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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昆华 帖子 李昆华

我晕

斑竹这么置顶似乎也没必要啊 。

这样有人会把我骂死的

为什么？我认为是个不错的折中。我认为这是版主最大的贡献。

李先生：大家如此尊重你，你不要有负众望，应该多发些原创性的精华贴子以谢网友啊。

老天,我在经济论坛最怕的就是学院派的家伙们牛B哄哄的原创,理性的承袭和进步只能在传统积淀中进行,名曰原创,其实不过站在传统已经覆盖的地方招摇献宝,知性的谦卑是多么艰难啊

来则让人激动的好消息：山东菏泽市将改制市立医院收归国有 职工放炮庆贺 市委书记陈卖光黯然无声 菏泽市立医院再国有风暴 利益的博弈该如何平衡 第一财经日报 马晓华 2005年09月08日 08:44 改革者的伤心、投资者的失望、回归者的兴奋与迷茫，以及对改革之路的思索，本报记录下了这一切 　　本报记者 马晓华 发自菏泽 　　昨日，随着市政府驻院会议的结束，菏泽市立医院正式“回归”国有序列。 　　菏泽市立医院“回归”是指它经历了被改制又被收回国有的反复。因为“医院收购方在实力和管理能力上达不到标准”，菏泽市政府常务会议5日作出决定，“将医院收回国有”。 　　6日，本报对此作了进一步报道，菏泽市立医院现经营者已到市卫生局办理相关交接手续。 　　菏泽市立医院的“回归”，将改革者的伤心、投资者的失望、回归者的迷茫，以及对未来之路的思索交融在一起，一幕幕堆在公众面前。 　　政府工作小组正式接管 　　昨日上午，菏泽市立医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市政府正式入驻市立医院的会议在这里举行。赵和平，菏泽市卫生局局长，则是此次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的核心内容是，宣布菏泽市卫生局工作组全面接收市立医院并进行全权管理。这也标志着当地市立医院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宣告终结，并被收归国有。 　　赵和平在会上透露，9月5日上午，菏泽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卫生局检查组针对市立医院市场化改革的汇报情况，听完汇报之后，当即宣布终止市立医院与道勤公司的合同关系，由赵和平代表市政府，带工作组管理医院。而道勤也于当天上午表达了退出医院的意见。 　　9月5日下午，市卫生局召开常委会，决定安排工作组进驻医院问题，由原调查组改成工作组，全面负责医院管理。组长是赵和平，总共5位。同时市政府成立资产清查小组进入医院。 　　“市立医院是全区的龙头老大，应该担负起860万人健康保健的重责，政府和医院应该有信心有决心渡过难关。”在此次会议上，赵和平提出了要“以大局为重”等四条希望和要求。 　　为了稳定医院过渡时期的大局，赵和平宣布了市卫生局纪检组制定的几项纪律：不贴小字报、不进行人身攻击；严格财经纪律，不收现金、违者按贪污论处等。 　　市卫生局还决定，现领导班子成员不动，包括院里的中级、科级成员。 　　在这次会议上，对市立医院的管理工作也做了安排，即赵和平负责医院全面工作。“衷心欢迎全体群众监督我们工作组的工作。”赵和平如此表白。 　　这次会议前后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而随着此次会议的结束，也标志着菏泽市立医院已经名正言顺地拥有了“国有”医院的称谓。 　　而记者在半个小时前看到的病房大楼的墙上张贴的“呼唤医院回归国有”的小字报也在顷刻之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道勤黯然退出 　　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出现道勤集团的声音，哪怕是一点点。 　　9月7日这个日子，既是山东菏泽市立医院应该铭记的日子，也是道勤铭记的日子。因为，去年的今天，道勤公司正式带着一个团队忙着“交接”这个医院，而此刻道勤的人也正在忙着“交接”，但有着天壤之别。 　　“昨天是交接截止日，今天办理手续，下一步还要进行资产清理。院长唐忠诚此时也正在菏泽市财政局进行着交接。”一位道勤公司驻菏泽市立医院的代表说，情绪异常低落。 　　他接着说：“道勤退出，我们也要走了，有点失望。虽然说是来投资，但是事实很难做到，环境制约了改制。比如说医院到底卖多少钱，到现在都没有讲清楚，也没有签具体的协议，因为，一直在扯皮，包括三院，当时政府就想甩包袱，让我们接受，但是现在买三院的具体协议还没有签。” 　　“幸亏只投资了4000万元，如果最后的资产清理说是贬值了，我们这4000万元也拿不到手，能给我们一部分股本就不错了。”这位代表示。 　　当记者拨通唐忠诚的电话想就此求证时，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不会讲任何话的，等以后再说。” 　　就具体协议有没有签订一事，记者电话咨询了菏泽市副市长何茂远，他的回答是：“签了，如果不签协议怎么能让他们接手呢？” 　　但到底是签了还是没有签，本报记者所获取的信息是双方各执一词。 　　连锁反应进行时 市立医院的“改弦更张”无疑引发了连锁反应。 　　昨日下午3点，记者赶到菏泽市二院(菏泽市另一家已改制的医院，下称“二院”)的时候。一位职工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正联合签名到市政府去，要回二院的国有权，我们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要回我们的身份。前几天，我们的职工受伤了，但是由于不是事业单位，办不了工伤。政府说保证我们的身份不变，为什么到了执行的时候就行不通呢？” 　　二院的投资商陈际江似乎显得很平静。他说：“我们现在的收益很好，如果要回归国有，我对此没有什么意见，政府想这样做肯定有全局的打算，无论改革还是回归我都支持。” 　　菏泽市中医院，这个菏泽市唯一的中医三甲医院，对回归国有的热情似乎更高。 　　昨日，记者见到，该医院有160多人正聚集在会议室进行讨论，打算联合签名要求医院转回国有。 　　“我们的工资现在执行的还是1997年的工资标准，初级300元/月；中级600元/月；高级900元/月，从待遇上讲我们改革之前跟改革之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从医疗服务上来看，老百姓看病更难了。菌必治每支卖到29元，药店才3元。很多药价格都是提高了一倍。”中医院的职工围在记者身边一起说着。 　　“老总说过，我们的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民政局，不可能做慈善事业。” 　　“我们支持改革，但是改革之后老百姓的看病更难更贵的话，这样的改革我们不要。” 　　“你看我们现在呆的地方就是一个危楼，是在一个平房上接起来的二层，你看旁边的那栋楼，也是在平房上接了两层。他们接手之后不投钱盖真正的病房大楼，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新病房大楼。” 　　顺着他的手指，记者看到了一栋三层的楼房就在身旁，接起来的痕迹依稀可见，而三层都是简易墙，里面还住着26个病人。而此时记者所处的位置也是这样一个简易的接起来的办公室，连承重墙都没有，地基也没有。 　　改革者的无奈 　　昨日上午9点，记者拨通了菏泽市副市长何茂远的手机时，这位菏泽市医院市场化改革总设计师显得很无奈。他开口便说：“我实在是搞得筋疲力尽，我很伤心，特别的难过，辛辛苦苦的改革结果却泡汤了。” 　　电话的那端所传递过来的声音里还有一种倔强和坚持，“现在不是收回了吗？我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情绪很低落。但是改革是政府提出的一个方向性决策，还是会进行下去的，市场化改革之路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对于有效益的医院应该让市场去做，对于基本保障、公共医疗，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只要有社会资本愿意这样做，我们就应该让他去做，没有市场性质的，就应该让政府来做。所以我们在内部作出调整性的策略，引入市场化改革。但是行动还没有进行甚至刚开始，就给改革者设置障碍，这样的改革怎么能进行下去？ ” 　　对于道勤的退出，他则有着另一种看法：“道勤的钱没有到位，不是他们没有钱，是因为他们实在是做不下去了，职工不配合，天天闹，怎么工作？环境压力太大，所以他们就自动撤出了。”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要知道改革是有成本的，4000万元是需要政府还给道勤的。” 　　在电话里，何茂远说市委书记陈光“很生气”，本来政府想通过改革达到好的效果，但却进行不下去。 　　整个菏泽市医院市场化改革中，市委书记陈光无疑是何茂远的坚强后盾。而医院遭遇急变之时，这位曾被人誉为“陈卖光”的改革者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即使在菏泽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上他也没有参加，会议是由市长杜昌文主持的 。 　　根据何茂远的说法，陈光现在很“伤心”，“努力了很久的心血，如今一下子却没了，不想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 　　但何茂远显然没有放弃希望。何茂远向对记者表示：“可以肯定的说，改革还是要进行下去的，只不过这次一搞，让我们把改革的事情推后一大步，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改革。” 　　“什么也别说了，如果我跟投资者有利益问题，我会主动辞职。”何茂远用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再国有”风暴之后 　　“我们的医院终于回来了。”市立医院的一些职工的言语中透露着欣喜，“一些老专家自己凑钱去买烟火，卖烟火的人听说市立医院收回后，就把3000元的鞭炮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他们，说是为了庆祝市立医院的回收。门口的两个气球，是别人免费让我们挂一天，原先一个气球挂一天收费400元呢。” 　　但并不是每个市立医院的职工都是这样的惊喜，因为他们在考虑回归后的医院该如何走？ 　　没有改制前，每个人都要求改制，要求市政府换领导班子，但是一下子全换了，大家又接受不了，现在全收回来，是不是又要回到从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主任周子君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的采访，他说：“现在医院收回还是卖，权利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果政府能够拿出钱来支撑卫生事业的发展，当然是件好事。”专家认为，不要把医疗市场化改革一棍子打死。 　　今年8月2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举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评估与展望”改革形势分析会上，有专家特别提到，如果要把看病难和看病贵归罪于“市场化”，那也主要发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应该把它归罪为“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更合适，这是一种“伪市场化”。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去投资，而政府投资，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去直接经营管理。”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对记者表示：“政府去提供服务，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政府去购买服务。同时，即便是政府投资也未必是去直接经营，也可以委托经营。” 　　相关链接 　　菏泽市立医院改制大事记 　　菏泽市立医院，本市唯一一家三甲医院。始建于1946年，职工1212人，占地 面积91731平方米，净资产6418.58万元(不包括土地)，无形资产4451.62万元。 　　2004年6月10日，菏泽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召开拟以参与市立医院何分院改制的 七家企业与市立医院和市立医院分院120明职工代表见面会。 　　2004年6月18日，市政府又召集市医疗机构改革小组全体成员，市人大、市政 协科教卫处的负责人和市检察院负责人召开会议。 　　2004年9月2日，市领导在市立医院召开职工大会。 　　2004年9月6日，市立医院与上海道勤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道勤”)签订 协议。菏泽市政府将审计后医院的净资产和商誉整体转让给道勤，而道勤将4000万 元作为首付汇划到菏泽市政府指定的银行帐户，一年内道勤的剩余款项和按2%利 率计算剩余项占用费一并汇划到菏泽市政府指定的银行帐户全部付清。 　　2005年7月3日，道勤把持有菏泽市立医院80%股份卖给深圳宝福公司。 　　2005年8月28日，市立医院召开职工大会。 　　2005年8月29日，副市长何茂远责成卫生局局长赵和平为首的调查组进入市立 医院，向职工了解改制一年的意见和看法。 　　2005年9月5日，菏泽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将市立医院、第三人民医院收归国 有。 (第一财经日报)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 年第2 期(总第52 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

------兼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导向

杨德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形成于19 世纪60 年代, 其集中标志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尽人皆知,《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 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以前的经济学, 涉及的范围很广, 其时间跨度起自古希腊罗马, 地域跨度包括东方的中国, 但主要是指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其主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经济学, 其形成以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为基本标志。当代西方经济学同过去的西方经济学一样, 也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主体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经济学, 小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异端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政策上影响甚微。在西方国家, 对政府经济政策有影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派。本文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然要讲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问题的实质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而要说清楚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评价问题, 就必须搞清其历史渊源, 因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一个历史的发展。因此, 本文要用相当的篇幅论述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内容。

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两条基本理论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 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极为详尽极为系统极为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明确的区分了西方经济学发展中两条基本的理论路线。一条是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路线, 另一条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路线。这两条理论路线的基本区别有二。第一, 在经济学基本的理论方面,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并坚持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用形形色色的肤浅的理论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这两个基本的理论。第二, 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敢于深入经济现象的本质, 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生理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满足, 不仅不敢揭示经济问题的本质, 而且有意识地掩盖问题的本质。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产生于重商主义晚期, 其阶级基础是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17世纪和18 世纪, 新兴产业资产阶级反对依仗封建王权的庇护在国内外经济生活中实行严密的垄断控制的商业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当时, 产业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垄断商业资本的矛盾居于社会矛盾的首位, 产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尚居于次要地位。产业资产阶级以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自居, 因而不忌讳深入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古典经济学家利用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分配论, 证明地租和商业利润是对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分割, 因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的。马克思指出, 到了19 世纪20 年代, 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 英国、法国这两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已经被推翻, 如同法国那样; 或者已经资产阶级化, 如同英国那样。商业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已经丧失, 商业资本成为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态。产业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取得统治地位, 其与封建地主阶级、商业垄断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获得解决, 这样,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便随之上升到社会矛盾的主要地位。其标志是在法国大革命和其后的革命运动中, 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在传播开来。这些, 使已经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感到威胁。这样, 作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经济利益上尖锐对立的理论表现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论, 对资产阶级不但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而且成为敌对阶级斗争的利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资产阶级不但急于抛弃古典经济学, 急于抛弃劳动价值论,而且急于寻找一种经济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对抗, 消除古典经济学的影响, 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于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应运而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一段名言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背景。马克思写道:“1830 年, 决定性的危机就发生了。”“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夺取了政权。从此以往, 无论从实际方面说, 还是从理论方面说, 阶级斗争都愈益采取公开的和威胁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现在, 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 而是它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 便利还是不便利,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 作为代替的是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 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没有了, 作为代替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第二版第17页)。

这段话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截然不同的态度。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不为私利的研究”“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 指的是从配第到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而“领取津贴的论难攻击”、“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等说法, 指的便是从萨伊、马尔萨斯到约翰·穆勒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 对其中包含的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极为珍视, 细心地加以发掘和阐述, 进行科学的改造, 作为建造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借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发现的劳动价值论经过马克思科学地改造以后, 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在劳动价值论这块坚实的基石上, 马克思树立起《资本论》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丰碑。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 马克思以极大的科学诚意, 研究和涉猎了浩如烟海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所有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现和研究作过贡献的西方经济学家, 不管这种贡献是怎样的微薄, 不管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怎样的名不见经传, 一经马克思发现, 马克思都要在《资本论》的脚注中和《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详加论列, 加以赞扬。而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马克思则进行毫不留情的鞭挞, 尖锐的讽刺, 辛辣的嘲笑。

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反动。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剩余价值论是经济学说史上最重要最辉煌的成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抛弃了这一成果, 抛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秀的科学的传统, 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学说中不科学的成分和古典经济学家一再批评的各种不科学的观点, 加以恶性发展, 并且利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体系中的矛盾, 攻击和否定古典经济学, 奉行一条反对劳动价值论, 反对古典经济学优秀传统的反科学的理论路线。

尽人皆知,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包含着理论上的和方法论上的缺陷, 这种缺陷导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解体, 同时构成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渊源。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集中表现在亚当·斯密理论中的二元论和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理论矛盾。众所周知, 亚当·斯密学说体系中的二元论是指其理论中科学的成分和庸俗的成分杂然并陈, 相互矛盾。亚当·斯密一方面主张劳动价值论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分配论, 即朴素形态的剩余价值论, 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 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种基本的社会收入都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分解物。另一方面, 亚当·斯密又主张收入价值论即生产费用价值论, 认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不是商品价值的分解物, 而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一方面, 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真实价格”由“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所决定, 即主张劳动价值论; 另一方面, 又认为所谓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等于他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即主张购买劳动价值论。李嘉图比亚当·斯密在理论逻辑上更彻底, 他力求克服亚当·斯密的理论上的二元性, 力求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他不懂得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 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 因而不能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 不能用价值规律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 从而构成李嘉图体系中的两个矛盾, 即劳动价值论与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 价值规律与资本、劳动之间的交换的矛盾。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学说中的非科学成分来源于其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他们缺乏历史发展的观念, 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自然的万古不变的生产方式, 因而不懂得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不懂得区分简单的抽象的理论范畴和复杂的具体的理论范畴, 从而不能把握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

亚当·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构成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鼻祖萨伊和马尔萨斯庸俗经济理论的直接理论渊源, 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两大矛盾导致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除了承袭亚当·斯密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以外, 还广泛搜罗了在古典经济学中早就遭到批评的种种错误理论, 例如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效用价值论、混淆价值和价格的供求价值论, 等等, 从而形成一个集庸俗经济理论之大成的理论大杂烩。例如, 萨伊的价值论是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混合物, 而其分配论则是从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二者直接引伸出来的所谓三要素分配论, 亦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辛辣地加以批判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三位一体”的公式。马尔萨斯的价值论是生产费用价值论和购买劳动价值论的混合物, 而其分配论则是三要素分配论的变种: 劳动价格工资论、让渡利润论和自然报酬地租论。

到了19 世纪50 60 年代, 在英法等国, 无产阶级已经进一步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性质更为明显和突出,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西方庸俗经济学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庞杂的大体系。这一时期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是约翰·穆勒。此外, 以“最后一小时”论著称而在《资本论》中遭到马克思痛斥的西尼尔也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西尼尔价值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供求均衡价格分析。在这个框架里包含着建立在主观效用论基础上的需求分析, 建立在稀缺论基础上的供给分析。其分配论是三要素分配论的变种: 工资是对工人所牺牲闲暇的报酬, 利润是资本家的节欲即所牺牲的眼前享受的报酬, 而地租则是自然的馈赠, 带有不劳而获的寄生的性质。约翰·穆勒的价值论的基干也是供求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的混合物, 其分配论也是三要素分配论: 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的节欲、投资风险和资本家的管理劳动的报酬,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占有的级差地租, 而工资则是劳动价格。约翰·穆勒和西尼尔都反对李嘉图所主张的工资决定于劳动者的再生产费用的工资理论, 鼓吹所谓工资基金论, 认为工资由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所谓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所决定。

在19 世纪20 年代到60 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是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特别是指向李嘉图经济学, 反对朴素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其所鼓吹的种种非科学的价值论如效用价值论、稀缺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和三要素分配论, 构成其基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路线和理论框架对后世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巨, 至今依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内容。马克思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非常尖锐, 认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彻头彻尾的专职的辩护经济学, 无论是其基本理论还是方法论,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毫无可供借鉴之处。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

　　从19 世纪70 年代到20 世纪初叶, 约半个世纪的岁月, 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即所谓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庸俗经济学基本理论路线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边际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 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及其传播, 以巴黎公社为标志的工人运动的兴起, 证明工人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说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话, 那么, 所谓“边际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矛头便集中指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阶级本能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对资产阶级的威胁远非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能比拟。因此,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便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二, 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羽翼日益丰满的垄断资本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迫切要求加强对市场经济和企业微观经济问题的研究。

上述历史背景的两个要点, 第一点是主要的, 第一位的。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抵消其在工人运动中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维护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的统治, 便成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很明显, 这条理论路线与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论武器仍然是沿袭自早期庸俗经济学的庸俗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边际分析和心理分析, 新瓶装旧酒, 给早期庸俗经济学武库中这些旧的货色披上数学和心理学的外衣, 使之带有某种精巧性和迷惑性。边际主义经济学内容看起来光怪陆离, 十分庞杂, 其基本理论只有四点, 即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和马歇尔供求均衡价格分析。边际效用价值论依据商品消费效用递减的法则, 认为商品价值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 但边际效用作为效用, 与平均效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此, 边际效用价值论仍然承袭了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效用价值论的传统谬误, 用使用价值分析取代价值分析。同理, 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虽然采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 认为生产要素的收入不是决定于平均产量, 而是决定于边际产量, 但这一区别并不能改变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理论基础三要素分配论, 从而不能避免三要素分配论的根本谬误: 将价值生产混同于使用价值生产。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研究最终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关系, 研究这两个市场各自的均衡条件, 实际上是研究高度简化的宏观经济环流图, 研究作为生产要素的出卖者和最终产品的购买者的居民户同作为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和最终产品的出卖者之间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其假定条件是每一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相等, 居民户的收入和支出相等并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 企业的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相等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瓦尔拉一般均衡分析建立在三个理论支点之上: 边际效用价值论、三要素分配论和萨伊法则, 因而其理论基础是谬误的。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他主要是承袭西尼尔的理论遗产, 以供求均衡价格分析作为基本理论框架, 然后将边际效用需求分析、边际生产力供给分析、价格供求均衡分析和三要素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理论装配到这个框架之中, 因此, 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乃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的大杂烩, 其根本的主要的错误是承袭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供求价值论和三要素分配论。

由此可见, 边际主义经济学完全承袭并进一步发展了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这是一方面, 也是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 基于前述的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加强经济管理, 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需要, 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又注重研究一些实际经济问题, 在经济研究方法和某些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上, 作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贡献。例如将高等数学方法应用到经济研究之中, 对商品的消费效用和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进行边际分析, 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研究消费资源和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市场需求问题, 市场供给和生产成本问题, 市场经济的优缺点问题, 提出有关市场经济机制的一系列概念, 如需求弹性、需求法则、需求曲线, 成本曲线, 提出市场失灵论和政府有限干预论, 等等。凡此种种, 均不失为对经济学发展的某种贡献。当然, 这些内容在边际主义经济学中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东西。但是,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 这些带有某种科学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由此看来, 在垄断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边际主义经济学, 与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后期发展起来的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有所不同。早期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只有辩护性, 因而其理论是庸俗的, 没有任何科学性。

边际主义经济学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以外, 还有某种实用性特征的萌芽, 因而其某些抽象层次较低的理论和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 带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 一言以蔽之,是奠定了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篇章结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理论概念的绝大多数, 经过马歇尔的综合, 构成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新特征

　　如前所述, 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到20 世纪初叶已告完成。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产物。其原因有二。第一, 垄断寡头的出现必然导致垄断寡头与国家政权结合, 利用政权来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第二,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空前地激化起来, 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日趋尖锐。20 世纪上半期, 爆发了空前严重的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和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总体性危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破坏和危机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上三分之一的地盘上崩溃, 苏联、新中国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世界阵营。为了挽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垄断资本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政治经济职能, 更加直接地为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 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日益成为垄断资本的御用工具。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时经济统制和美国罗斯福新政, 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声和序幕。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国家干预主义的国际性经济思潮, 并且在30 年代相继出现了两次“革命”, 一次是以罗宾逊夫人、张伯仑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现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革命”, 另一次是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为标志的“宏观经济学革命”, 又称“凯恩斯革命”。所谓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垄断经济学, 而凯恩斯经济学则是资产阶级国家垄断经济学, 二者分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这两次革命在30年代接踵发生, 充分证明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关系的密切, 证明前者向后者发展的必然性和发展步伐之迅速。这两次西方经济学“革命”以“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影响为最大。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宣告了重商主义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终结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开端, 从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划分了一个时代, 即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取代重商主义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营垒中的主流派的时代的话, 那么, 凯恩斯的《通论》则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 从而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划分了又一个时代, 即现代国家主义学派取代经济自由主义学派成为西方经济学营垒中的主流派的时代。

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流派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以往的西方经济学有什么异同点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 在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方面,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承袭者, 而不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如前所述, 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承袭了边际主义经济学也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西方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一样,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供求价值论为主体, 杂以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 其分配理论则是三要素分配论。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是绝对排斥的。当代西方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是在供求均衡分析的框架内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和价格的均衡水平的决定问题。在《通论》中, 凯恩斯一再申明, 他对马歇尔经济学的主体即微观经济理论毫无异议。在《通论》中, 凯恩斯还明确表示, 他主张私有制, 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反对公有制,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基本点上,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整个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毫无二致。由此可见, 所谓凯恩斯革命, 革的并不是马歇尔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命, 不是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命。那么, 所谓凯恩斯革命革的是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什么命呢? 凯恩斯革的只是萨伊法则的命。马歇尔经济学信奉萨伊法则, 认为借助于工资、价格和利息率这三个弹性变量的自动调节作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恒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亦即恒能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 不可能发展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因而无须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 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某些心理法则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痼疾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通例不是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充分就业均衡只是一种特例。也就是说, 由于有效需求不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常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 不能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进行国家干预, 调节有效需求, 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 凯恩斯主张国家进行经济干预。诚然, 马歇尔也提出过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基础上的国家干预论, 但马歇尔是以市场经济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为前提的, 因此, 他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乃是一种拾遗补阙式的干预, 是为了弥补市场的某些美中不足, 如所谓外在不经济效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类。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为前提的, 是为克服市场经济的带根本性的缺陷。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马歇尔经济学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经济危机, 这与十年一循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史固然是尖锐矛盾的, 与30 年代的大危机现实相去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 与马歇尔经济学相比, 显然是一个进步。

凯恩斯革命主要发生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张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管理, 这无疑符合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对国民经济进行某种集中管理的需要。在战后时期, 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行,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凯恩斯经济学这一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盛行使当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新的特征, 即实用性特征。如前所述, 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特征在边际主义经济学时期就有了萌芽。在当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中, 这种实用性特征有了空前的加强。这样,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 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新发展阶段,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特征。另一方面, 作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 当代西方经济学具有实用性特征。辩护性特征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问题上反对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主张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价值论, 如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 和反科学的分配论, 如三要素分配论。由于缺乏科学的价值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发展起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大体系, 却犹如一幢建筑在沙滩上的巍峨的大厦, 时刻有倒塌之忧。西方微观经济学没有科学的价值论, 因而称作价格分析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学被称为收入分析即国民收入分析理论。但没有科学的价值论作基础, 所谓国民收入也就很难理解了。同理, 在国际经济分析中, 由于缺乏国际商品价值理论, 科学的国际收支理论也就无从建立。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 劳动价值论是唯一科学的价值理论, 朴素的劳动价值论的发现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辉煌的成果。当代西方经济学与传统庸俗经济学一样, 出于阶级的本能或阶级的偏见, 反对劳动价值论, 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从而使得其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和一条维系的纽带, 显得格外的脆弱和零乱。西方国家某些势力一天到晚叫喊人权, 唯独在价值论问题上抛弃人权, 践踏人权, 反对劳动价值论, 你看怪也不怪。总之, 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固有的辩护性特征, 使得它的整个理论体系缺乏一个科学的价值论基础, 其基本理论框架难免失之谬误。当代西方经济学这种辩护性特征, 以及由这种辩护性特征所决定的基本理论体系或基本理论框架的庸俗性或反科学性, 是基本的, 第一位的。国内有的学者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是科学的, 最值得我们借鉴,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决定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某些抽象层次较低的领域的研究和采用的某些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科学性。例如经济计量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 经济政策学; 名目繁多的分支学科, 如城市经济学、乡村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等等; 企业经营管理学。就宏观经济领域来说, 西方经济政策学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西方经济政策学中关于经济目标体系、经济政策手段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学说, 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般地说,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越是抽象程度较低的学科, 种类越是繁多, 内容越是丰富, 科学性也越强, 对我们的参考意义也越大。

当代西方经济学正统学派中的主流派是现代国家干预学派, 作为这一流派的对立物而存在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哈耶克学派、弗赖堡学派等等。在战后时期, 凯恩斯主义学派居于主流派地位, 左右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新自由学派虽然居于非主流派地位, 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小, 但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斗争从来未曾停止过。60 年代晚期, 战后西方经济繁荣阶段宣告终结, 出现停滞膨胀的局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之中。以货币主义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乘机兴起, 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起挑战, 力图取代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流派地位。在70 年代和80 年代之交, 新自由主义学派对英美两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一度有过影响, 但为时并不长。西方各国政府, 包括英美两国政府, 仍然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 或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学派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到冷落, 是因为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合时宜, 不符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失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用来对付广大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用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出一大套所谓市场取向型改革模式, 其要点有三, 一曰国有企业私有化, 二曰国家经济管理自由化, 三曰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80 年代, 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强制推行, 后果非常严重。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滑坡, 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 资本主义复辟。事实证明, 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千真万确是洪水猛兽。

总之,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经济学, 无论是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都是西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一个历史的发展, 在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框架上与西方传统经济学一脉相承, 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相对立。因此,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路线和基本理论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一丝一毫的借鉴意义。

当代西方正统经济学营垒中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争夺主流派宝座的斗争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源远流长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的斗争的历史新发展,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是西方国家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必须坚决的加以排斥, 加以批判, 彻底肃清其影响。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派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学颇具借鉴意义。当然, 对这种可供参考的有益成分, 也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 根据我国的国情, 加以采择, 且忌照抄照搬。如果说在前三十年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要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盲目批判, 一概排斥的话, 那么, 近年来主要的危险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 照抄照搬。对此, 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认真加以克服。否则, 后果将是严重的。

关于两种教条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余斌 刘国光同志最近在论及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时提到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他认为，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正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一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影响、危害很大。 刘国光同志所提及的这两种教条主义，的确反映了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教条主义的性质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应当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如立三路线和王明的左倾路线等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使我们在面对反动政权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严酷打击下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直到中国共产党形成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较好地克服了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才最终取得了站起来了的胜利。 新中国建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残余仍然试图打击和压迫我们，但它已不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时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认识和遵循科学规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我们一方面较为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在新的情况和形势面前，没有很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犯了很多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引发了文化大革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上，自由的科学研究让位于对国家领导人甚至对地方和部门领导人制订的各种政策的阐释上。 此后，在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克服前一阶段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强调与时俱进，但是，尚未形成如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的完整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惨重的教训，所以对于这种教条主义，国内理论界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其影响的确如刘国光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是在下降的。 不过，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与时俱进的教条主义。自从资本家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以来，有人就以为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给资本家，也是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在他们看来，资本家能够搞好企业，而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中的组织不能搞好企业，虽然反映出资本家比共产党能够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只要把这些资本家吸收入党，他们在党内就能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现在国内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强行制定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的时间表，并且要以政策来扶持和大力发展私有企业，主张私有企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越好，并以此为荣。 现在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三种教条主义，按传统的划分方法，第一种可以称为左的，这是过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最主要的教条主义，它不经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意地放之四海。这种教条主义虽然在当前不是主要的，但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这种教条主义还是妨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研究和传播。 第二种可以称为右的，这种教条主义在当前略占上风。这种右的教条主义，是指那种因为左的教条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上的一定阶段内处于低潮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甚至拒绝在理论上接触马克思主义。其具体体现是，正如刘国光同志所听说的，不少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觉得好笑，以为马克思主义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 第三种可以称为形左实右的，这种教条主义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局部性结论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甚至要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殊不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初级”二字，不仅仅是指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且指生产关系不够纯粹。倘若没有局部的剥削的存在，当前社会主义也就不是处于初级阶段了。 通过细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我们认为，当前反对这种教条主义，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上面提到的右的教条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教条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苏东巨变以后出现的新的教条主义，尤其需要我们保持最为高度的警惕，最努力地加以克服。 二、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 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在形式上有盲目信从和不容许批评怀疑的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还是存在着不同的。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而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完全是错误的，不科学的。除了信息不对称等少量概念外，并无可取之处。这是我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这两本书所反复证明了的。对于错误的理论，仅仅在照搬照抄的形式上有些类似教条主义而已，而不具有教条主义的实质，我把这种教条主义称为邪教条主义，因为我曾经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论述过，与基督教相比，西方经济学更象是法轮功那样的邪教。实际上，对待西方经济理论这种错误的理论，除了否定和批判，别无其它的正确的对待方法，更惶论邪教条主义。 为什么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和邪教条主义会在当今的大学校园和舆论媒体上盛行呢？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人们以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达与西方经济理论有关，希望通过学习和应用西方经济理论使中国走上发达的道路。二是，西方经济学中有不少数学模型，其结论经过一番数学推导，从而比较容易被视为科学的。三是，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其在中国的代表，利用人们对那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反感兴风作浪，把持话语权和领导权，充分运用研究生入学考试、职称评审、课题经费等指挥棒左右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造成的。 首先，西方经济的发达与西方经济学毫无关系，其发达的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完全可以比西方经济理论解释得清楚得多。倘若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发达的原因，那么不仅所有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应当比中国发达，而且当年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从国民党手里夺得政权。尽管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有些人试图运用一些片面的资料说明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到拉美国家，每一个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经济都比当前的中国来得发达。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家“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1] 可以说，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懂资本家业务范围内的事。其表现之一，是其生产函数中居然不包括原材料这个生产要素，而且要求利润归企业经理人所有而不是资本家股东所有[2]。 曾有一幅国外的漫画，画的是在核裁军问题上，美国要求别国，按他说的做而不要按他做的做。既然西方国家并没有践行西方经济理论，我们又为什么要学习和运用这些在逻辑上不成立的理论呢？ 要知道，西方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大部分都是不成立的。其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数学的，是以西方经济理论的偏见来歪曲和糟蹋数学的。象“两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之差是一个常数”这样一个在数学上错误的观点，竟然使其导出的资本结论无关论成为西方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并使其提出者获得西方经济学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第十一届（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获奖论文《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其中的数学模型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也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获奖论文的水平尚且如此，其它西方经济理论的论文水平可想而知。这篇文章的获奖同时还表明了错误的西方经济理论已经在国内经济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而这正是让刘国光同志忧虑的。 三、结语 显然，坚持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国内学者的观点已经不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顽固坚持错误的问题。 过去我们吃教条主义的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走了很多弯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一些成绩，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现在我们为什么要主动去吃连教条主义都不如的错误理论和邪教条主义的苦？这种苦一定会让我们付出远为巨大的牺牲，使社会主义道路更为曲折。不能不对此保持清醒的警惕。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至第219页。 [2] 更多的不通之处，参见余斌，《微观经济学批判》，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与不发达现象 崔之元 我将本文标题中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定义为：不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途径来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一定义中，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现象有着内在联系，这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均发生于落后农业国家的历史事实。针对这一与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他们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将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的事实，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托洛茨基，企图给予新的解释。我在本文中，将首先指出托洛茨基解释之不能成立性，然后给出我对社会主义为何与不发达现象高度相关（但不一定是因果关系）的初步解释。 托洛茨基在其《俄国革命史》中感叹道：“社会并不是那么理性地构成的，以致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日期正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文化条件成熟之时。”[1]“如果我们把能够促进生产力更优地发展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把人民有动机去废除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那么历史经验和逻辑分析都告诉我们，在同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很难同时出现。”[2]托洛茨基的“结合但不平衡发展”理论（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的核心在于，不同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故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可以成熟于一些国家，而其主观条件成熟于另一些国家。托洛茨基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并不是逐年慢慢兴起的，它不像英国那样背着过去的负担，而是在急剧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变化中向前飞跃的。正是这一事实，与沙皇的高压相结合，使得俄国工人喜欢革命思想的最大胆的结论”。[3]托洛茨基寄希望于落后国家的革命传导到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传导到落后国家，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同时成熟。今天看来，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思维方式”（“Wishful thinking”）。更重要的，由于托洛茨基主要着眼于落后国家的革命如何引发世界革命的问题，他实际上并未深入探讨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现象的相关性。 在我看来，当代著名经济史家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落后的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现象之相关性的更好的出发点，虽然我们还需要对之加以重要补充才构成一个较充的解释。正如Gerschenkron所指出，“苏联的演化可以被视为欧洲经济发展一般模式内的一个特殊形式。”[4]１９世纪欧洲的一般模式是，落后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工业化往往比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种“落后的优势”来自于落后国家可能直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而不用承受一开始逐步发展这种技术的代价。例如，德国可以直接在钢铁和电力工业上赶超英国，而用不着去向英国的棉纺工业挑战。落后国家业化的鲜明特色是突变性、与过去的“不连续性”，因为与先进国家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是逐渐自然形成的不同，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同时性地建立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前后关联，例如没有煤矿的同时开采，铁路就不可能修建。这种“不连续性”和建立产业前后关联的同时性，使得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中发挥远远大于工业革命先行国的作用。著名的例子是拿破仑三世建立的工业投资银行，[5]和德国工业在投资银行支持下的卡特尔化运动。但是，俄国工业化的起步点比德、法要低，“资本在俄国是如此希缺以致于没有银行体系能够成功地吸引充分的资金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化，商业中的诚实水准是如此之低以致于没有银行能期望吸引哪怕就是这些很少的资本……为工业化提供资本需要政府的强制机器，通过税收政策把收入从消费引向投资。”因此，Gerschenkron作出结论说，“苏联政府可以适当地被描绘为经济落后的产物。”[6] 当然，这是一个过强的结论。因为，正如Gerschenkron自己也认识到的那样，并不是每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如１９世纪的丹麦）都会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Gerschenkron看出了落后国家的基本矛盾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紧张关系：直接利用先进国家技术迅速工业化的可能性（“落后的优势”）和现存的各种制度的与文化的障碍的矛盾。这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说明为什么意识形态在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起到极大的作用。由于在落后国家中进行工业化需要同时建立各产业部门的前后关联，故这一过程带有显著的“人为性”，因而需要意识形态来激发人们的情绪。Gerschenkron敏锐地观察到，拿破仑三世支持建立的工业投资银行，是由一批圣西门社会主义者来经营的。圣西门本人建议《马赛曲》的作者再谱一首《工业马赛曲》来激发法国人民迅速工业化的热情，而德国工业化的首要理论家Friedrich List本人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7]如果说德、法工业化是通过国家支持建立工业投资银行来完成的话，那么俄国的工业化过程则是国家本身直接扮演了投资银行的角色。[8]换言之，在俄国，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起到了英国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9]不难理解，在这种有很大“人为设计”色彩的落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自然较自发的演化过程为烈，从而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也就较大。让我们以俄国工业化和社会革命的过程来阐明这一点。 俄国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１６９８－１７２５）开始了工业化的最初努力。彼得大帝早年漫游西欧，决心引入西方先进技术以富国强兵。为此目的，他强制每个成年俄国贵族终生从事军事或文职的服务；[10]同时，为使贵族在为国家服务中无后顾之忧，他强化了农奴制，使农奴依附于贵族土地。但是，当贵族对国家的强制性服务的义务在１７６２年取消之后，[11]使农民依附于土地的理由便不再能够成立。此时，如果及时解放农奴，将创造出工业化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大批自由劳动力的存在。然而，对社会总体而言是最优的办法，却不见得对每一个个体经济活动者是最优的。对单个农奴所有者而言，只有当Pf-Ps>Wf-Ws之时，他才会愿意解放农奴（其中，Pf是自由劳动者的生产率，Ps是农奴的生产率，Wf是自由劳动者的工资，Ws是农奴的维持生存的费用）。可是我们没有先验的理由保证上述不等式中的大于号总是成立。[12]因此，直到俄国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从而失去黑海控制权之后，改变农奴制的迫切性才被沙皇政府所认识到，终于在１８６１年正式取消了农奴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在对莫斯科贵族代表的讲话中，首先用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一词。[13]然而，解放农奴的改革极不彻底，其要害在于沙皇政府仍把给先前的农奴多少自有土地的决定权交给当地的贵族委员会。[14]进而，先前的农奴被要求向政府交纳一批逐年付清的土地赎买费，并且农民在没有乡村共同体（所谓“obshchina”）的“领导”同意下不得随便离开村子，因整个乡村共同体集体地承担税收义务和土地卖买费。[15]由此可见，农奴解放并未创造出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自由劳动力的存在，但是，正如Gerschenkron所指出，“不是‘前提条件’的概念，而是对于所缺乏的前提条件的‘替代’的概念，才是对于理解俄国经济发展有用的”。[16]不难想象，农民的沉重负担和所受约束使得俄国农村不可能成为工业化的广大产品市场。于是，“政府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替代了不充分的国内市场。１８９０年代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使政府能以方便的办法保持对于工业品的需求。”[17]换言之，与英国农业生产率提高并为工业化提供广大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不同，在俄国，“促成１８９０年代工业大发展的战略要素必须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去寻找。１８６０年代对工业化的惧怕不复存在，工业发展事实上成了政府的中心目标。一旦如此，农民需求的问题失去了它以前的意义，它与工业化的关系就被倒置过来了。农民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不再是成功的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反之，对农民需求的抑制变成了政府政策的目标。减少农民的消费意味着增加国民收入中能用于投资的份额。”[18]根据Gerschenkron的统计研究，在俄国政府全力发展工业的１８９０年代，对农民的间接税收从１８８１年的１６．百万卢布增加到１８９５年的１０９．５百万卢布，包括土地赎买费在内的对农民的直接税收也有大幅度增加。[19]可以说，在俄国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受农奴解放后的制度安排和政府工业化政策的两重损害”。[20]因此，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农民暴动起了主要作用，而农民暴动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在“帝国自由经济学会”１９０７年发出的对４７个省的农民的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回答者认为革命政党对农民影响不大，农民暴动主要由经济动机驱使而成。[21]沙皇政府被迫让步，１９０６年开始的斯托雷平（P. A. Stolypin）改革取消了土地赎买费和乡村共同体对税赋义务的集体承担。同时，俄国政府的强迫工业化政策也导致了城市工人的革命性的加强，从１８９０到１９１４年间罢工频繁，其原因在于俄国政府在本国工业和外资企业（１９００年２８．５％的俄国企业由外资拥有）上，下注很大，一有罢工，政府便派军队来镇压，从而使得工人的经济斗争很容易直接转化为政治斗争。[22]由此可见，沙皇政府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政策，是引发社会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正如Gerschenkron所指出，“一个国家越是落后，政治革命就越容易带有较宏大的经济方略。”[23]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发达国家（如１９世纪的俄国）的工业化过程带有强烈的非自发的、人为强制的色彩，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增大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当然，革命是干出来的；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只是提高了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则必须有：“政治企业家”即“革命家”的努力。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１９０３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最初只是为了一件小事－－党报《火星报》编辑部的人员构成问题，[24]但这一分裂对于俄国未来命运影响深远，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的适应转形，它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唯意志论的方面”，[25]这也是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非自发性相适应的。与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然演化论方面的孟什维克不同，列宁主义者不是坐等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成熟，而是抓住俄国内外危机的机会，首先夺取政权，再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名言，正反映出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形势对于造成革命危机局面影响甚大。１９０５年革命之所以发生并取得暂时的成功，是与沙皇政府一时无法调回在满州里参加日俄战争的军队分不开的。因此尼古拉二世的“十月宣言”不得不承认宪法原则并保证建立第一个全民选举的议会－－杜马（Duma）。[26]正是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第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彼得堡成立。也正是在１９０５年的革命高潮中，列宁写下了他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两种策略》，指出工人阶级与农民应是反对沙皇革命的领导力量。但一旦沙皇政府调回军队，１９０５年革命就被镇压下去了。１９１７年的情况就不同了。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使得１９１７年的２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均未遇到直接的军事镇压，从而列宁的激进的《四月提纲》得以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落后国家的非自发的工业化只是激发社会矛盾冲突的因素之一，特定的国际形势和革命政党的存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发达现象与社会主义革命高度相关，但前者与后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１９１７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即使不说是“开创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它给众多的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发展战略的样本。因而深刻地理解这种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形成演变的机制及其在特定国际条件下的长处和弱点，是我们在今天之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关头做出明智选择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我们全面检讨社会主义在２０世纪历史命运的任务。 注释： [1] Leon Trotsky,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P. 334, London, 19. [2] 对这一论点的严格阐述，请见Jo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P.293,Cambridge, 1985. 该论点背后的基本直觉是，当客观条件成熟时，亦即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较快时，往往是资本家阶级给工人较多福利保障（如“工厂法”在英国的建立等）之时，故使革命的主观动机削弱。 [3] Trotsky 同上书，P.33。 [4]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2. Harvard, 19. [5] Gerschenkron指出，“英国工业化中没有为了长期投资目的而实质性地利用银行”。见同上注，P.14。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大陆工业投资银行的实践必须被视为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特别工具”，P.14。 [6] 同上注，P.19。 [7] 同上注，PP.23-25。 [8] 同上注，P.22。 [9] 同上注，P.46。Gerschenkron在另一本书中明确指出：“工业发展的四种类型可以根据工业资本的来源加以区分：（１）来自再用于投资的工业利润和其它部门的现斯自愿储蓄；（２）来自过去所得收入；（３）银行的信用创造；（４）来自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的运用”。俄国工业化属于第４种类型。见Gersche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89, Harvard, 1988. [10]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P.86. [11]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89, P.11. [12] Evsey Dom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P. 289, Cambridge, 1989. [13] Gersche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44. [14] Theda Skocpol, 同上书，P.89。 [15] Alec Nove, 同上书，P.11。 [16] Gerschenkron, 同上书，P.207。 [17]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2. [18] Gerschenkron, 同上书，P.125。 [19] Gerschenkro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224. [20] 同上书，P. 270. [21] Theda Skocpol, 同上书，P.134。 [22] 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32) , P.15. [23] Gerschenkron, 同上书，P.275。 [24] Sheila Fitzpatrick, 同上书，P. 24。 [25] Alec Nove, 同上引书，P.24。 [26] Sheila Fitzatrick, 同上书，P.27。 原载《科技与发展》一九九四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