909年去年过世；这几位都是治史的，后三位还都属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所高寿的人不少，仅治近代经济史为主的学者早年就有“八大老”，其中已过世的著名学者有严中平（1909年生人）、彭泽益（1916年生人）等。几年前所里在北京饭店为八位80华诞老人祝寿，里面就有吴承明、汪敬虞、沈佩林等。其实，所里现在还有比他们更年长者，像骆耕漠（1908年生人）、杨坚白（1911年生人）、朱绍文（1916年生人）等，都还在笔耕不辍成果纷呈。当然，不光是经济所或治史的如此，其他活跃在各领域、各部门的经济学人中“古来稀”者也多了去了，像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吴敬琏足岁70有1，年长他3岁的董辅礽也常能在电视上看到，别人都穿毛衣了，他还只穿单褂……。
由此看来，《茶座》上那篇说学经济有无数好处的文章，还差一条：能长寿！这可太关键了。不长寿，名利地位、金钱美女的相对价值可要大打折扣。为什么说“经济学不老人”呢？主要是此学科涵延广博发展迅速，既经世致用于国计民生，又潜沉深奥于学理思辩，涵蕴诸多学科之特色余韵，足以容纳各类追求与企盼。除却干扰或灾难，不计个人性情体质等差异，身处其中若无太多贪欲，大多能得其所以心志平和。我曾问过巫老长寿的“秘诀”，说是坚持吃核桃仁有助于脑力劳动，再就是做学问心有寄托，加之无太多欲望就能长寿。哦，吴老也说吃“坚果”有利健康，核桃仁无疑重要。对于别的他的说法是“无所求”，他没说这能不能长寿，但肯定能使人活得愉快。看来太看重了那些身外之物，反倒不一定活得长、活得好。
吴老的“养生之道”，我曾总结为“抽烟、喝酒、不锻炼”。他写东西要抽烟，换季时节怕咳嗽只好少抽，最严格时被“约法三章”一天不超过3支，其实基本做不到。主要靠提前吃中药防范，协和医院一剂老方子吃了多年，还真有效。至于喝酒，那他可是“酒家”，不仅能喝而且懂酒，曾多次受邀参加名酒会议，我还陪他参加过“古井贡”的会。对酒，他不说“喝”，而说“吃”，各国各类不拘，从茅台、五粮液到大关、威士忌，从燕京、花雕到干红干白，他都滋滋有味还全能说出一套套的“酒文化”。他强调：已从吃白酒向吃葡萄酒过渡，据说可防老年痴呆。吃酒就要吃菜，他真算得上美食家。别以为他多“奢侈”，不是的也不可能，一介书生就算名教授又能奢侈到哪去？但爱吃也能吃、会吃实在是很幸福的事情，足使人感染“热爱生活”情味。吴老对“食文化”是“知而行”的，不同于仅会吃的“知难行易”。他能烧菜，西式的番茄泥肠与中式的红烧鲜鱼尤为拿手。我曾对他说，一吃好东西就会想到他，而且能感到他吃比自己吃更快乐的就有好几人，似乎只有他吃，才能吃出最大的“边际效益”。他中西南北菜系风味不拘一格，每每谈笑：“我吃菜和做学问都主张兼容并蓄。”
那就再聊聊吴老做学问。我们知道，长寿不等于贡献一定大，特别是知识更新迅速的专业。可治史就不完全一样了，至少需要“假以时日”的积累。而且，成果写难出更难，还绝对没有搞现实的易出名，更不要说无论对什么都能侃一番的“公众人物”了。可不，吴老名气并不小，但非经济学圈内人或相关学者，知道他的或许也不多。不过也不一定，近日，他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上“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前沿”课，就座无虚席，要算盛况空前了。没错，他的确还在上课！还到处开会、答辩、审稿、出书、发文。今年还没统计，去年他完成的论文就有8篇！——这是84岁的人做的事呀，真让后学汗颜……。更何况几乎每篇都是掷地有声的传世之作。我曾应中央研究院多次邀约，写了《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据我统计，他70岁以后问世的成果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占其学术成就的重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做学问是不老人的。
我和不同年龄、地域或专业的相关学者聊过，大家几乎一致公认：现在中国经济史学界，执大旗、插路标的还是吴老！每当此时，我说不出是感佩的激动还是认同的欣然，抑或还有感慨与沉思！是啊，学术发展日新月异，谁敢说总能“执牛耳”？尤其经济学。经济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有谁能从凯恩斯、克拉克、库兹涅茨一直弄到熊彼特、索洛、福格尔、诺斯以至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再搞清清代的亩产量、明代的商品与市场、宋代的理学与近代化、汉代的司马迁与今天“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没有学贯中西的扎实功底，没有长年潜沉的积淀和升华，没有超常的智慧与敏锐，不可能执旗导向。或许我实在孤陋寡闻，现今中国经济史学界能配得上“学贯中西、古今融通”的，大概惟有吴老！
有人说，吴老可真够新的，连时髦的“后现代”也搞，从哪来的资料和思想呢？他没有上电脑（毕竟年岁大了，眼睛还患有“飞虻症”），个别资料要人（如女儿）帮查是有的，但基本都是自己弄，“后现代”的书都亲自去买。他的稿子是自己写好拿到街上的小店去打印的，如果谁帮他干点事就感激不尽。至于思想，或许他本身具有“更新机制”，使其学问不老而常新，总是站在学科最前列，研究的都是“前沿”问题。根源就是他常念叨的古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因此，他从不自满或停顿，也从不小看别人，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以后学之能为喜、以后学之得正己，不断修正自己的研究，其博大风范令人衷心敬慕。他待人十分宽厚，认为看人只应看其长处，考察学术不应以观点为据可以各说各的，要允许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存在，更不要以己而非人。相形之下，若自以为是只见人短，不懂装懂信口开河，明知自己错了还死不承认，有了点学术权力就拼命挤兑人，那还不该自愧吗？
吴老的境界从哪里来？可能是天赋秉性，也与后天的教育和经历分不开。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追求真理献身报国，其简历可以为证。其实，他并不主张作死学问，自己就有许多实际工作经历。1940年大学毕业，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职。1946年在哥大获得硕士学位不久，即受到库兹涅茨赏识，作为其助手并归国工作。库氏当时受聘任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吴老为该委员会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1947年他任上海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后举家迁北京。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处；再以后，才专门从事科研工作。西方教育的熏陶和实际工作的经历，使他的眼界、心态、见识等都有很大提升，加上天性中的谦和、豁达、敏锐、乐观、克己以及对人的尊重和对别人成就的肯定等，显呈其与同时代人不大相同的“多元并存”理念。他从不求“一”或认为“甲是乙必非”，而主张“条条大路通罗马”。如他的学生无论是下海还是从政都支持，并不一定非要做学问。
吴老治学，可以说一直走在学科前列。其研究，1940—50年代中心是国民所得和产业资本，1960—70年代以来，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历15个春秋，至1993年3卷出齐，此书可视为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1980—90年代，重点在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化理论等方面。其研究特色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核心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或称近代化）。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初他就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1983年起陆续发表了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这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他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交换先于生产，并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导数”。他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入手，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主张“史无定法”，即可以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没有万能的方法，应集众家之长。“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是其重要贡献，他一再申述──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这可视为他方法论的基点，也是典型的“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
他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已出版的3本论集和将出版的1本文集中。1985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是1949至1984年论文的集萃；1996年出版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至1995年论文的精选和贡献的凝聚，也是为其八秩华诞之贺；2001年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是其近年主要成果，也是研究现代化及相关问题的必读之书。他指出，16世纪西欧现代化因素出现时，主要看贸易增长和一国的净收入；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工业化成为中心；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注意资源的有限性，边际主义盛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为止，现代化还都是指物质方面的，强调GDP,忽视为之所付出的代价。20世纪60年代后人力资本、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等受重视；经济发展的线性概念让位于结构主义，在人均收入等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外，增加了70年代的人文指数、预期寿命等，80年代的精神文明、文化道德，90年代的知识经济、“拯救地球”可持续发展。的确，物质发达而道德败坏、环境恶化能说是现代化吗！他认为，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因素大量而集中出现，而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就是现代化因素。新的经济因素必然引发制度变革才能持续发展，而此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以及行为习俗等等的变迁。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最终受到民族文化的制衡（conditioned）。他最近发表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系统阐释了他的理论创新。他的研究，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市场；然后超出传统的“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伴随从白酒到葡萄酒的变迁，他的学术旨趣也从经济史向思想史演化。
有人说，吴老很完美，性情、品格、成就、风度……。其实，他一生坎坷，外经国家民族之忧，内怀悼亡丧子之痛。夫人洪达琳是著名钢琴家，也是他大洋彼岸留学时的患难伉俪，后来却一病卧床几十年，前些年过世了，他惟一的儿子正当盛年也因病去世。对一般人来说，遭遇这些大苦痛愁都得愁死。可他30多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夫人，现在的老伴文铭女士，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这些如何令她感动。可有谁仔细想过，吴老的许多重要成果竟然就是在病榻之侧完成的，这需要怎样的毅力与达观呀！那再说说他的达观。某天，吴老问我到人民大会堂乘公车是104还是108路更方便，说是要去开个会，后来还真乘坐去了。老两口下了车往前走，突然掏出请柬再看看，一看，坏了，不是当天，是次日，时间搞错了！于是两人找个台阶坐下，一边歇歇一边笑笑，“人老了，没有好好看时间……，明天再来吧。”这——就是吴老！有多少人能做到？别说到大会堂开会，就是小不点个场面的事，哪点面子没给足不就要拉脸、生气、乃至骂娘，这还能长寿吗？所以说，那才叫“境界”，不是谁都能比的！
还得说说吴老的认真、不认真和好心眼。他至今依旧十二分认真，他会因为上一次课（常常是很熟悉的内容）十几天都在备课；会为给人无偿看稿，两只本来不大又有病的眼睛熬得更红；甚至为了在很一般的讨论中“讲几句”，而写了一页页稿纸放在身上（不知道是背还是干什么）……。可他也有不认真的时候，例如评奖。早年美国的“金钥匙奖”不说，光这几年他就得过社科院优秀成果奖、“郭沫若史学奖”、两次“孙冶方经济学奖”等，但都是被荐评的，他自己从不申报，说是“我不想和别人争”。他心眼好几乎“有求必应”，谁要升职称了，能得到他的推荐是很有份量的；谁想评个奖了，找他推荐一定很受重视；谁要出书了，求他一篇序言一定很荣耀；甚至出国也找他写推荐信，知道他在国际上有着崇高声望。的确，我就亲眼看到多位外国学者对他十分敬重，还看到海内外相关的著述几乎都会提到他的研究。
吴老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天性豁达乐天知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最怕一叶障目，做学问要眼光开阔，博闻广识，要博而后专，专后还要博。他属性情中人，又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将其“干校”生活写照《濯足偶谈》自印以馈老友，也就是我们说的“洗脚诗”。我曾引其中一首“五言”贺其80寿辰；现再和一首，谨祝吴老85岁华诞之贺—— “亭外天犹碧，山中叶尚红；常怀恩化雨，安贞不老松。”（他的住所在北京安贞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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