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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资本公有代持的论断，必定会引起某种“恐慌”，就是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资产会不会遭到殃及。这样的话，大家杀牛宰羊，破坏生产资料，就足以引起生产破坏了。因此要建立这样的理念——抓大放小，对小资本网开一面。它们还不够“公有代持”的资格。
抓大放小的举措，过去是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央企要抓，中小型的国企要放。因此很大一部分国企就转让给了私企，且代价低廉。显然它促进了经济改革，乃至实现了经济增长，然而由此社会主义似乎倒退了。那么通过抓大放小的举措，还是仍旧可以把那些重量级的私企重新收归公有。且以适应金融化的名义。一放一收，社会就进步了。
哪些抓，哪些放呢？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应该是“资本社会化程度渐变论”。
这个”资本社会程度渐变论“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应当承认，资本这个抽象的理念，是人类文明发达后才有的专有概念。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与土地类似。都是可以组织社会生产的，只不过土地为核心资源，组织的是农业生产。而资本作为核心资源，组织的是工业生产。而资本这种社会组织资源比土地更高级，因为土地是自然的，而资本完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它天然地就是具有社会性。
当资本还是小资本时，它作为生产组织权，影响范围很小，小资本小企业，或者就是个体户，其生产链条简单。而其生产组织者本身的劳动就占了很大比重，脱离其个人生活自治，介入社会生产也很浅。此时我们可以说，这些小资本应该私有。小资产者对其资本的功能认识也是有限的，就是资本是自己的——钱。主要目的是消费，挣钱补贴家用。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不强，其积累的资本随时都可能转移到消费领域里来。因此其资产，不可“代持”。
然而资本的社会性，随着其组织权力的扩大而增强。几个人的小企业，老板与员工关系密切，而数百人乃至上万人，那么就完全是陌生人关系。资本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权力手段。这些大企业，已经有了完善的治理结构，分工明确，大资本的生活消费功能已经处于很次要的位置，乃至说，微乎其微。而股份制下，资本可以视为一种纯粹的权力。大企业，影响也大，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生产。这样资本就不宜为私人所有了，它的社会性已经很强了。是需要其持有者对社会负责任的。然而作为私人所有者，他的社会责任，似乎就只是慈善——对社会的某种施舍。但这个定位是完全不对的。服务社会是理所应当的义务。但私人继续保持所有权无益于实现这种义务。所以这样的大资本，是需要一个社会性的理念的承认的。这个承认，就是——人民主权。
完全可以把大资本的创业历史视为是类同于古代国家创建者的创业史。古代帝王们是打了江山坐江山，自己拉起了人马南征北战，那么自己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帝王。然而近代启蒙思想革命性地否决了这种观念——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指出国家应该是人民的，因此应该是民主的。这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基石。此后打了江山再坐江山，就只能是“主席”，或者“委员长”，总统之类。是有任期的，不能世袭下去。由此国家本身由私入公。
大资本同样如此，最终它也是要实现社会化的承认的，就是这些大资本的使用，是应当得到人民授权的，它不应继续世袭下去。
这存在一个微妙的“渐变”，就是从私有产权到人民主权的渐变——私有到公有，其合理性可以用导体与绝缘体的过渡来比喻，但它应当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以下，私有，界限以上，公有。
这个界限现在看，最合适的还是——是否上市融资。
上市融资了，小资本就接入到资本海洋里了，成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没有就不是。既然大资本本身是“代持”，这些上市的大资本，都应当理解为代持状态。它属于社会，因此不可用于私人消费，代持者作为社会的代表，应当履行责任。而不仅仅是谋利了。他的责任乃是义务，从而剥离慈善的外衣。
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区别，根本还是应该在于社会责任意识的差别，这是普通劳动者与社会精英的差别。社会精英更应当有高素质，有胸怀，有战略头脑，且能够服务大局，而不计个人的消费私利。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会的荣誉。不会把自身锁定在小资产者的眼前物质利益层面上。那么资本代持本身，就给了他们这样的荣誉——社会利益的代表，且免除了他们的剥削标签。只不过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放弃继承权。成为“共产主义”的支持者。成功是靠个人奋斗，父辈的恩荫，只应存留在教育理念等个人素质层面上。
以上就是大资本公有代持，而对资本本身需要“抓大放小”的全部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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