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支持甘老师

关键是在职称评定这个事情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一般还没处说理

"这两件事一综合，我对李老师的评价就是一句话：What a ****ing idiot." 就凭你这句攻击李老师的弱智商，你还有脸在这里甘阳狡辩？公道自在人心，是你了解甘阳还是甘阳的多年同事、朋友了解甘阳？楼猪送你一句话：What a fu---ing student u r!

徐友渔：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本文章系转载，根据标题网上一搜便知）

    萧三匝：你刚才说到甘阳，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一个代表，前几年他提了一个叫做“通三统”的说法，就是把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统一起来，你对他的想法怎么看？

    徐友渔：甘阳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调到社科院是我办的。我们副所长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特别好，叫我到北大挖人才，我就把甘阳挖过来了，所以我对甘阳非常非常了解。

    你提的问题，客观上我认为非常不重要，因为甘阳特别擅于提口号跟纲领，这个纲领其实是狗屁不值。甘阳心里清楚，他可以炮制任何理论，他要玩你们，每一个理论他都可以炮制得特别精彩，包装得特别花哨，把一些人哄得团团转，要去琢磨，去研究，去驳斥，或者去赞扬，实际上就上当了。他可以提任何主义，而且一定与他当时的实际利益跟地位的追求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回应他这个理论，

    我有个朋友最了解甘阳，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此可以说明甘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大概86年、87年，北京开了个非常高层次的会议，就是谈中国的未来，谈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比我们辈分高的龚育之、于光远这些人都去了。他们是从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角度谈的。

    甘阳的观点跟这些人一模一样，就是推动改革开放要学习西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谈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甘阳再认可他也不干，他一定要独树一帜，于是他马上在会议会上唱反调，对于光远他们一直开炮，说人家说的不对，他自己说了一套，说得大家僵持不下。他虽然没把别人说服，但是至少别人也不认为他很荒谬，一下子他就被人注意到了。

    但甘阳又琢磨，我今天这么谈，风头倒是出够了，这些老先生是有学术“霸权”的，以后我在学界怎么混呢？他下来就写信给这些大佬们，“小子冒犯，向你们认错”。认错的信谁也看不到，但是这些老前辈可以原谅他。他风头也出了，老前辈也没有得罪。甘阳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特别聪明的人，所以他提这些理论，你要真正去琢磨的话，真是一个很傻的人。

   萧三匝：那么在你看来，他有点像是学术投机分子？

    徐友渔：完全应该这么说，但是由于他太聪明了，他把每一次投机，学术上包装得如此之好，每一次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有些例子，因为涉及了他的主观动机，我也不想多说，我挑件最好说的事。

    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耻大辱，有些人比他差得多的，当然就会嘲笑他，你厉害，你在美国博士都拿不到？我根本不这么看，甘阳肯定比95%以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厉害得多，但你毕竟没拿到，没拿到就没拿到嘛，但你看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90年代，我和雷颐亲眼看到他在《明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缺陷。他说，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傻子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天才是拿不到的。他写得头头是道，别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张维迎在北大组织教改那次。甘阳写文章说，我对北大的教改提出一个方案，坚决不要一个留洋的博士生，他们是最蠢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最蠢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我再讨厌甘阳，也不愿说别人最伤心的事情。但他提出来那个方案，我很愤怒，他又把自己的事带出来了。薛涌很年轻，也知道甘阳在美国求学的事，他就对甘阳说，你不要再把你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带到我们公共的讨论里面来。

    我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想说明，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中国非常多著名的学界带头人物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大陆已经是振臂一呼的人物了，到美国去博士拿不到，甚至也不会讲英文，连美国留学生都不买他账，一塌糊涂的失败，这方面学经济学、学法学的大人物回来以后都产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感觉。这种观察你们只看文字是看不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历，他们受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艰辛跟羞辱，我知道很多。所以有很多中国人的仇美、反美情绪，跟自己在美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在英国只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假定我有这种东西的话，我应该把事情分开，你那些白人教授对我的不恭敬是一回事，我不会把它转化成对西方的仇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陆新华就最好。陆新华就说过，中国这些左派都是假的，他才是原教旨主义的左派，他说我跟新左派这些人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派别之争，而是关于学术真诚性的争论。所以有些问题我就不屑于跟汪晖、甘阳他们争论。

徐友渔：甘阳是学术投机分子

    萧三匝：你刚才说到甘阳，他现在普遍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一个代表，前几年他提了一个叫做“通三统”的说法，就是把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统一起来，你对他的想法怎么看？

    徐友渔：甘阳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调到社科院是我办的。我们副所长是刚从国外回来的，特别好，叫我到北大挖人才，我就把甘阳挖过来了，所以我对甘阳非常非常了解。

    你提的问题，客观上我认为非常不重要，因为甘阳特别擅于提口号跟纲领，这个纲领其实是狗屁不值。甘阳心里清楚，他可以炮制任何理论，他要玩你们，每一个理论他都可以炮制得特别精彩，包装得特别花哨，把一些人哄得团团转，要去琢磨，去研究，去驳斥，或者去赞扬，实际上就上当了。他可以提任何主义，而且一定与他当时的实际利益跟地位的追求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回应他这个理论，

    我有个朋友最了解甘阳，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以此可以说明甘阳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一次，大概86年、87年，北京开了个非常高层次的会议，就是谈中国的未来，谈整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比我们辈分高的龚育之、于光远这些人都去了。他们是从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角度谈的。

    甘阳的观点跟这些人一模一样，就是推动改革开放要学习西方。但是如果大家都谈这么一个道理，这个道理甘阳再认可他也不干，他一定要独树一帜，于是他马上在会议会上唱反调，对于光远他们一直开炮，说人家说的不对，他自己说了一套，说得大家僵持不下。他虽然没把别人说服，但是至少别人也不认为他很荒谬，一下子他就被人注意到了。

    但甘阳又琢磨，我今天这么谈，风头倒是出够了，这些老先生是有学术“霸权”的，以后我在学界怎么混呢？他下来就写信给这些大佬们，“小子冒犯，向你们认错”。认错的信谁也看不到，但是这些老前辈可以原谅他。他风头也出了，老前辈也没有得罪。甘阳就是这么一个极有心机、特别聪明的人，所以他提这些理论，你要真正去琢磨的话，真是一个很傻的人。

   萧三匝：那么在你看来，他有点像是学术投机分子？

    徐友渔：完全应该这么说，但是由于他太聪明了，他把每一次投机，学术上包装得如此之好，每一次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提出一个新思想。有些例子，因为涉及了他的主观动机，我也不想多说，我挑件最好说的事。

    甘阳觉得要在中国要成大事，从胡适开始，不在美国拿个博士是不行的。他出国以后，有一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客观地说，甘阳是一个功底很不错的学生，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虚荣心强，到那里之后放不下他在中国已经是思想领袖的架子。他不好好念书，到处去发表演讲，到处去介绍他在中国怎么样，而且始终要在香港当一个主编，编一套书。他英语不好，又不能跟老师和同学讨论，所以每次都通不过博士答辩，三次没通过他就没有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耻大辱，有些人比他差得多的，当然就会嘲笑他，你厉害，你在美国博士都拿不到？我根本不这么看，甘阳肯定比95%以上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厉害得多，但你毕竟没拿到，没拿到就没拿到嘛，但你看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

    第一件事是在90年代，我和雷颐亲眼看到他在《明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缺陷。他说，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傻子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天才是拿不到的。他写得头头是道，别人当然不知道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张维迎在北大组织教改那次。甘阳写文章说，我对北大的教改提出一个方案，坚决不要一个留洋的博士生，他们是最蠢的人，他们是在一个最蠢的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后来我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我再讨厌甘阳，也不愿说别人最伤心的事情。但他提出来那个方案，我很愤怒，他又把自己的事带出来了。薛涌很年轻，也知道甘阳在美国求学的事，他就对甘阳说，你不要再把你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带到我们公共的讨论里面来。

    我举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只是想说明，甘阳有时说的话天花乱坠，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形而下的目的。如果你去跟甘阳讨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好不好，北大的教改要不要留洋的博士，你肯定是很糟糕的。他实际上有自己的情结，他把自己在美国求学失败的经历，投射到对美帝国主义的讨厌上了。他大量的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言论，极端仇视资本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跟他个人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甘阳到了90年代以后又提倡保守主义，他认为他保守的是自由主义，过了两年他又翻过来了，又在批评我们这些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你搞什么名堂？

    现在中国非常多著名的学界带头人物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大陆已经是振臂一呼的人物了，到美国去博士拿不到，甚至也不会讲英文，连美国留学生都不买他账，一塌糊涂的失败，这方面学经济学、学法学的大人物回来以后都产生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感觉。这种观察你们只看文字是看不到的。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历，他们受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艰辛跟羞辱，我知道很多。所以有很多中国人的仇美、反美情绪，跟自己在美国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在英国只是一个学生，我没有这个东西，而且假定我有这种东西的话，我应该把事情分开，你那些白人教授对我的不恭敬是一回事，我不会把它转化成对西方的仇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陆新华就最好。陆新华就说过，中国这些左派都是假的，他才是原教旨主义的左派，他说我跟新左派这些人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派别之争，而是关于学术真诚性的争论。所以有些问题我就不屑于跟汪晖、甘阳他们争论。

周国平在其自传《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这样回忆甘阳：     
甘阳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社科院，与我、越胜、友渔在同一研究室。他乍来就和我们商量，要办人文丛书。我和越胜原是散淡之人，友渔虽有抱负但好像缺少实际操作能力，经他一鼓动，也都欣然赞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学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势。记得筹备期间，有一天在友渔家里开会，甘阳策划要把天下豪杰一网打尽，正琳闻言拍案而起，厉声责问：“你究竟想干什么？想当学霸吗？对不起，我不奉陪！”言毕拂袖而去，后来真的没有参加编委会。在我这个闲人眼里，甘阳的霸气，正琳的正气，都是风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阳在不长时间内果然拉起了一支阵势不凡的队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学界大部分有点名气和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在三联出版大型丛书，以翻译为主，干得颇有效率，两三年里出了几十种书，一时声震海内。那个年头的气氛实在非同寻常，一年之内，我译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印了十五万册，陈宣良译的萨特《存在与虚无》印了十万册，陈嘉映、王庆节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印了五万册。尼采还好说，后两种书那么难懂，几个人买了真读啊，不过是赶时髦罢了。当然，赶时髦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么大面积地撒下种子，没准有几颗会发芽。当时出版的译著，有一些是译者已经开译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编委会策划的。无论如何，甘阳率先组织大规模出版国外现当代哲学人文科学名著，显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没。编委会的这一批家伙个个自命不凡，没有甘阳照样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当推甘阳。 　　编委会有一个无形的核心组，我们室的四个人都在内，因而也包括我。其实我做的事很少，仅审校过两部译稿。我只是觉得这伙人可爱，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气，因而乐于参与。在我眼中，甘阳也是一个顶可爱的人，虽一身霸气，但又充满孩子气。我曾对他说：“你身上有顽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为前一面，我们原谅了你的后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骂人。越胜嘲笑说：“甘阳喝醉了酒，语言就贫乏到了只剩下一个字——操！”邝杨告诉我，有一回，他们一起在公共汽车站候车，甘阳已醉，大声喊：“在这里等车的人统统该杀！”吓得众人后退，继而发现是醉汉，又好奇地围观。这时他悄悄问邝杨：“有没有警察？”邝说没有，他接着喊：“警察也该杀！”这个例子可真传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没有料到的是，在编委会成立三年后，裂痕产生了，起因也是甘阳醉酒。有一天，他酒后大骂：“还不是老子养活了你们，不想干，都给我滚！”在场的是他任命的两位副主编，其中一位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就到处发牢骚。嘉映闻讯，议论了一番，话传到甘阳耳中，他暴跳如雷，写了一纸公开信，说有克格勃算计他。在此之后，嘉映开始筹划拉出来自己干，也动员到了我头上。对于甘阳的意见集中在一点上，就是独断专行，并且搞夫妻店。酷爱英国式民主的友渔在这种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含糊，必捍卫他的原则。他还告诉我一个发现：北京学界三大势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胜想避免分裂，于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阳接受民主制。我特别傻，自作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因为甘阳打算办人文学院，我便建议人文学院院长通过选举产生，再由院长任命编委会主编。我心想，甘阳众望所归，必当选无疑，一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那天在研究室里，我们四人都在场，听完我的话，甘阳脸色大变，沉吟半晌，说：“你们让我光荣退休好不好，何必用这种方式把我罢免？”

国内外从古到今不乏才华横溢但极其败坏的人，说一套做一套的大有人在。前段时间不是那谁圈内大牛学术、情妇共同发展吗。

老师打院长肯定不对，但说人家发表的论文靠什么软件糊弄的更是脑子有问题，要不你也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弄两篇。学生都支持那就更好玩了，好像小时候写作文，引用人家的说法时，经常说我们村的某个伟人曾经说过。。。。

其他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周围的同事和学生才能说明事实，谁也不挺，有错的就承担责任，不管是谁

在中国正常的道理都成了歪理了，妖邪横行。

不像是在学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