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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倩 | 我的老师邓子基教授
2015-12-27 唐文倩 厦大人
在厦门大学，有这样一位年逾九旬的老教授，他喜欢把学生带到自己的书房，一起探讨学术问题，顺便让弟子们尝尝老伴最拿手的热汤面。他的身影每每出现在厦门大学的校级典礼或会议上，都会引起学生的欢呼。有人称他为“大师”、“泰斗”，因为他是新中国财政学界的一代宗师。可是他说：“我不是大师，是老师。我不是泰斗，是‘老兵’。”他最亲近的学生称他为“邓爷爷”，他就是我的导师——著名财政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资深教授邓子基。 在近70年的教学科研工作过程中，邓子基教授对我国的财政经济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始终活跃在我国财政理论研究的最前沿，成为巍然屹立在我国财政研究领域的一棵苍翠的“不老松”。
破壁跃飞龙 梅花苦寒香
1923年6月，我的老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省沙县，幼年双亲先后去世，生活非常艰难。1937年7月，他考入福建省南平初中，三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省立福州高中。天道酬勤，1940年，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被保送到当时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读书。1949年，他在福州参加民革地下组织，任福州民革宣传干事兼福州福商中学教师，积极从事爱国革命活动。1950年7月，他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翻译者之一——厦门大学已故校长王亚南教授。1952年7月，他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邓子基老师一直在厦门大学从事经济学、财政学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文革”结束后，他以百倍的热情投身于教学和研究中，开拓性地工作着。他是厦门大学复办财金专业（后升格为财政金融系）的负责人，是经济学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并且先后建立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全国重点财政学科点，支持、帮助建立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中心和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80年6月，邓子基教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双肩担日月 立论为人民
邓子基教授作为“国家分配论”的重要奠基人和发展者，对财政本质做了全面、精辟的论述，并且对加强财政调控、深化财政改革、坚持财政平衡、振兴国家财政等问题作了全方位的阐述，这对我国的财政理论研究与财政实践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邓子基教授注重倡导、坚持“财政本质”研究，论证“财政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著名命题；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的明确概念，阐述“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坚持＋借鉴=整合＋发展”的新的“国家分配论”（即“国家财政论”）；提出“一体五重”、“一体两翼”和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管理监督的四大职能等理论；提出并论证“财政收支矛盾与平衡转化规律”，积极动态的财政平衡观，征税依据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以及权力、利益、义务辩证统一的“权益说”，“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复税制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税收原则，“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论的双重结构模式”和国有资产（本）管理的原则与管理方法，等等。其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与采纳，成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问道持真理 文章与时进
1957年，西南财经学院许廷星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最早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的观点。当时老师才34岁，他从中得到了启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对这个观点进行系统阐述，倡导发展。老师的这三篇文章分别为《略论财政本质》（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3期）、《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载《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4期）、《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载《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11期）。老师在当时提出的“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观点，使他成为我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代表性人物。
然而，如今作为我国财政主流理论的“国家分配论”，在当时的确立并非一路坦途。邓老师倡导的“国家分配论”是经过四次学术争论才得到发展的，各次争论邓老师都虚心接受专家的意见，取长补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
20世纪末，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不少人开始主张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并鼓励采纳公共财产论。面对新形势的挑战，邓老师在2001年8月第十六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上，作了《坚持、借鉴、整合、发展，树立正确的财政观》的主题报告。他提出“借鉴西方‘公共财政论’，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论点，坚持中为体洋为用，从实际出发，两优结合，发展和丰富“国家分配论”的内涵与外延，使之能够适应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
作为“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数十年来邓子基教授一以贯之地坚持关于财政本质问题的基本观点，捍卫这一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石。他毫不含糊地坚称自己是一个“国家分配论者”，坚信“国家分配论”不仅反映了古今中外几千年的“财政一般”的本质，而且突出反映了社会主义“财政特殊”，适合中国国情。这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科学信念的执着坚守，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学术品质。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对于不同流派的争论，老师很少带有学术偏见，而是胸怀坦荡，坚持真理，以理服人，不断修正和深化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始终保持一颗与时俱进的心，没有囿于旧说，故步自封，而是密切地联系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创新，勇攀高峰，这是需要学识和勇气的。
一位学界泰斗，能倾听质疑的声音并根据时代发展做出积极应对和改变，这种虚怀若谷和谦虚好学的精神令同学们折服。老师说：“我一直欢迎新一辈对我的理论进行质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不断进步。”他鼓励学生和同行们提出不同的观点，希望看到“百家争鸣”的场面，并从中“取长补短”。
三尺杏坛间 六秩磨一剑
邓子基教授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对于有这样成就的人，一般人肯定会认为邓子基教授一定是异常勤奋、不苟言笑、整日埋头于书堆之中的老学究。然而，和老师接触过的人无不提及他的谦和敏锐、乐观通达。学生们都认为，邓子基教授的气质是一种大智慧和大学养的凝合，他对学术的孜孜不倦和对生活的热爱完美地统一着，并且感染着周围的人。
邓老师一生恪守导师王亚南留给他的十字箴言——“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他为国家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人才，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其中有许多是杰出的专家学者和财经栋梁，培养的博士生也已逾百人。
针对研究生在求学中的困惑，邓老师则形象地将博士生比喻为“国家队”，将硕士生比喻为“预备队”，倡导同学们要踏实地做学问。他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有严谨求是的精神，要坚持辩证的思维和积极稳妥的态度。”老师还告诉同学们，要讲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现象到本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学习方法，并教导大家在认真做学问的同时，也要努力学会做人。
邓老师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有一次我将写好的论文交给他看，他对整篇论文作了密密麻麻的修改，连标点符号都改正过来了。曾经做过白内障手术的邓老师，书桌上放着四个倍数不同的放大镜。严格之余，邓老师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儿女。他说：“学生是我们的培养对象，也是服务对象。” 邓老师的学生们最爱到老师家中作客。每次我到邓老师家里，他和师母都会关心地询问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总结一句话就是，爱生如子，寓教于谈笑之中。我们这些异乡的孩子都把邓老师的家当成了自己心灵的归宿。
记得和我同级的另一位女博士生由于遭遇家庭变故，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她一度想放弃学业。邓老师得知此事后，多次找她了解情况，并热情地鼓励她坚持攻读博士学位。邓老师对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关爱与仁慈，不论是学生、家人还是陌生人。2010年8月间，邓老师由于口腔囊肿住院治疗，我们几位博士生轮流看护。后来我发现，邓老师竟然记得每一位为他服务过的护士的名字。
桃李花千树 星斗焕百祥
“人生有限，事业无限”，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就是邓老师毕生的事业。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学生，扶持家庭困难学生，邓老师发起创办了面向厦门大学财政系的“邓子基奖教奖学金”，并发起面向全省的“福建省邓子基教育基金会”，积极筹集资金鼓励和资助勤于治学的师生们。
对于培养和服务学生，邓老师总结了三点体会：一是要有培养理念，就是“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培养出的学生要服务社会、多做贡献；二是要有爱心，“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女，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十分关心，要以表扬为主，批评要讲艺术”；三是要进行人生指导，“把自己拥有的人生钥匙传给他们。”“真诚待人、认真做事；胸怀宽广、宁静致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就是邓老师给大家提出的一生坚持并不断言传身教的信念。
著述等身、桃李满园，邓老师年逾九旬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旺盛的工作精力，他笑称自己掌握了治学、为人、保健这三把钥匙。邓老师说：“身体要健康，我的体会就是心态平衡、生活规律、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合理饮食。身体是干事业的本钱！”
邓老师虽已至鲐背之年，仍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以“不老松”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学术良知，辛勤耕耘在财经科学领域。方寸讲坛尽显育人风范，邓子基教授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风，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师风，不怕挫折、直面困难的气势，与时俱进、不懈探求的勇气，坚持真理、无所畏惧的骨气，对党忠诚、忧国忧民的真情，深刻地影响和教育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永远值得吾辈学习。润物细无声，桃李亦有情。我们将永远以邓老师为楷模，自勉自励。
【作者简介】唐文倩，女，1986年生，2004—201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职于福建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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