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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 [美]彼得•诺兰 著 吕增奎 摘译 摘自2005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
引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时期。然而，中国也面临着深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大面积的贫困和快速增长的不平等；中国企业面临着来自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的综合挑战；普遍的腐败；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进行贴身对抗时面临的极端危险。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努力同时解决全球化。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面临过这样一系列的挑战。没有哪本教科书可以指导中国如何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领导人的责任是巨大的，因为失败的代价将如此巨大。社会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有的政策努力都必须旨在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寻找前进道路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既注意自己国家过去的教训，也注意其他国家的教训，以便找到建设一个公正、稳定、繁荣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道路。这种努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和政治稳定面临的挑战 1、贫困与不平等 21世纪初，在中国发展过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背后存在的残酷现实是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模式”（刘易斯提出的一种关于人口流动的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人口过多，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甚至为零，大部分人几乎没有收入，因此在所得工资极低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也愿意向城市流动。——编者注），伴随这一模式的是劳动力供给过剩。中国有将近13亿的庞大人口，每年大约增加1500万到16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农民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农民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农民收入分配的基尼指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8年的0.40。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农村改革初期，中国的绝对贫困大量地减少。然而，今天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大约有5.8亿的农村居民（73%的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360美元。 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并使巨大的压力落在非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从业人员身上。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多达1.5亿，他们主要从事非技能劳动，每天收入是1到2美元。除了贫穷的民工，还有多达4000万到5000万的工人因为国企改革而失业。 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一起，城市的新“中产阶层”也正在快速地形成。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正在形成一批现代化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它们远离大量穷人的环境而受到保护。中国私有化的特征是普遍的内部交易和腐败，最突出地体现在地方共产党、银行和公有土地为了“发展”而进行配置这三者之间独特的三角关系之中。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已经可以看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曾看到过的罢工和抗议。 2、全球商业革命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旨在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的工业政策。在根本的意义上说，这些工业政策都失败了。中国正在成为“为世界的工场”而不是“世界工场”。中国60%的工业出口都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基本上要么是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工业产品，要么就是相对全球大公司来说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和无品牌的工业产品（例如服装、鞋袜、家具和玩具）。虽然世界大公司正在雇用相对廉价、高技术的中国研究人员，迅速地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但是，中国的本土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却微乎其微。中国的主要公司在国外几乎不为人知。在名列世界500强的14家中国公司中，没有一家是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情况下也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其经营受制于系统性的政府干预。 在国内，中国的工业政策遇到了大量的问题，包括政策前后不一致；错误性地追求“企业自主权”而不是多厂大公司；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中存在大量贫困的消费者；跨地区并购存在制度性障碍；通过多元化经营追求更大的公司规模（这导致了“规模假相”）；党政官员持续干涉企业决策；大量的前国有企业工人带来很多“遗留成本”。 在国际上，中国的大公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努力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这种努力与世界商业史上的革命性时代相一致，伴随着特有的密集性并购。一种前所未有的产业集中已经确立起来。一种真正的“法则”已经发挥作用。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和强品牌的市场领域中，少数大公司——“系统的整合者”——占据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市场。集中的过程波及了整个价值链。 “级联效应”对一级供应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发展全球性的主导地位，这是通过扩大研发和对全球生产网的投资来完成的。其结果是集中过程的快速发展，这一过程是在为系统整合者提供产品的全球层面的各行业中发生的。 资本主义走向产业集中趋势的全面展开，向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提出了一种全面的挑战。在21世纪初，由于“级联效应”产生的压力，存在于系统整合者及其供应链中的激烈的产业集中对中国公司和决策者而言都意味着一种综合挑战。他们不仅面临着追赶占主导地位的系统整合者的巨大困难，即“冰山”的可见部分，而且面临着追赶几乎控制了供应链的各个部分的强大公司的巨大困难，即隐藏在视野之外的“冰山”的不可见部分。 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从19世纪末的美国到20世纪末的韩国，全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中国是第一个没有完成这一点的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没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的第六大经济体。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环境 中国环境反映出快速增长的庞大人口对中国已经脆弱的自然环境施加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影响被高速的工业发展大大地加剧了。对中国省级“绿色GDP”的最新研究估计，当自然环境的破坏被考虑在内时，“真正增长”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土壤受到严重侵蚀的地区已经扩大到占38%的国土。沙漠化地区正在以大约每年2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在过去40年里，中国将近一半的森林已经被破坏。中国也存在“普遍的水污染”以及严重和正在加重的淡水短缺。 中国爆炸性的工业增长已经导致了能源密集型工业的高速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将近占全球煤炭产量的34%。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如果中国追随美国的道路，允许汽车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那么，世界的前景是令人恐慌的。要是中国坚持它当前的发展道路，在一定时期赶上今天的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且如果中国使用类似的技术，那么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目前全世界所有排放量的五分之一。 4、国家的能力和地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的专业能力已经大大地增加。然而，它需要远超过改进技术能力的综合再振兴。实质上，它需要扩大它的领地，以便承担市场无法提供的活动和重建自己的伦理基础。与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有效的。满足发展要求的国家机器相比，重新振兴已经萎缩的国家机器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1）政府：中国是一个有着迫切发展需要的贫穷大国，这种发展需要只有政府行为才能满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增加它的财政力量。然而，中央政府的收入仍然只占GDP的7%。中央政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仅低于其他的发展中大国，而且甚至低于俄罗斯。国家财政力量的减少迫使它寻求急剧增加收入，这些收入来自人们在使用健康和教育服务时支付的各种费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财政预算分配只占实际教育费用的46%。其他广泛的各种资金来源被动用起来为教育提供资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之间，穷人的教育状况极大地恶化。 在过去50年里，中国已经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村保健体系，而且总体的保健成就非常显著，人均寿命达到70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1976年以前，在人民公社发展的高峰期，大约85%的村庄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尽管常常是基本的医疗体系。当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制度解体的时候，分担风险的财政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大约90%的人口没有被风险分担福利体系所覆盖。1999年，政府的预算只提供了全部医疗费用的11%，而59%的费用来自非预算支付。这些变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医疗体系，它提供了极其不平等的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在总体医疗质量方面，中国在191个国家中位列第61位，但根据财政资助的公平性，则名列第188位。 （2）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党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深入地缠结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不断地警告中国存在陷入动乱的危险。江泽民也要求党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在最近的几年里，因腐败而被审判（包括在某些案件中被执行死刑）的党员级别已经上升到甚至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多高级干部。大量腐败案件开始曝光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腐败所产生的威胁，并正在努力对其采取措施。 5、国际关系 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在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美国一批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相信与中国的严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警告说，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鹰派把中国视为“一个道德上存在缺陷、不可避免的对手”。然而，美国关于怎样最好地“与中国对抗”的看法的最终轮廓并不清楚。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美国消费者从中国爆炸性的低价出口商品中获得好处。美国公司和股东从中国吸收大量美国投资和进人中国低成本供应链的机会中获益匪浅。美国初级产品生产商受益于对中国的出口。美国政府从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中获得好处，这最终有助于支撑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正如美国在苏联、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带来的“制度瓦解”那样，“中国的制度瓦解”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也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和大量的美国公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维持国家“和平崛起”的努力，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国家了。 6、金融机构 在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金融机构。清理揭露了中国主要银行公司治理状况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在WTO协定的条款下，中国金融公司将会面临逐步加剧的国际竞争。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金融公司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并购时期，产生了超级金融服务公司。这些金融公司迅速地在拉美和东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中国本土的大金融公司不能实现自我改革，那么全球巨人很可能占据中国金融部门的最高位置。 中国面临着广泛的挑战，这些挑战威胁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这场“大火”极有可能会与金融体系有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处于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的边缘。中国采用了大胆和有效的政策，从而幸存了下来。如果中国要面对的是一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定期袭击发展中国家的全面金融危机，那么就很难维持整个体制的稳定。政治不稳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长期存在的。 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抵达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来吸收那些消化这个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之海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使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之所以支持中国加人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几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改革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地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放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一代理人”问题。“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的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克尽职守的必要性。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结论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作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作它的主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之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像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惟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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