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昆华要转发帖子请到这里吧

没有你上传的那些信息，还真感觉少点什么，我们哪有时间去翻报刊杂志啊。

李是不是逃了,不想在这里呆着了,呵呵,

李是个喜欢自由的人,换上我也愿意出去走走,

在"如果李昆华要转发帖子请到这里吧"呆着,好憋呀,

您们大概不知道,为了看,每天面对第一页,然后往下来...............................

好久才找到,累呀!

哎,李走了也好,大道远去,我们呆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昆华老弟，我要再次呼吁网站让你当马经版斑竹！

顶顶

老李不能走

房地产金融高峰论坛的郎咸平发言

主持人：我们非常容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派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 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 “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 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社会主义2005（马来西亚）：一场历史性的左翼大团聚

作者：朱进佳

2005年9月9日至11日，在加影新纪元学院举办的<社会主义2005>论坛，是大马左翼运动的一个历史性聚会。这也是成立了7年的大马社会主义党的另一项历史性创举。虽然到目前仍未获得注册，但是从组织草根社区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党，却比任何注册政党做得更多，而现在更把社会主义党的斗争，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接轨，走上“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道路。 在9月9日当天，约有800人聚集在新纪元学院，参加了这次论坛的开幕大会。开幕大会当晚气氛热闹非凡，大人小孩、男男女女汇聚在新纪元学院B座5楼的礼堂，象是出席一场嘉年华会。不同的组织在礼堂外摆设摊子，展示及售卖旗帜、T-恤、徽章、书本、录影光盘等。当晚出席者大多是充满热情的年青人，当然也不乏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战友。 开幕大会于7时20分正式开始。开幕演讲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在今天是否还合时宜？”(Is Socialism Relevant Today) ，五名在仪式上发表演说者，有代表马来西亚职工总会的拉查瑟卡兰 (Rajasegaran) 、澳洲社会主义党的史蒂芬. 佐力(Stephen Jolly)、印度尼西亚人民民主党的蒂达莎莉(Dita Sari) 、澳洲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约翰. 珀西(John Percy) ，以及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纳西尔.哈辛(Dr. Nasir Hashim) 。有人打趣说，也许这是职工总会代表拉查瑟卡兰第一次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上高喊：“社会主义万岁！”( Long Live Socialism！) 最吸引人的，是以印度尼西亚语发表演说的蒂达莎莉，和激情万分的史蒂芬. 佐力。史蒂芬. 佐力在指出资本主义为世界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时，向与会观众肯定，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唯一出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的工人阶级运动，民族主义无法成功，而国际主义才是工人的出路。史蒂芬也坚信社会主义党是马来西亚未来的希望，因为只有大马社会主义党在这儿反抗资本主义。学生运动出身的蒂达莎莉，惊讶地看到众多的年青人对社会主义展现热烈的兴趣。她分享了苏哈多倒台前，印度尼西亚左翼青年在地下活动的艰苦情景，但是不畏艰巨的精神，把独裁政权推翻。她也相信在帝国主义为世界留下满目疮痍的时候，社会主义是穷人解放的替代选择。马来西亚会场上还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口号：“社会主义万岁！” 、“人民斗争万岁！“、“国际主义万岁！” 开幕演说过后，是简单的开幕仪式。一群年青人唱着战歌步入会场，穿过观众席，走上舞台，将舞台上一道写着”资本主义“字眼的墙敲碎！过后是由几个青年摇滚乐队呈献的表演。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也参与表演，而霹雳州草根组织Alaigal的成员呈献一部讽刺音乐剧。 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开幕后，第二天和第三天则是严肃地、认真地针对多个迫切的课题进行讨论。整个论坛中的8场讨论会，吸引超过一百人挤在小小的讲堂内细心聆听，并参与讨论。这也许是第一次在马来西亚，有那么多的大马人，跟来自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澳洲和英国的同志，公开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课题。 第一场的讨论会，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其反弹>( Globalisation：Capitalism and Its Resilience) ，主讲人是大马社会主义党的古玛医生(Dr. Jeyakumar Devaraj) ，和来自英国的罗宾. 杰米森(Robin Jamieson) 。主讲人针对削弱工人阶级的课题进行分析，论述了全球化如何把民族国家变得不再重要，而私营化、贸易自由化和无规则化的市场原则占据主导。主讲人确信资本主义已经是在垂死，而工人阶级的斗争将会升级，但是这将把我们引领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就要视我们到底在建立社会主义人民运动上尽了多少的努力。 第二场讨论会<新帝国主义：美国能否被阻挡>(New Imperialism：Can the US be Stopped) ，主讲人是来自泰国工人民主的Giles Ji Ungpakorn，和本地政治评论作者范佑登(Fan Yew Teng) 。这场讨论激起相当剧烈的辩论火花，因为两位主讲人都不认同对方的分析。这是关于采取“正确路线” 与什么是迫切行动的争论，左派到底是应该在共同基础上团结还是继续彼此间意识形态的论战。来自社会主义党的同志Selvam说：“如果左派继续分裂，我们将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因为你可以拥有工具和武器，但是你没有力量。” 第三场讨论会<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失败：为什么？>(Failure of Socialism in Rusia and China：Why?) ，主讲人是旅居英国的大马人John Josset和来自工人国际委员会的克莱尔.多伊尔(Clare Doyle) 。克莱尔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Josset则论述了造成中俄受挫的复杂因素。他们论述涉及的课题包括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政策、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堕落工人国家、中共以社会主义之名残害革命的学生与工人等。在公开讨的环节里，有人提出我们并不能只一味斥责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受挫的主因，而必须也认识代资本主义个帝国主义的残暴力量也扮演着关键角色。 第四场讨论会<革命的气氛：巴西、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主讲人是史蒂芬. 佐力和约翰. 珀西。这是一场相当精彩的讨论，因为拉丁美洲现在正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来自选举的左翼政府如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波澜汹涌的群众抗争，还有原本以为是社会主义最后堡垒的古巴，加上，近年崛起的委内瑞拉博利瓦革命，无不让世界左翼看到了新的希望。史蒂芬论述了巴西工人党在当权后腐败的过程，也分析了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的博利瓦革命中推行的政策。约翰更是把重点放在讨论委内瑞拉的革命过程与成果。显然，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左派全新的经验，也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左翼革命，为世界左翼展示了一个新的选择，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想象。也有人相信，拉丁美洲将会是这个年代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而左派人士都已经来到这么一个共识，委内瑞拉需要来自左派的全力支持。 第二天的最后一场讨论会<东南亚的政权替代> (Regime Change In South East Asia) ，主讲人是来自菲律宾社会主义劳工党的逊尼(Sonny Melancio) 、蒂达莎莉，和Giles Ji Ungpakorn。这场讨论把重点放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三个国家的政权交替经验上。三位主讲人讲解了各自国家进步力量在推翻腐败和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同阶段采取的战略与战术。来自菲律宾的同志分享了该国建立阶级意识及团结左派，以形成一个对抗帝国主义者的强大力量的经验。两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主讲人都认为政权替代，是工人阶级最好演练，以准备在将来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政权。 经过漫长的一天，论坛以电影放映作为第二天活动的结束。大会放映了一部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影片<以祖国之名> (Land & Freedom) ，以及一部由众多短片剪辑成的关于本地群众斗争的影片。 经过第二天讨论了国际的课题，最后一天的讨论则着重在关系到马来西亚的课题。而第三天的讨论，更是比之前一天更为激烈。 第六场讨论会<为何左派在马来西亚夺取政权受挫/马来西亚历史上的马共和社会主义阵线>，主讲人是左翼历史学者陈剑、前工运份子多米尼克(Dominic Puthucheary) 和现任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赛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 。陈剑讨论了关于政治结盟、战略与战术作为左派失败因素的问题，而多米尼克则着重在讨论统治阶级镇压作为左派被挫败的主因。他们提出的历史证据，都是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上不可能被提及的。赛胡先阿里则认为，左派在解决三大族群间的文化差距的问题受到挫败。 这场讨论会引发了来自观众踊跃的辩论和询问，包括一些相当轰动的问题，如为何马共在二战结束后把政权移交回给英国，还有左翼人士在捍卫左翼历史的角色，尤其是最近政府继续对左翼的抹黑。还有一个被多米尼克挑起的争论是，到底丹马六甲(Tan Melaka) 是不是莫达路丁拉索(Mokhtaruddin Lasso) 。 第七场是<1998年改革运动的教训>( Lessons of the Reformasi 1998) ，主讲人是人民党的哈山卡林(Hassan Karim)、前政扣者希沙慕丁莱益士(Hishammudin Rais)，及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哲文(Arutchelvan) 。哈山卡林认为改革运动证明了马来西亚人民用能力为正义斗争，而改革运动并不是因为安华，而是更关键的社会不公。希沙慕丁以其一贯与众不同的作风，以马来语发表他精彩的演说，认为运动必须要从自身的社会中形成，不是依赖外来的理论。希沙慕丁也提到公正党的成立把改革运动的活力，限制在党结构下，扼杀了整个运动的生命力。不过，希沙慕丁没有提到怎么把工人阶级的力量有效的发挥出来，除了他说要让自己感到愉快。阿鲁哲文则强调说，马来西亚的左派不应该在运动中搭顺风车，而是应该建立自己的运动和基础。他说，在改革运动爆发时，社会主义党还刚成立，结果他们跟在群众后头跑，但是，试想想，如果当时有个左翼政党有能力领导群众，那么结果将不一样。最重要的，我们不是空谈，而是做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 第八场讨论会<阶级和种族路线：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Class and Communal Lines：The Unsolved National Question) ，主讲人是社评人李万千、学者拉玛三美(P.Ramasamy) ，和鲁斯淡山尼(Rustam Sani) 。拉玛三美清楚地论述了马克思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认为阶级和民族问题的课题上没有矛盾，而继续一起解决。李万千则认为语言必须被视为基本人权，而左派必须在民族问题上采取鲜明立场。鲁斯淡山尼则认为，如果我们都是马来民族(就如1947马来亚人民宪章所提的一样)，就不可能让国家统治阶级利用种族政治的机会。 社会主义2005研讨会的闭幕仪式，是以<建设运动>(Building the Movement) 为主题的演讲。发表演说者包括社会主义党副主席莎拉斯(Saraswathy) 、马来西亚青年学生民主运动的苏淑桦、来自菲律宾的逊尼、职工总会的赛沙里尔(Syed Shahir) 、蒂达莎莉、人民公正党的蔡添强和社会主义党主席纳西尔.哈辛。左翼的同志都一致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社会主义政党在领导反新自由主义和私营化的运动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它的演说者，则重申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2005马来西亚>汇聚了来自各式各样背景的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进步份子、工会份子、草根活跃份子、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它关心社会命运的人，在这三天的活动中，交流了不少宝贵的看法。在大会结束时，与会者们以马来语、淡米尔语、华语和英语，大合唱了<国际歌>。也许这是<国际歌>第一次以这四种语言一起出现在一个场合中。 <社会主义2005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运动开创了一个先河，也打破了来自反动份子的谎言，社会主义并没有过时，也不曾过时，而且是这个年代最迫切需要的政治思想指导。工人阶级才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而只有正确革命思想指导的工人阶级斗争，才有可能走向全人类解放的目的地。这也不能是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从草根组织工作做起，实现真正的由下而上的社会主义。 2005年9月14日

边沁式天才并不值得炫耀 余斌 地点：北京大学　　　　　　　时间：2005年4月2日 　　大家好！很高兴受到博士开讲论坛的邀请，到这里来谈一谈我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一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微观经济学批判》，当时是新书，现在只能称为次新书。为什么说是次新书呢？这是套用股市的说法。在股票市场上，新发行的股票称新股，到一段时间就称为次新股。我的这本书是一年前发行的，所以是次新书。今天是我36周岁的生日。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谈谈我的一生中的一本有着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至于这本书在中国经济科学的研究史上和世界经济科学的研究史上的地位，我现在不说，但我相信历史会最终给出一个表态的。 　　事实上，近几年来，我的这本书并不是国内第一本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国内也还有新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出现。不仅如此，去年11月高教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书《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里面提到2000年6月由法国的大学生们发起的一场“后我向思维经济学改革运动”，在世界上已赢得了数以千计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这场运动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作为一种目的来使用，反对经济学对大量经济现实的漠视，反对它拒绝认真对待不是基于19世纪新古典主流的任何理论，反对它旨在灌输而非培养的教条主义教学方式。作为对这些习惯做法的替代，这场运动支持多元论、批判性思考和对真实经济问题的研究。 　　显然，批判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潮流。这与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面临大量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困境。不过，纵观这些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我的这本书自有它的独到价值之所在。 　　在我看来，当前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大多数都是针对其理论前提或其分析方法，认为应当采用其它的理论前提或其他的分析方法，而且杨小凯也在西方经济学内部提出所谓超边际分析来替代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这些批判实际上还是承认在其现有的理论前提下和分析方法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还是成立的，只不过局限性很大而已。而我的批判，则主要是针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认为即使在其现有的理论前提下和分析方法上，这套理论也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我并没有用什么新的理论来替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只是简单地从逻辑上否定它而已。从这个角度说，我的批判更直接。 　　我的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结识了一些学术朋友。有一次，我和朋友们聚会，有人跟我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的网站上有个贴子在骂我，已经好几个月了。我问，它骂我什么，朋友说，没什么道理，只是骂。回来后，我就上网到那个网站去搜索，果然找到了那个贴子。 　　这个贴子是这样说的： 　　余斌这种书是狗屁不通的垃圾书！他之前还写过一本很SB的《诺贝尔奖的耻辱——评MM定理》。 　　非常可笑！也就是说，余到了现在还不知道现代经济学的“基准”是什么！ 　　建议余斌及楼上发帖子的同学好好读一下钱颖一教授的一篇文章——《理解现代经济学》。 　　这个贴子的作者还把钱颖一的那篇文章放到了网上。 　　下面我就结合钱颖一的这篇文章来谈我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看看谁更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准。我原来想把这次讲座的题目叫做这样理解现代经济学，意思是与钱颖一有着不同的理解。同时，也不标榜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而是以理服人。但邀请人认为不够吸引人，于是，我就直接将其改为现代经济学批判。当然，这一批判同样是以理服人的。 　　钱颖一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称其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钱颖一认为，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并认为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在钱颖一看来，现代经济学的视角能够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他认为，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在他看来，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他认为，经济学家看问题，往往跨越第一直觉――“分配”，不仅仅考虑利润的多少，而是从效率着眼，例如在股份公司，大股东会照顾小股东或股民的利益，不然公司就不能有效地运行。这就是钱颖一说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我提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经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 　　也就是说，早就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之前，就有人指出要抓住关键问题，避开细枝末节。但是，现代经济学又是怎么做的呢？知道一点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现代经济学中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需求函数，一个是供给函数。现代经济学认为，需求函数的自变量为价格，即需求是由价格决定的，这就是现代经济学抓住关键问题。同样地，现代经济学的供给函数表明，供给也是由价格决定的。那么，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现代经济学并没有说，只是说均衡价格是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交点决定的。由于需求和供给都是由价格决定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抓关键问题的结果是，价格是由价格决定的。其结果是以虚无的价格理论来排斥了一切可能的价格理论。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尽办法绕开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免得罪资本家。 　　 再以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为例。现代经济学认为，如果价格高过均衡价格，将导致供给量增加，需求量减少，由于供过于求，就只能降价销售，而价格下降后，供给减少，需求增加，最后达到均衡。但是，现代经济学并没有表明，当初价格过高时生产出来的供给量中超出均衡时供给量的部分跑到哪里去了？是作为库存呢？还是倒进海里了？这些成本又是由谁来负担的，怎么负担的？这些问题难道也是细枝末节问题吗？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均衡只能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里，在中央计划局的安排下才能达成。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有位青年学者韩德强曾在其著作《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中指出，“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恰恰是没有竞争的模型”。而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模型恰恰是计划经济模型。现代经济学是从计划经济的视角来谈市场经济的。这大概就是他们常常会出人意表的原因，但未必合乎情理。实际上，如果大股东真的会主动照顾小股东或股民的利益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对大股东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了，关联交易也就不必披露了，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也就纯属多余了。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谈一谈，现代经济学的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也是我被人骂的地方。在钱颖一看来，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他认为，这些定理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在他看来，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但是，现代经济学的这些定理完全不同于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而更接近于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心说。试问，当今的哪个天文学家把地心说作为其天体理论的参照系和基准点呢？ 　　上面提到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我在被称为SB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就批判过。如果说，钱颖一没看过我的书不知道这一点，只说明他水平有限。而那个发贴子的人既然知道这本书，还抱着那个理论不放，就只能算智力低下了。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完全不了解概率统计学的思想精髓是什么，就滥用这一工具。默迪格利安尼和米勒是在错误地认为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量的情况下推出他们的定理的，而这一错误，西方经济学界历经三十年争论都没有发现。因此，说他们水平有限，并没有高抬我自己。 　　至于科斯定理，我在自己的《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就有所批判。这里要补充的是，现代经济学非常强调产权，以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由所谓的产权明晰来解决。其理论依据不外乎是，“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有恒产者并没有恒命，既然没有恒命，哪来恒心？马克思早就指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试问，这种由自私本性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产权明晰能够解决的吗？ 　　在钱颖一看来，现代经济学第三个需要人们理解的是它提供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他认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关于现代经济学滥用数学的问题，我在自己的两本书里都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要指出的是，我曾在光华管理学院给其研究生讲《概率论和统计》一课时，让学生们去阅读有数学模型的经济学文献，我跟他们说，保守估计有半数以上的模型是有问题的。结果到期末检查作业时，发现学生们收集来的这些世界顶级一流经济学刊物上的文章中的模型没有一个是没有缺陷的。其中一个模型从头错到尾，其结论否定了其理论前提。不仅作者不自知，编辑和审稿的学者也没看出来。 　　当时，我只是从自己阅读英文文献的实际体会发现现代经济学的大多数数学模型都是存在问题的，并没有刻意去分析，为什么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会出如此众多的错误？只是感到现代经济学要想“义无反顾”地为资本家辩护，就不能采用诡辩的方式，就不能不在用于诡辩的数学模型上犯错误。实际上，既然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参照系都出了问题，那么，它的分析工具又怎么能够从一堆毫无意义的垃圾里发掘出金子呢。 　　 后来，我开始给本科生讲《高等数学》课，我找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我才意识到，现代经济学在数学模型上频频出错的另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现代经济学试图把数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正如，默迪格利安尼和米勒，想用辩证的数学表明事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和无关的形而上学的结论，提出了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的无关论。如此一来，其数学模型想不出错都是非常困难的。默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无关论尽管得到了其他西方一流经济学家的重复论证，但没有一个论证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我的第一本书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也不指望钱颖一能够接受我的结论。第一，他是否有这个学术能力，我还是表示怀疑的。第二，即使他有这个能力，为了保住他现在的饭碗，为了继续得到资本势力的赏识，他也不会接受我的结论。但是，只要是没有人能够从逻辑上，不论是数理逻辑，还是历史的和现实的逻辑上，证明我的那些从逻辑上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的论证是不成立的。我就有理由坚信，恰恰是这些现代经济学家的书而不是我本人的书才是一堆垃圾书。 　　 要知道，夸大其词的吹嘘和贬低是极其容易的。听说，上海有个教授称张五常是站在高山之颠的圣人。那么，我也可以说，这个教授只是井底之蛙，才会对张五常这只井里吊着的桶，感到高不可攀而已。我们没有必要用这些夸张的词语来评价学问。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马寅初先生曾提出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现在，有人试图以声音服人，以吹嘘服人，以教授的身份服人、以海归的和海外的身份服人，以某某的弟子服人，那只不过表明，他不配做一个学者。能够评价学问的，只有逻辑标准。我本人欢迎一切批评，但不合逻辑的除外。 　　 钱颖一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政治学中也没有唯一的范式，而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没错，经济学的影响力在唯利是图的世界里自然会大于社会学和政治学。但由于经济学受资本势力的支配选择了一个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范式，因而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它社会科学。实际上，对比阅读现代经济学和《资本论》的人，可以明显地发现，现代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了。只不过借助于蹩脚的数学包装，才勉强自称现代而已。 　　 关于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钱颖一认为，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但是，纯粹的数学和现实中的经济学问题还是存在差异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在数学的公式里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在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等号是有方向性的。比如，人总是要先吃第一口饭，才吃最后一口饭的，但现代经济学借助数学却认为可以倒过来。这样的例子在我的书中就有。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钱颖一认为，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但是，不同的理论有可能得到同样的实证分析数量关系，那么到底哪一个理论更对呢？例如，凯恩斯说：“基本的心理定律……是，通常或平均而言，人们倾向于随着他她)们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其消费，但比不上收入增加的那么多。”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1。这是计量经济学家用实证证实了的一个结论。但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可以同样得到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1的结论。在那里，产生这一结论的依据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质，是竞争从外界强加给所有资本家的“自然”规律，而不是什么心理定律。 　　在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钱颖一提出，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他把这些想法或猜想视作“前期产品”，认为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 　　但是，一方面，非科学的巫术算命也是可以数学模型化的，并将其搬上电子计算机，但并不因此而使巫术算命就成为科学的。另一方面，诚如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对于价值规律而言，有没有数学模型化都不妨碍它影响深远。 　　 钱颖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或实证结果用数学模型推导出或用统计方法估计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他把这些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他指出，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张五常并没有经过数学模型的训练，而他讲过不少小故事，也是很有政策影响的。但他的这些小故事，包括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讲过不少小故事都存在不少荒谬的地方。我和朋友们正在策划一本书——《经济学的童话》来揭露这一点。实际上，西方学者虽然经过数学模型的训练，但由于这些数学模型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缺陷，那么其后期产品又怎么可能没有大量的不当之处呢？ 　　 钱颖一在讲了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之后，又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他认为，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学想法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在他看来，经济学同物理相类比则更为恰当，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象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 　　 关于经济学不是数学的问题，我前面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但我不认同钱颖一的是，如何评价一个经济想法是有意义的呢？我听说，杨振宁在厦门大学做演讲时，提到他的一个物理学导师每天有10个新想法，其中有9.5个是错的。那么物理学中有判断错误的方法，经济学中判断错误的逻辑方法又在哪里呢？相反，在我的书中，我提出了划分经济科学与经济神学的三个逻辑标准，即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钱颖一认为，经济学不是数学的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而数学是没有研究对象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他的这一论断只不过表明，他完全不理解数学。学过线性代数的人都知道，两个矩阵的加法等于这两个矩阵各自对应的元素的直接相加，但两个矩阵的乘法却不等于这两个矩阵各自对应的元素的直接相乘，而是有着较为复杂的计算公式的，为什么要按那样的公式来定义矩阵的乘法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定义矩阵的乘法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数学并不是数字游戏。 　　 在钱颖一看来，除了抱怨它的数学化，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还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批评是认为它的研究领域狭窄，并由此把它归为一种或一类观点。比如，认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市场运作不研究非市场组织（如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只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探讨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现代经济学在其传统的狭窄领域内都是千疮百孔的，扩展到其它领域后，虽然看起来热闹，但离衰败已经不远了。 　　实际上，我近几年听到的对我最中肯的批评是，我现在追究的是现代经济学早期的一些东西，离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有些距离。但我的想法是，如果地基没有打牢，就拚命地增加经济学大厦的高度，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整座大厦的轰然倒塌。 　　在钱颖一看来，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他认为，任何理论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如此，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在他看来，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而且仅仅指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他举了一个物理学的例子，说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但是，仅仅解释了比牛顿力学更多的现象，并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被接受的原因，相对论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他所预言的一种牛顿力学所无法说明的天文现象被观测到了。其实上，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天文现象的解释并不比托勒密复杂的地心说模型解释得更多，但日心说尽管也是错误的，但对比地心说，则要先进和正确得多。 　　我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提到，假定有两种，一种是我称为科学的手续的假设，另一种则被我称为伪设，对应于恩格斯在《资本论》中提及的虚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把那些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的假定视为“一种科学的手续”，而把现代经济学常用的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因此，不能因为物理学上的一些假定是正当的，经济学中的假定也就一定是正当的，而不是虚伪的。 　　接下来，钱颖一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说明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 　　他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他指出，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其实，这个例子只不过表明，现代经济学引入了一些对其无害或暂时无害的东西。等到我们用信息经济学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后，主流经济学将会象抛弃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一样，抛弃信息经济学。我在前些时北大举办的第二届首都经济学家论坛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信息经济学来支持创办和扩大国有企业的。这篇文章我的主页上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到网上下载。 　　钱颖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行为经济学的起步。他指出，心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统性偏差。在他看来，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我通过分析行为经济学的两个反论——埃尔斯伯格反论和阿莱反论，表明现代经济学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的荒谬性，并指出现代经济学家认为真实的个体行为表现为系统地违背某些公理，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学的所谓公理，系统地违背了人们的真实行为方式。实际上，被现代经济学招安的行为经济学，丧失了其大部分的科学意义。 　　钱颖一指出，新的理论的产生总是包含旧的理论，而非推翻旧的理论；同时，新的理论的发展运用已有的框架。新理论代替旧理论。不是革命式的变革，而是渐进式的演进。那么，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什么没有沿着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这样一条主线而渐进式演进呢？为什么要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呢？事实上，如果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对现代经济学的批判，没有能做到推翻旧的理论的话，那么《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就做到了。一套理论被证明丧失了逻辑，它就只能进神学院的讲堂，而没资格进社会科学的讲堂。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一套理论。遗憾的是，在资本势力的支持下，它也成了当今北大讲堂中的霸主。 　　接下来，钱颖一要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他看来，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是有用且必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于是，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在他看来，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就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表明，现代经济学只不过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研究市场经济的，从而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并不市场经济的运行，更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相比之下，一百多年的《资本论》尽管算不上现代的，倒的确是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的，从而要比现代经济学对我们而言更为实用。实际上，前苏联和东欧，以及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成功，早已表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既无用而且有害。当前中国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也都是由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篡夺了主流地位造成的。 　　有人可能会用以往中国计划经济的不成功来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计划经济应当如何进行，以往的计划经济不成功，主要是由于很多人形而上学地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些人一旦接触现代经济学也就很容易地倾向于同样形而上学的现代经济学。听说有一个教授后悔把一辈子的大量精力浪费在《资本论》上，但这只不过表明他的研究水平有限，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用了一辈子时间，根本没有读懂《资本论》。 　　我曾经给一个香港的博士修正其物理学公式推导中的错误。他自己并不知道错误在哪里，但他知道错了。为什么他会知道错了呢？就因为他发现其公式越推导越复杂，得不出一个简练的结论。因此，他找人救助，我通过逐行审读找出了一个关键的错误。修正之后，他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简练的结果。 　　但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会象这样意识到，他犯了错误了吗？不会的。他会很兴奋地看到，自己的推论越来越多，直至著作等身。马克思曾把一个这样的人，耶利米·边沁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这位天才他幼稚而乏味地把当年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 　　我不知道，钱颖一算不算是这样的天才，但我知道，有人把张五常称为天才。但是，这种边沁式天才并不值得炫耀。如何避免成为这种天才，倒是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我本人相信，只要坚持北大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划分经济科学与经济神学的三个逻辑标准，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做一个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而不是历史倒退有着真正贡献的人。 　　谢谢大家！

余斌：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房地产市场

首先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同时作为媒体我代表中国经济日报社，对这次会的圆满召开表示祝贺，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我第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是中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两个阶段性的差异。我们过去在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把城镇人口提高10个百分点，我们花了15年的时间，我们平均每年城镇人口上升的幅度，平均上升0.6到0.7个百分点，到90年代之后，中国城镇人口上升多39％，这个过程，我们只用了7年时间，使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上升7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们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我们正处于加速推进的时候，这是中国房地产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基础，从未来来看，我们按照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平均推进的速度来看，到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7％，到2020年将达到55％，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按95年以后推进的速度来看，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到2020年将达到64％，整个中国房地产业将在未来持续的增长。

第二个判断，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房地产需求快速增长的需求，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房地产需求快速的增长因素，主要是房地产需求当中，有很当部分投资的因素，股市的大幅度下跌，导致了房地产的需求不够，这些因素是存在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房地产需求快速的增长，今天做115规划，根据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决定，中国的经济年平均水平达到8％左右。我们现在汇率中国的经济总量是2.6亿美元，中国未来快速经济增长，人口还在增加，到2010年的时候，人均生产总值是1900美元，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按照我们的预测，在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所放缓， 这十年我们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再翻一番，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43万亿人民币，我们按汇率去折算，将超过5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500万亿美元，中国将进入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升值，人均生产总量将大幅度提高。但是我认为最主要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是房地产需求迅速扩张的因素。为房地产需要的扩张，这是第二个

我们第三个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客观上需要房地产业长期稳定。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客观上房地产长期稳定增长。温家宝总理今年的两会讲了一句话，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太快了不行，为什么会不行呢，因为会导致煤、电、油、运大幅度增长，太快了不行，如果太慢了的话，导致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会处理各方面的困难手段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我们的房地产业很显然，这几年来看，房地产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所以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是不行的，投资增长太慢了不行的。

第四个基本判断，土地资源的制约，是中国房地产业面临长期的矛盾，而不是短期的矛盾，很多人认为去年的经济过热，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我从两个方面做一个说明，从表面上中国的国土资源辽阔，我们可用的资源，相对我们人口来说，显得明显不足。96％以上拥挤在其他一半的国土上，我们可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第二方面，关于粮食安全的问题，十多年以前，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是卖粮难，农民的粮食价格很低。我们发现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需要耕地进行保护措施，我们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中国土地资源对房地产发展是长期的问题。

最后一点，我们认为宏观调控对于房地产来说，整个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来说，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未来是长期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在一个点上爆炸式增长，这是不利的，对于目前房地产需求过快的情况，我们对房地产供给适当的措施。我相信这一点上午的专家里面说了，我就给大家介绍以上的情况。谢谢。

"开幕演说过后，是简单的开幕仪式。一群年青人唱着战歌步入会场，穿过观众席，走上舞台，将舞台上一道写着”资本主义“字眼的墙敲碎！"

呵呵，老李躲到这里来砸墙来了，看来很过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