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现在要在引进结构以后把它模型确实是不容易的。你说王勇花了几年?他刚和我做的时候比现在年轻多了。还有邢海青教授也是好几年,我看他也是两鬓越来越白了。(付才辉:老师我要辞职)你不用辞职,我给你买染发剂。”
“新结构经济学中心还希望推广应用。我一向是行动主义者,我受王阳明影响太大了: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我如果认为这样是对的,我们就要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必须产生我当时认出来的结果,那这样才能说,我当时的认识是正确的。”
“诺奖我觉得沿着新结构经济学去研究,可能不是一个诺奖,可能是三个五个,甚至十个诺奖。但是我知道不会是我得到,肯定是在你们这一代或是在你们下一代。”
我特别高兴。总结其实是很难做的,因为这四天的时间讨论的东西非常丰富。所以呢,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会有总结,我就从回答浙江大学的沈璐敏同学的疑问开始作为一个切入点,是不是在研究当中放进了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
我的看法不是。因为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这才叫新结构经济学。如果你的研究不是去研究结构是怎么决定的,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内生化,即使你放进结构,那你也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它还不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像拿个比喻讲,今天金刻羽教授,她是有结构的,她假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跟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因为她没有把结构内生化,她是把结构假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的。我是强调必须把结构内生化,也必须把结构的演化内生化。当然我这个定义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定义是有目的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在经济学里面当然有人去研究结构的内生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几种方式。比如说用技术偏向性,就是Acemoglu的论文;也有用家庭偏好的差异性,来推导出不同的结构,把结构内生化;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那么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文献,可能还有其它的,都可以去内生产业结构。因为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结构的内生性,还研究结构的演化的内生性。那你要想,从技术偏向性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可以讲说有一个结构有内生,它由技术的偏向性决定,但你很难由这边来推论将来的产业结构会怎么演化。另外,你比如说从家庭偏好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偏好到底应该是给定的,也许有差异,但是一把它给定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研究将来的产业结构等等的演变。
我想,从要素禀赋作为切入点来内生化的产业结构,并且由此推动结构的变迁,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在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我们做任何研究分析,必须从一个给定的参数作为切入点,才能去内生那个时点的很多其它东西。如果这个本身是内生的,那你就没办法去内生其它东西。
它还有一个好处。昨天有人讨论说,是不是国际资本流动以后,要素禀赋给定这点是不是能推翻掉,我觉得不能推翻掉。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往发展中国家流动,但绝对不会流动到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的程度。因为这是违反理性的。你比如说,发达国家的资本一定是有人拥有的,然后他在配置资源上面的目的是什么?回报的最大化。如果说他到发展中国家来的话,怎么样让他的回报最大化?一定是到发展中国家中,能够利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劳动密集型。
所以,绝对不会说,发达国家的资本拥有者流动到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一样多,这是违反理性的。我当然知道在很多模型里面,它是假定国际资本可以流动以后,人均资本就不重要了,可是这样的一个假定本身就违反了新古典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因此,即使国际资本可以流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禀赋结构来说,这是可以忽略的。就像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为了验证重力加速度,他在做实验的时候假定没有空气阻力,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现在从要素禀赋出发,假定在每个时点上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给定,即使有国际资本流动也可以舍项掉,因为它不会根本改变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的不同。然后,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很需要(变量)的一点是每一个时点上是给定的,但是随时间是可以变化的,如果不能变化,那么即使这个变量非常重要,但是也无能为力。就像Acemoglu在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为什么北美发展比较好,拉丁美洲发展比较差,他当时的一个假定就是,在拉丁美洲因为天候非常热,去的时候死的白种人很多,每个人活的概率非常小,所以在殖民的时候就要大量的掠夺,形成了掠夺性的制度安排。
北美的国家天气较好较温和,落脚在那里的人都能活着,落脚在那里一起工作,就形成了一个社区的、相互帮助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也可以写一个模型,好像也很有说服力,假定他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远没希望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光机器可以倒回去四百年前,而且还要说服上帝把北美的天气改到拉丁美洲去,你说有办法吗?如果没办法知道了也没用。但是如果我们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因为资本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不能变化的,但是随时间可以变化,这就让我们有个抓手来改变这个结构。
第三个是最根本的。我们经济学家分析问题,一般最重要的(工具)是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跟substitution effect(替代效应)。比如张五常常讲说他只有一句话,就是substitution effect,相对价格效应。因为他研究的都是比较微观的问题,也不是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他只要看substitution effect就可以。但是我们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那就还有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这两个效应其实是除了像研究statistics(统计学)或者做econometrics(经济计量)那种方法论的之外,所有经济学家作分析,不管再复杂的理论或是概念,到最后不是讲income effect,就是讲substitution effect,也就是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同时决定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跟它们的相对价格。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和分析参数。
再从马克思来讲。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是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但是马克思还只是从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经济基础,来研究组织等一系列的上层建筑,但是生产结构是怎么决定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嘛。所以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我完全是从经济基础开始,只是从经济基础的更基础,把生产结构生产方式都内生化。所以这里继承了新古典,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新古典,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那为什么内生性很重要,为什么我强调必须去研究内生性?因为不研究内生性,经常会误导。就像金刻羽,model是很漂亮,我承认,所以可以在AER上发表。但如果她是对的话,发展中国家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注定流到发达国家去,去帮助发达国家。另外,更重要的是,她没有解释现象。我今天评论得是比较客气一点啊。你们想想看,那为什么发展好的国家,它并没有资本外逃,而且是资本流入。只有发展得不好的国家才资本流出,流到美国,流到瑞士银行。
原因是什么,是她没有把产业结构内生化。她的出发点就是假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她也没有比较优势的概念,一个在非洲生产咖啡的国家,同时有资本很密集的钢铁业,她就直接把这个当成出发点去研究了。所以我觉得她不够根本,她如果没有把结构内生化的话就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要内生化就要从最根本的出发,最根本的外生,或者最根本的给定因素出发,这样才不会把中间的一层作为出发点,这经常会误导。从最根本的出发的好处,就是不会好像从中间因素出发那样,从中间因素出发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相反的;从中间因素出发得出的政策含义,如果被认真采取的话,就会是误导性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如果你从最根本的出发,那其实这样的approach(径路)是最flexible(灵活)的,能解释最多现象。你比如说,我整部《中国的奇迹》,讨论中国的各种变化、各种的制度安排,我很自信地讲是一以贯之的。到后来的马歇尔讲座,我把它扩展到解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六十年来的变化,我也一以贯之,而且可以谈论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不仅讨论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我还谈论最优金融结构、教育结构,还有潮涌现象,等等。很多现象你都能解释,而且每个现象你都可以写一个很严谨的模型,并且这些现象到最后都是可以加总的,因为它背后的所有的出发点是一样,所以变成一个体系。所以我强调内生性,而且强调最根本的,我还没有找到比要素禀赋更根本的经济参数。我跟大家强调,是因为现在的主流里面,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人在Hec-kscher—Ohlin的时候还讨论,现在又放弃了。
比如说,现在讨论Firm heterogeneity(企业异质性),那确实在每一个产业里面有heterogeneities Firm(异质性企业),只有比较好的企业才会出口,这个我同意。但有没有可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的企业,去跟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很密集的产品?不可能,它还是要从禀赋决定的。还有一个讨论是specialization。其实Paul Krugman自己说得很清楚,Specialization谈的是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贸易还是必须用Hec-kscher—Ohlin来解释。我们研究的是发展,发展怎样逐步地趋向发达国家。这样我们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怎么决定,然后逐渐怎么变成发达国家。从要素禀赋来切入是最有说服力,而且叠加的可能性是最好的,可以解释的现象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