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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消费和仿效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Emulation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是社会控制和社会批判制度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炫耀性消费也涉及传统需求理论、消费选择理论、福利理论和消费函数中的技术含义。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理论》（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中最早分析了这些概念。大多数消费是为了获取某种满足或为了避免某种损失。因被消费商品某些固有的特点，这种消费通常被认为是给单个消费者带来某些内在东西。这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的消费，是一种内向的过程。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是一种外向的过程，主要是为了引人注目或避免其他人的谴责。炫耀性消费主要是由仿效而不是由被消费商品的固有特点所带来的内在满足所引发的。仿效本身是试图通过表现出高于平均支付的能力而在别人的眼里赢得声望的做法。

虽然技术含义的重要性不及本质东西，但在转向更重要的事情之前，对这些含义应有个简要的讨论。炫耀性消费和仿效的纯粹技术含义包括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跟风与虚荣效应，以及需求理论中有时没有得到正确分析的“Veblen商品”的特点。就Veblen商品而言，消费者的效用被假定是价格的正函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因为预算约束仍可产生预期的需求曲线负斜率。

相依效用函数：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对需求理论非常重要 的含义与相依消费者效用函数有关。在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函数是独立的，这样，把市场中每个消费者在每一可能价格上的需求量简单加总就可得到商品的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是单个需求的总和。然而，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受其他消费者消费的影响（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市场需求就不能视为单个需求的总和，因为每一单个需求本身就依赖于其他的单个需求。当炫耀性消费和仿效使消费者效用函数进而使他们的单个需求相互依赖时，简单加总就不再可行了。

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赶时髦”）是炫耀性消费和仿效涉及消费函数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在消费函数理论中引起许多注意的一个困惑是长期消费函数和短期消费函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常依据横截面预算研究所构建的短期函数中，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种下降意味着在时间上不断上升的平均储蓄倾向和日益趋向于长期停滞，除非投资或某些其他形式的自主支出快速增加，足以吸收增加的大量储蓄。而在常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的长期消费函数中，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并不下降，因此不意味着日益趋向于长期停滞。

示范效应（与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假说相联系）指出新消费品不断地被纳入到富人的高预算消费标准中，从而很容易解释这种差异。由于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仿效的示范效应，这样的商品很快成为甚至是并不富有的消费者的必需消费品。其结果就是，由于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成为维护或避免在其他消费者眼中的良好声望或恶劣声望所必需的，因而短期消费函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上移。短期函数的这种持续上移使得长期平均消费倾向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然而，如果示范效应减弱，随着收入上升，长期停滞就会发生。于是，为吸收增加的大量储蓄，就需要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平均主义）和（或）投资的社会化（社会主义）。

博弈论：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在福利理论中有着深刻的重大含义。这种含义在示范效应中得到暗示但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是认为多多益善。多的商品比少的商品好，它们可以用来补偿经历帕累托最优式经济变革的受损者。依据 博弈论 （Game Theory）的观点，较多的消费是一种正和博弈，增加了消费者的总体福利。然而，对于炫耀性消费和仿效而言，消费较多的商品并不意味着更好。较多的消费是一种零和博弈，并没有改变消费者的总体福利。仿效促成的炫耀性消费是试图通过展现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支付能力来赢得声望。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高于平均水平；既有高于平均支付水平的人，也有低于平均支付水平的人。那些有着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而上档次的人获益，而那些有着低于平均水平的消费而不上档次的人则受损。既然获益者和受损者的总和必然等于平均水平，既然从平均水平上产生的收益是零，炫耀性消费博弈本身的总和就是零。在某些相当合理的条件下，这个总和甚至会成为负的（Dugger 1985）。

社会控制过程：

暂且撇开最为极端的和最需要避免的方面，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在精英社会控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它们有助于强烈的职业道德的形成，对那些低阶层的工人阶级尤其如此；第二，它们用Galbraith的修正的次序替换了消费者主权（参阅Galbraith'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第三，它们有利于控制低地位群体的价值观、意图和理念。

特别对那些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们而言，炫耀性消费强化了职业道德，因为它促使人们为了获取更多收入用于炫耀性消费支出而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低于平均支付水平的人们陷入贫困境地，而且，由于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提高了平均支付能力，因此增长根本不会减轻工作负担，相反，它提高了避免贫困所必需的支出水平。

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新工业化国家》中解释了修正次序，而这个修正的次序用源于生产者广告的引致需求替代了源于消费者偏好的自主需求。这类广告给我们带来了仿效压力，迫使我们进行更高水平的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和仿效助长了对价值、信念和意图的精英操纵，因为它们促使我们关注、尊重和向往成为精英，从而远离了我们的家庭和朋友（这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发生在欠发达国家）。我们越渴望达到更高社会经济地位，就越使得我们接受该种地位的价值、理念和意图。坦白地说，这使我们容易受精英意识形态的愚弄。

结 语：

总之，炫耀性消费和仿效无伤大雅的含义被吸收进来，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技术性阐释，但对主流经济学的保守本性未产生深刻影响。然而，炫耀性消费和仿效较少的技术含义以及较多的社会和心理含义却深刻威胁着主流经济学。

参 阅：

广告与销售努力，Advertising and the Sales Effort；公司霸权，Corporate Hegemony；制度政治经济学：当代主要论题，I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后凯恩斯主义的选择理论，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Choice；生产者和消费者 主权，Producer and Consumer Sovereignty

参考文献：

Dugger， W.M.（1985）“The Analytics of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3（October）.

——（1989）“Emulation：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Value Formatio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7（Summer）.

 

WILLIAM M.DUGGER

社会经济学: 组织

Social Economics: Organizations

当代社会经济学主要有下列三个组织核心: 社会经济学协会、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ICSE）和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SASE）。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三个组织进行讨论。

社会经济学协会

社会经济学协会成立于1941年。它起初被称做天主教经济学会，因为当时的会员大部分来自于美国天主教学院和天主教大学。该协会的期刊《社会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Social Economy）于1942年首次出版，它早期的一些论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天主教教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社会价值在经济和经济学中的作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社会公正和当代问题（如劳动关系、工会、就业、社会保障、信用政策、联邦储备和战后重建）。虽然那些早期作者曾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德国学者Heinrich Pesch和Goetz Briefs却在其作品当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倾向的批判，他们的观点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社会经济学协会成员倾向于反对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政策，推崇社会市场经济和包含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经济进步。

1970年，社会经济学协会成员通过投票放弃了天主教社会思想这一严格的界定标准，将其更名为现在的名字，以反映其成员越来越突出的多元性特征。该组织逐渐发展并吸收了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世俗人文主义者，这些人重视经济学当中的社会价值，他们发展了经济和经济学具有社会嵌入和价值载体的性质的观点。协会的新章程明确提出，该组织的目标是“鼓励将经济科学与更广泛的问题（如人类尊严、伦理价值、社会哲学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发表作品……考虑经济问题当中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协助制定与伦理价值观、多元社会以及个人尊严需求相一致的经济政策”。

自1970年以来的25年里，该组织出版的《社会经济学评论》和《社会经济学论坛》（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一直关注着社会价值和多元化等问题。近期的作者包括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合作主义者、方法论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学评论》开始由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按季度发行，该出版社还资助了“社会经济学的新发展”系列丛书。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成立于1986年，它支持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还支持研究它们与文化、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该中心是由以下人士一起创建的: 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的Y.  S.  Brenner，安特卫普（Antwerp）大学的H.  Deleeck，布鲁克林（Brooklyn）学院的A.  Hirsch，柏林自由大学的H.  Kaelble，密歇根州立大学的W.  J.  Samuels，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P.  Scholliers，巴鲁（Baruch）学院的I.  Stone，乌得勒支大学的T.  van Tijn和已故的J.  Tinbergen。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与布鲁克林学院、巴鲁学院、安特卫普大学的社会政策中心、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当代社会历史中心等合作。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曾主办过一系列会议，其中几次是和比利时—荷兰的后凯恩斯主义研究协会合作的。另外，该中心还主办了国际经济学改革联合会（ICARE）的成立大会。

国际社会经济学中心负责对那些从事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结构协调。该中心主要关注下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经验分析、收入分配理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联系、分配理论的实证检验、收入分配对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公共机构的作用、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技术选择、收入的国际分配以及收入分配的伦理因素等。其中有一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收入分配杂志》（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上，该刊物是1990年专门为此目的创办的。撰写本词条时该刊物的编辑是Y.  S.  Brenner，M.  Bronfenbenner和W.  J.  Samuels，出版商是英国JAI出版社，该社的总编是J.  T.  J.  M.  van der Linden。

《收入分配杂志》致力于促进社会经济学领域，尤其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交流和讨论，其目的是为该领域学术著作的传播提供一个国际论坛。

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

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成立于1989年，是一个国际性跨学科组织，其成员来自50多个国家。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的研究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会员还包括一些商业人士、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者。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的荣誉会员有Pierre Bourdieu， Mary Douglas，Amitai Etzioni，John Kenneth Galbraith，John Gardner，Albert O.  Hirschman，Rosabeth Moss Kanter，Amartya Sen，Herbert Simon和Neil Smelser。

社会经济学发展协会有三重目的: （1）发展跨学科领域的对经济行为内涵进行理解的研究;（2）对在心理、社会、制度、历史、哲学和伦理等背景下研究经济行为的智力探索及其政策含义进行支持;（3）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平衡经济行为研究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

社会经济学是一个新兴元学科。它假设“经济学不是一个独立体系”，而是嵌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社会经济学把竞争看做是一个社会环境中的子系统，该子系统处在包含了价值观、权力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社会背景中。社会背景使竞争成为可能，但同时又制约着竞争。社会经济学进一步假设，个体选择是由价值观念、情感、社会关联和道德判断等方面相互作用形成的，而不是仅仅由狭隘的个体利益所决定。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假设，即人们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并且他们只追求自我利益或享乐。

在方法论方面，社会经济学认为归纳研究和演绎研究同等重要。社会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规范科学。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学既公开承认自己的政策意义，同时也意识到了其所具有的规范含义，因而不把自己伪装成纯粹的实证科学。社会经济学不持任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向各种立场开放，因为它们认识到经济行为涉及的是人的整体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参 阅

社团，Community;伦理与道德，Ethics and Morality;人本主义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公平，Justice;社会经济学: 历史和性质，Social Economics: History and Nature;社会经济学: 当代主要论题，Social Economics: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价值判断与世界观，Value Judgments and World Views。

社会经济学: 历史和性质

Social Economics:  History and Nature

经济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而社会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种替代，历史比它还悠久。主流经济学起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英法两国社会哲学，是其哲学假设和科学设计的混合物。例如，在基本原理的教学中，教师使用Descartes的解析几何来解释供求关系;在中高级教程中，则运用Leibniz和Newton的微积分。它的哲学假设暗含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运行，因为它是一个均衡的静态流机制，像Newton的太阳系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个假设是Adam Smith提到的自然社会规律，即个体受利己主义的驱动做出经济决策，而这种利己行为受到另外一种自然现象——有效竞争——制约。

这些假设和启发性的工具促进了基于启蒙运动的经济概念的形成，它认为只要对土地和资源的财产权利在起始时是公平的，那么经济就将是有效的和公平的。传统的经济学家承认，现实世界里这个模型并不总是有效;也许存在一些严重的障碍，比如说“市场失灵”（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由于垄断者或者政府干预所造成的不完美。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限制，传统经济学家仍然把这一观念作为公共政策的标尺。这一概念的理想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经济效用或福利的最大化状态。

社会经济学家对这一传统观点的不满并不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假设是错误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学家承认有许多自然物理定律适用于社会现象。传统观点的错误在于它狭隘、不完整和过于个人主义。假定经济的最终目的或结果是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经济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最大限度的物质财富，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学家都假定了另外的结果，正如最先开始认真研究经济学的古希腊人所做的那样。

社团的物质供应

公元前2世纪Xenophon和Aristotle所使用的“经济”和“经济学”这两个术语显示了社会哲学中的实质性差别。“经济学”（economics）一词从两个希腊词“家庭”（oikos）和“管理”（nemein）派生而来。显而易见，对希腊人来说，经济研究就是研究如何统治或管理一个大的家族，与时下流行的认为经济研究就是依靠供给和需求等非个人力量使市场有效运行的观点根本不同。Aristotle认为，经济的目的就是控制社会的物质供应。正如Karl Polanyi所概括的那样，Aristotle假设指导经济活动的是 社团 （Community）（人类的经济掩藏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这是一条规则）、自足（最优先的是城邦或城市社会的物质供应）和 公平（Justice）（对所有人公平，例如，价格应该遵循恰当的调整规则）（Polanyi 1968: 65，97）。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分支Thomas O.  Nitsch（1990）描绘了社会经济学历史的各个方面。虽然只有短短的86页，但对本质的描述和提出创见方面堪称不朽之作。他指出，社会经济学家在强调社会而非个体时，既运用了实证方法，也运用了规范方法;一些规范方法是世俗的，另一些则具有宗教色彩（参阅Normative and Positive Economics）。Max Weber是实证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经济学内容非常广泛，是归纳的和制度的经济学（不像演绎的和狭隘的主流经济学），但正因为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没有试图引发社会变革或改良。从某种程度上说，晚期的Karl Marx也属于这一类。然而，大多数社会经济学家是世俗/规范经济学者，其中有P.  J.  Proudhon，Adolph Wagner，Leon Walras，Alfred Marshall，J.  A.  Hobson，Knut Wicksell以及包括John Maurice Clark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制度主义者。

在规范经济学阵营中，William Dugger认为社会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最为显著的便是社会经济学以价值为导向: “仔细选择和运用的价值前提，指导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Dugger 1977: 309 310）（参阅Value Judgments and World Views）。宗教/规范经济学阵营包括Charles de Coux，Alban de Villeneuve Bargemont，Heinrich Pesch，Goetz Briefs以及20世纪的Jesuits G.  Gundlach，O.  von Nell Breuning和B.  Dempsey。我们可以在Waters（1993）的文献里找到20世纪其他一些重要社会经济学家的讨论，这些经济学家包括: 凯恩斯 （Keynes）， 熊彼特 （Schumpeter），Sen，Georgescu Roegen，Herman Daly，Bruyn和Ray Marshall。

Sismondi的著作

19世纪早期瑞士经济学家Simonde de Sismondi对社会经济学的发展非常关键。他继承了希腊/中世纪的传统，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上，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将社会分析与更为现代的个人主义经济学结合了起来。正如Lutz所解释的，Sismondi“试图增加的是全人类的福利，而不是教会人们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或者‘国家的财富'”（Lutz 1990: 237）。社会经济学认为，效用最大化并不能恰当描述人们的行为。更为现实和人性化的判断，是人们根据他们所认可的义务去行动。不同的社会经济学论文使用不同的启示作为这一行为的根据，包括基督教的、康德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而对于Lewis Hill这样的制度主义者来说，启示的来源则是Charles Pierce的著作。

参 阅：

义务论，Deontology;人本主义经济学，Humanistic Economics;波拉尼的整合观，Polanyi's Views on Integration;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社会经济学: 当代主要论题，Social Economics: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

参考文献：

Briefs， Goetz（1983）“The Solidarist Economics of Goetz Brief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1（December）. 

Danner，Peter L.  （1994） Getting and Spending， Kansas City，MO: Sheed & Ward. 

Davis，John B.  and O'Boyle，Edward J.  （eds）（1994） The Social Economics of Human Material Need，Carbondale，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Dugger，William L.  （1977）“Social Economics: One Perspective，”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5（December）. 

Hill，Lewis E.  （1978）“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ward a Creative Synthesi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6（December）. 

Lutz，Mark（1990）“Social Economics: A Humanistic Tradition，”in Mark Lutz（ed.  ）， Social Economic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oston: Kluwer.  Lutz，Mark and Lux，Kenneth（1988）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New Challenge，New York: The Bootstrap Press. 

Nitsch，Thomas O.  （1990）“Social Economics: the First 200 Years，”in Mark Lutz（ed.  ）， Social Economic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oston: Kluwer. 

Polanyi，Karl（1968） Primitive，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ed.  George Dalton，New York: Doubleday，chaps 1，4-5. 

Schumpeter，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ters，William R.  （1993）“A Review of theTroops: Social Economic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1（3）: 262-286. 

社会经济学: 当代主要论题

Social Economics: Major Contemporary Themes

社会经济学主要关注社会价值在经济学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性质。社会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假设是: 所有的经济学都受到在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社会价值的强烈影响，并且所有的经济解释都利用了（通常是隐含地）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经济学不可避免地承载了价值因素。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学理论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此外，社会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价值无涉的实证经济学的目的，是靠着打压其他价值观来使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合理化，方法就是: （1）不鼓励研究经济生活中价值观的多样性;（2）压制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支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辩论（参阅Value Judgments and World Views）。

经济人与社会经济人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体，也就是经济人，实际上是在努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学中个人被精确地描述为原子式的理性最大化者。社会经济学家们把这称为价值假设，因为对个体自我利益的追求仅仅反映了人类个性的一个方面，忽略了人的整体性，恰当的提法应是社会经济人。特别地，如果把经济学仅仅构建于自身利益之上，就必然要求把个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利他行为、对他人的尊重、责任与义务感解释为不存在或还原到自身利益。

非正统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采用社会经济学方法来抵制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寻求对经济生活的解释。这一解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依赖广泛的社会价值假设。新古典经济学除了假定个人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利己单位以外，其他的价值假定还包括: 欲望单独决定选择，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福利的比较，竞争能够完全刻画经济生活，经济被简化成一个市场过程，市场运行良好，市场是非人格的，每个人都愿意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不是相反。

相反，非正统的经济学家通常在更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解释个体行为，这样有助于解释经济生活中多种不同类别的个体动机。个体之间可能互相仿效，互相合作，以某个阶级成员的身份进行活动，遵守惯例、规则，在非市场经济环境下活动等。这使得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更加侧重新自由主义框架之外的概念，包括需要 （Needs）、权力、平等、市场失灵、 收入分配 （Distribution of Income）、历史、生产过程、 性别 （Gender）、 文化 （Culture）、家庭、制度背景、习俗以及经济生活中被新古典主义排除在对交换的关注之外的其他因素。于是，非正统经济学家一般都参照社会 公平 （Justice）、公正、平等、 人的尊严 （Human Dignity）、人的 权利 （Rights）及共同利益等构成的价值体系进行研究。

因此，社会经济学的当代主要论题范围异常广泛，而且随着新的历史社会价值挑战的出现，这些主题也在不断变换。在最近的研究中，五个一般性的且有重叠的社会价值体系主导了所有主要的社会经济学出版物，包括《社会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社会经济学论坛》（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收入分配杂志》（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国际社会经济学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和《社会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Socio Economics）。这些主题可以大致划分如下: （1）家庭与社团的关系;（2）工作场所及其社会组织;（3）市场关系的社会性质;（4）宏观经济社会政策问题;（5）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经济学中的规范性问题以及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下面我们分别大致阐述当代主题的这五个范畴。

家庭与社团的关系

为了理解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框架以及这些框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社会经济学家们对非市场的社会网络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最近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学把家庭关系作为性别化了的关系进行研究，如讨论离婚、 贫困的女性化 （Feminization of Poverty）、家庭暴力的性质和发生率的著作。对 社团 （Community）的研究，针对的是那些意在维持社团的机构的作用，这些机构有信用社、非营利性组织、教会和 工会 （Unions）。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发展起来的 蒙德拉贡 （Mondragón）互助网络制度是这种研究中的一个著名案例。与社团相关的问题包括居住歧视和住房信贷上的经济歧视（参阅Discrimination in the Housing and Mortgage Market）、种族内和种族间的收入分配、学校教育和儿童看护。由于对家庭和社会有着特殊影响，公共政策如福利、社会安全、失业保险、健康、城市环境、最低生活工资等也时常受到关注。家庭与社团研究的主题一般是: 阶级与民族间的贫困、公平和平等的性质与程度、如何解决物质需要。这一领域中一个特殊的跨学科研究主题就是“消费的特点”，特别是品味的社会构成、元偏好、作为交往形式的消费、效仿与身份的作用等方面（参阅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Emulation）。

工作场所及其组织

尽管生产是一项经济性非常突出的活动，但社会经济学家眼中的工作场所具有一系列组织形式，它们对于理解企业经济学来说十分必要。工人参与、工人权利、民主化企业———有时以 民主参与和自我管理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andSelf Management）为特征———以及财产的劳动理论是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兴趣所在。合作是工作场所组织的一个核心原则。组织资本被看做是企业行为的核心，为人力资本分析提供了社会维度（参阅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Capital）。对当代企业的后福特主义弹性工作专业化（日本、北美和欧洲）、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控制与低效率、Leibenstein传统中的X无效率（X Inefficiency）等方面的批判性观点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与劳动相关的主题包括: 每工作周和每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长短、就业不充分和过度就业、劳动力歧视和收入不平等。

市场关系的社会性质

社会经济学家强调，作为市场交易背景的社会价值（既有民族特征，又反映了文化与习俗），是理解这些交易的关键。有关交易过程的性质的一般视角包括: 在契约签订与执行过程中对信任和人际关系的强调;可操作的竞争;外部性的社会意义;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制度性嵌入的市场;作为交往形式的交易。同时，社会经济学家一直对市场权力的出现很感兴趣。因此，他们考察垄断企业并批评把市场竞争看成是原子式竞争的标准观点。前者主要关注加成 定价 （Pricing）行为、销售努力、对企业的社会控制和公司霸权 （Corporate Hegemony）。另一个主题是市场如何促使社会分层，特别是导致了 割裂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Segmented and Dual Labor Markets）的就业关系。政策视角主要包括: 平权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与 可比价值（Comparable Worth）、公司所得税、重新审视Santa Clara高等法院将公司视同为个人的裁决、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等。

宏观经济社会政策问题

对宏观经济进行的社会经济学分析主要集中于当前的历史状态、它是如何形成的、创造更为人性化的经济的前景如何。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存在“无声”的萧条，它既是系统性病症，也是自Reagan政府以来的保守经济政策的结果。供给学派、货币主义、有利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等都受到批评性的考察。另外，新马克思主义剩余传统的垄断资本理论被用来解释 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及较近发生的现象。由于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储蓄和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后果也引起了特别关注。更具有普遍性的论题还包括: 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社会成本，熊彼特式创新， 社会集体财富 （Collective Social Wealth）及公共产品在增长中的重要性， 福利国家 （Welfare State）的状况，贫困和收入分配，以及在理解宏观经济时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地位。渐渐的，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生物经济学 （Bioeconomics）与可持续原则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具有国际性的问题包括: 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贫困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收入不平等。

方法论、规范性主题和思想史

识别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包括对价值判断的性质以及经济学是价值载体的解释，是社会经济学家们专注的最基本领域。人们通常强调的规范性价值是平等和公平、社会正义、人类尊严和公共利益（参阅Normative and Positive Economics）。社会经济学家们大多赞同社团主义、平均主义及以人为本的经济思想。幼稚的成本—收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和帕累托效率分析受到了批评。理论上，社会经济学家首先反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强调人的整体性，通常采用整体论的推理形式来解释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重要的经验研究涉及: 分析贫困的程度，确定对 生活质量 （Quality of Life）与福利的度量。重要的规范取向是:  人本主义经济学 （Humanistic Economics）、实用主义、社会连带主义和康德哲学的义务论。新的方法论策略和哲学策略包括话语分析、 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al Realism）和后现代主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思想受到社会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人有（排名不分先后）: Herman Daly，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熊彼特（Schumpeter），Kenneth Boulding，AdamSmith， 马克思（Marx），Amartya Sen，Joan Robinson， 凯恩斯 （Keynes）， Mark Lutz，J.  S.  Mill，Amitai Etzioni，Bill Dugger， 吉尔曼 （Gilman），Heinrich Pesch，Bernard Dempsey，David Ellerman，John M.  Clark， Karl Polanyi，凡勃伦（Veblen），John Rawls，Alasdair McIntytre，Ron Stanfield，Alfred Marshall，Edward O 'Boyle和Severyn Bruyn。社会经济学旗下比较活跃的支持者包括制度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社会连带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非正统政治经济学家、合作主义者和行为主义者。

结 语：

社会经济学的流动性和动态特征应得到强调。因为社会经济学是对体现在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价值的研究，所以经济学中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都结合了社会经济主题，并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社会价值问题，因此，经济学研究社会与经济结合处的方式也不断改变。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征在于抛弃了对社会价值的研究。社会经济学正好相反，它本质上就是多元的。它维护的是对社会价值进行开放讨论的必要性，并主张容忍。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多元论就是社会经济学的基础方法。

参考文献：

Bürgenmeier， Beat（1992） Socio Econom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Ethics，Institutions，and Markets，Boston: Klu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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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z，Mark and Lux，Kenneth（1988）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New Challenge，New York: Bootstrap Press. 

O'Boyle，Edward（1996） Social Economics: Premises，Findings and Policies， London: Routledge. 

Waters，William（1993）“A Review of the Troops: Social Econom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51（3）: 262-286.

COLLUSION

共 谋

经济学类别：产业经济学

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和公共政策

共谋发生于两个或多个企业协调它们的行动以抑制特定行业内卖者之间的竞争的情况下。一个成功的共谋协议可以提高产品的价格、增加生产者的利润和减少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所得。当消费者的损失超过生产者的所得时，社会就受到了这种协议的伤害。

主要术语：

反垄断法（ANTITRUST LAWS）：旨在防止企业达成共谋协议的联邦和州法律。

卡特尔（CARTEL）：一些企业勾结在一起，使得产品价格被抬高到竞争性价格之上。

集中（CONCENTRATION）：一种特定产品的生产被一些大企业控制的程度。

强制措施（ENFORCEMENT）：保证达成协议的几方遵守协议并且处罚违反者的措施。

进入（ENTRY）：一个新的或已有的企业决定与市场上的已有卖者进行竞争，开始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

需求定律（LAW OF DEMAND）：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同时其他经济变量保持不变），消费者就会减少对该商品的购买。

寡头垄断（OLIGOPOLY）：由少数大厂商提供了产品总量的大部分的市场。

价格规定（PRICE FIXING）：卖者间的一种协议，约定产品价格不能降低到特定的最低价格之下。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 HERMAN A NTITRUST A CT，1890）：第一部联邦反托拉斯法，目的是阻止一个企业或企业间的共谋协议进行产业垄断。

默许共谋（TACIT COLLUSION）：一些厂商之间没有进行正式的交流而形成的企业间生产决策的协调。

综 述：

在《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共谋”被定义为“秘密协议或合作，特别是为了达到一个非法或欺诈的目的”。这个一般化的定义与经济学中使用的字眼一致，共谋行为通常涉及在两个或多个卖者之间的协议，旨在采取行动压制市场中卖者之间的竞争。因为卖者之间互相竞争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低价，所以共谋协议会提高消费者为这一商品支付的价格。因为对消费者造成这种伤害，所以生产者之间通过协议来固定价格是违背反垄断法的，因此参与者必须保守秘密。

任意给定行业中的生产者都有动机实现共谋，因为一个成功的共谋协议不仅可以提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且可以提高生产者的利润。反垄断法和经济学家对这类协议深恶痛绝，因为它们强加给消费者的成本超过了转移给共谋企业的利润。这一条件是如下事实的结果，作为对高价的反应，消费者减少了对商品的消费。共谋协议的社会成本产生于在较高价格下可以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减少。因为价格规定协议给社会强加了成本，所以价格规定协议自从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之后，在美国被视为违法就不足为奇了。该法案的第一部分就宣布价格规定为非法，因为所有这类阻止价格降低的合约都“妨碍贸易”。

尽管一个行业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共谋规定价格得到更高的利润，但如果它们的卡特尔想达成这一目标的话，必须克服许多障碍。首先，协议必须保密，因为它是违法的。这明显提高了参与协议的当事人进行谈判和保证遵守协议以及降低竞争企业试图勾结的可能性所付出的成本。其次，这个行业的企业必须就协议的条款互相谈判。协议越复杂，协议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一般地，行业中的企业数目很少、企业生产的产品类型完全相同以及企业有相同的生产成本时，谈判进行得就更为顺利。再次，一旦达成协议，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就必须找到某种机制控制卡特尔的成员，以保证它们遵守协议的条款。强大的厂商贸易联盟倾向于使得强制措施易于执行，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让共谋的厂商可以交换信息、讨论协议变更的平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Wealth of Nations）中观察到：“进行同种贸易的人们很少聚在一起，即使为了娱乐和解闷也很少相聚，但是他们的谈话总是导致对公众不利的共谋或者提价。”最后，如果对产品的需求相对于价格的提高反应很小，共谋就更有可能成功，因为共谋企业不必担心提价时会失去大量的客户。

一旦卡特尔达成提价协议并付诸实施，它就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不能在竞争性价格下盈利的企业可能在共谋企业设定的高价下盈利。如果进入的成本相对较低，新企业就会进入市场，这种产品的供给将会增加，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当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阻止新企业的进入时，共谋协议更可能成功。第二，在市场上成功索取高价的唯一途径是减少总产出。这是必需的，因为消费者的需求遵循需求规律，通常在价格上升时减少对商品的购买。因此，每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都被要求减少产量，以便减少市场的总产量。不过，每个企业在高价格下都有提高产量的动机。因此，在卡特尔期间，每个企业都可以通过违背协议而获利。许多共谋协议在短期内失败，就是因为某些参与其中的企业增加它们的产出超过了指定的配额。当其他参与企业发现这种“欺骗”行为时，它们也会增加产量，而价格就会恢复到竞争性的水平。

许多压制竞争的共谋行为通过一种外在的协议相协调。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几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外在的协议甚至相互间也没有直接交流，共谋行为也可以发生。两个企业可以通过在市场上采取行动向对方提供其意图的间接信号来协调它们的生产决策。这种类型的共谋被称为默许共谋。这些行为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中是合法的，只要每个企业的行动明显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它们没有采取只有和其他企业共谋时才会采取的行动。

应 用：

共谋经常发生在少数企业相互间进行常规竞争以赢得政府或其他企业的合约时。这些合约通常是授予以最低价格竞标的厂商。出价被密封在信封里；在许多时候，这些竞价被秘密保存，不过有时当合约被授予之后这些竞价也会展现给所有投标人。投标的企业如果达成一个共谋协议来瓜分这个项目，同时保持它们仍然积极竞争的正面形象，它们就能增加利润。这种类型的共谋在地方高速公路承包商、建筑企业、设备供应商和军火产业合约承包商中经常出现。

或许，最有名的共谋例子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电力设备行业装备合约的投标中。1956年到1959年，来自供电设备行业的大型企业［包括阿利斯·查尔默斯（Allis Chalmers）、西屋（Westinghouse）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主管们经常聚在一起进行设备投标和瓜分项目。项目通过一个根据月相排定的方案进行分配；每个企业被分配到月相的特定阶段，接受相应阶段的所有合约。其他共谋企业提出很高的出价以保持竞争的假象。1959年这个卡特尔被发现，当时一个报纸记者注意到由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授予的竞价模式相同的合约。1960年，政府依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起诉了这些企业及其主管，而消费者提出了大量的个人反托拉斯损失赔偿诉讼。

共谋的第二个著名案例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的一系列铁路提价协议。参与共谋的铁路公司没有直接设定价格，而是给每个企业设定市场份额。企业向卡特尔办公室联合执行委员会（Joint Executive Committee）报告各自的价格表以及它们每周的销售量，以确定该企业是否遵守了共谋协议。当一个铁路公司违反协议时，其他卡特尔成员就把价格降低到竞争性价格水平上，直到那个企业遵守卡特尔规则为止。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在铁路公司遵守卡特尔规则时平均车费高出66%。

联合执行委员会在管理和强化铁路共谋机制上的成功，表明了那些行业贸易组织和专业组织在参加谈判和强化共谋协议时起到的作用。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例子是弗吉尼亚州律师协会对律师收取的资格验证费加以限制。1971年，一对已婚夫妇同意购买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的一所房子。抵押公司要求对产权进行资格验证。这对夫妇联系的所有律师都表示要收取相当于产权价值1%的费用。美国高等法院拒绝了律师协会认为阻止价格下降是法律行业可行的道德准则的辩护，法院认为这种规则应该被看做是“价格规定的典型表现”。这一共谋机制之所以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强有力的专业组织弗吉尼亚州律师协会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强化。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代表了石油生产国家组成共谋协议提高石油价格的尝试。1973年到1979年石油价格的迅速攀升通常被归因于欧佩克，尽管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价格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影响石油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尽管20世纪70年代共谋很有效，但欧佩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证明了卡特尔面临着保证其成员遵循协议的困难。几个成员国相继违反配额协议，而其他成员国家因为内部财政和政治困难要求扩大配额。因为卡特尔只有在成功地限制总产量时才能有效运行，所以20世纪80年代观察到的石油价格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欧佩克没能有效地限制其成员生产规定的配额。欧佩克这一卡特尔的破产是许多国际卡特尔的典型———一般来说国际卡特尔只存在五年。

并不是所有的共谋机制都像上述这些例子一样易于辨别。在同一行业中竞争的企业经常互相合作以达成各种目标。企业合作研究新的生产技术、开发新的产品、调整暂时的需求和供给波动、维护版权和专利、设定竞争规则以及增加行业中产品的需求。这些合作行为通常为企业、消费者和整个社会都带来好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合作协议可能只是给价格规定提供了掩饰。协议的达成可能是共谋企业限制这一行业中的竞争的手段，以此提高产品的价格。

相关内容：

美国高等法院已经认识到许多企业间的合作协议不是共谋机制，相反增加了消费者和社会的福利。一个例子是由歌曲的作者组成的组织为使用他们的创造性工作而设置的许可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该组织提供总许可证给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其拥有版权的歌曲。总许可证减少了词曲作者维护其创造性工作合法权利的成本。尽管这一机制能够被用来规定价格，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美国高等法院都认为这不是该组织的主要目的。

或许，《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主要成就是极大地减少了行业中企业间的旨在提高价格的显性共谋行为。尽管这一国内政策是成功的，但国际卡特尔在许多国家是合法的，它们已经成功地制定了大量产品的固定价格，包括石油、铝矿、铜和钻石。南非的德比尔斯（de Beers）钻石卡特尔是20世纪最著名的国际卡特尔，它压制了几次试图增加竞争的努力，并联合了第二大生产者苏联的钻石出口。一些国际卡特尔（尤其是碘酒和钻石）相对长寿，而大多数则很快解体，或者一开始就不能提高价格。

在美国，政府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严格执行已经迫使潜在的共谋者们考虑用其他方法来达成价格规定和高利润的目标。许多分析家相信，该法案对价格规定卡特尔的严格限制鼓励了从1890年法案通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合并浪潮。其他分析家相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之后，寡头行业中的企业变得越来越熟练地向对方传递合作信号。不管一些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替代行动，法案对公开共谋的禁止已经提高了参加共谋行为的成本，因此也减小了企业间共谋的范围和影响。

市场中的共谋自从市场交换发生之初就存在，而且不可能消失。尽管反垄断法已经增加了企业共谋行为的成本，但储存和处理信息成本的下降有利于卡特尔的形成。卡特尔协议的强化措施要求卡特尔能够发现企业的欺骗行为并对违反协议者实施惩罚。连接企业的电子数据网络降低了信息的储存和交换成本。这种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卡特尔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并发现欺诈。不过，数据处理技术也为法律部门侦破卡特尔行为提供了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上述效应。

参考文献：

Blair，Roger D.  ，and David L.  Kaserman.  Antitrust Economics .  Homewood，Ill.  ：Richard D.  Irwin，1985.  提供了对规定价格公开共谋协议的广泛分析，以及对规定价格的默许共谋协议、瓜分市场共谋以及消费者对特定厂商的联合抵制的相对简要分析。

Bork，Robert H. The Antitrust Paradox：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  New York：Basic Books，1978.  考察了反垄断法的历史基础，通过考察最重要的反垄断案例回顾了该法的演进。博克（Bork）认为，大企业经常不公平地被指控为有共谋行为，而大企业的利润通常是低生产成本的结果。

Breit，William，and Kenneth G.  Elzinga.  The Antitrust Casebook：Milestones in Economic Regulation .  2d ed.  Chicago：Dryden Press，1989.  是自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以来，美国高等法院审理过的最重要的一些共谋案例集。

Calvani，Terry，and John Siegfried.   Economic Analysis and Antitrust Law .  2d ed.  Boston：Little，Brown，1988.  从三篇论述企业间规定价格共谋的最著名的文章中摘录编辑而成。适合具有初级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读者阅读。

Fuller，John Grant.   The Gentlemen Conspirators：The Story of the Price Fixers in the Electrical Industry .  New York：Grove Press，1962.  福勒（Fuller）用文献证明了电力设备行业中的大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是怎样勾结以设定价格的。考察了共谋协议是如何产生、运行以及最终如何被田纳西报纸记者发现的。

Posner，Richard， A.  Antitrust Law：An Economic Perspective .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这本文集收入了波斯纳（Posner）的许多有影响的法学杂志文章，论述了共谋协议，并致力于使它们更易于为普通大众所理解。波斯纳认为默许共谋比通常认为的共谋更加普遍，并提出了判断市场中是否运行着这类协议的新标准。

Scherer，F.  M.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2d ed.  Skokie，Ill.  ：Rand McNally，1980.  这本教科书包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使用的共谋协议的广泛讨论。

Smith，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1776.  Reprint.   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7.  这本经典著作认为商人和生产者经常勾结以压制市场中的竞争。

互参条目：

Antitrust Policy，反托拉斯政策；Barriers to Entry，进入壁垒；Cartels，卡特尔；Oligopolies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寡头垄断与产业集中；Price Fixing，价格规定。

好。。。。。好长

好，谢谢共享～！

着实呵呵。直接恶化了。。。

很有内涵呵呵。不过看得实在是太累了

版主列的词条也有价值，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