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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近一段时间债转股时隔17年后再次归来，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而债转股在中国的提出是在1999年。17年前，时任建行行长的周小川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发表了《关于债转股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周小川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对债转股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晰了一些概念，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今天看来，周小川这篇文章中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的地方。本文就试着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解读一下周小川这篇文章，这篇17年前的文章对今日的债转股有何启示。
周小川《关于债转股的几个问题》一文的核心观点：
周小川在这一篇文章中主要谈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国际上通行的实践谈债转股的实质性概念、商业银行进行债转股的动机以及债转股的正规运作方式；
第二，在中国具体国情下进行债转股的考虑、动机以及相关的其他问题；
第三，债转股的实施, 重新提出了对银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第四，债转股运作中需要防止的道德风险问题。
周小川认为，债转股是当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出现问题时商业银行采取的一种保全资产的方式，这体现了他对于债转股本质以及目的的理解：在贷款对象的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贷款的银行如果可以正常地收回本息，是不会有持股的动机的，债转股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银行对资产的保全措施包括催收、更为强烈的置抵押品、追索担保、冻结账户、起诉等措施、债务重组、治理结构重组、破产起诉，它们的剧烈程度是由高到低的，而债转股就是治理结构重组的一种。在前一种程度的措施无法生效时银行就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在债务重组没有效果时，银行就可以通过债转股来达到对企业的控制力度。
债转股的启动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说明温和的措施已经没有效果，资产质量达到了一个比较恶劣的程度；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还没有走到需要破产起诉这一阶段，还是“有希望的”。
债转股实际上是股东的转变：银行成为了企业的股东。这种转变的原因就是企业的资本金不足，而资本金不足的原因则是17年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企业融资成本很低，所以造成了严重的资本扩张而使资本金不足。周小川对于当时很多人产生的“资本金不足是转轨经济的必然吗”的疑问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状况，而且苏联以及整个东欧的实践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而对于企业的资本金不足和债务困难是否一定是由企业的财务困难引起的，周小川也持否定的观点。周小川认为经济周期才是造成资本金不足和债务困难的主要原因。
既然财务困难不是引发资本金不足和债务困难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幺进行债转股呢，周小川提出了“综合症”的概念。综合症则包括薄弱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以及“软预算约束”和“风险偏好过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这些问题的共同作用使得简单的解决公司财务问题的手段时效，只有通过债转股，转变法人治理结构才能够扭转局面。
债权变为股权后，银行成为股东，但是所用资金仍不是经营人员的自有资金，针对这一转变是否有效的疑问，周小川认为国有银行的内部的一整套激励机制和内部横向的比较及竞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银行体制的思考，周小川认为分业经营是不利于债转股的进行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混业经营才是能够使得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持股公司联系更加紧密的方式，才有利于债转股的实施，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度”的把握。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周小川阐释了债转股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道德风险问题。一是认为债转股是“最后的免费午餐”，即缺乏约束；第二是资源误配置，即对于本应该破产的的公司“乐观”地进行了债转股；第三是财务纪律的逆向选择，一些债务状况稍好的可以正常还息的公司在看到别的公司由于债转股而延期还息时也开始效仿，久而久之形成了“赖帐文化”和“软约束”；第四是具体操作方面的道德风险。如整改和重组力度不够, 让步过多, 蓄意把包袱转给财政, 低价转让股权给私人等。
周小川在17年前的这篇文章，对当时的债转股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很精髓的观点。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我们又可以从周小川的观点中吸取哪些有营养的部分呢？
化解金融风险，为银行股份制改造扫清障碍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资料，1997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5%左右，呆滞呆帐贷款率为8%，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相当于所有者权益的4倍。如此规模和高比率的不良贷款不仅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最高界限，更远远高于泰国银行7.9%、马来西亚银行6.4%和印尼银行17%等爆发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银行的安全，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长期信用等级有逐年降级的趋势，这虽不能完全归因于不良资产问题，但不良资产因素的严重负面影响却是勿容置疑的。通过实施债转股，对不良资产进行剥离，使不良资产或是转化为央行贷款的拨付，或是转化为财政担保的债券，从而大大降低金融风险。同时，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净化，也为银行最终实行股份制改造扫清了障碍。
减轻债务负担，为国企改制创造条件
2014年5月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4%，债务负担十分沉重。而通过债转股则可使国企减少数千亿元的债务，效果十分显著。以北京水泥厂和贵溪化肥厂为例，其资产负债率分别由原来的8.1%和89.25%下降为32.4%和26.83%，当年就可扭亏为盈。北京水泥厂还通过资产剥离，成立了由北京建材集团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企业改制。贵溪化肥厂也将分立为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努力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落实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
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结果如有亏损，将由中央财政负责补贴，这就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必须杜绝人情、关系的影响，根据5个条件，结合具体情况，公正地把握债转股企业的范围、数量和金额。建立回收责任制，确保不良资产能够及时、最大化地收回。为使公司人员能够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盘活不良资产，建议有关部门建立对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评价结构对负责人进行相应的奖惩。
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债转股工作需要既懂金融又懂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而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多是从银行转出的，缺乏企业管理经验。有鉴于此，可以考虑邀请券商参与这一工作。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培养出一批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投资银行。
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
债转股并不意味着从前的债务一笔勾销，企业又可以按照从前的模式重复老路。债转股必须相应伴随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中央ZF应以强有力的措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确保资产管理公司能够行使股东权力，以其相应的股份行使法人财产权，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经营管理。
把握好政策界限，严防“赖帐文化”
转股的实施很容易使企业产生误解，以为可以欠债不还了，甚至产生赖得越多越好的心理。如果这种心理蔓延开，将产生影响非常恶劣的“赖帐文化”。必须使企业明白，债转股不是对经营不善者的照顾，而是对它们的资产进行重组的开始。为此我们有必要划定时间界限，对其后的贷款实行严格的管理，同时对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
总而言之，虽然现在的经济形势与17年前来比较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周小川的这篇文章里寻找对当今的债转股实践有所启示的观点。现在对周小川这篇文章的研究很多，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一起来谈谈，这样更有利于对这篇文章得到全面且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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