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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熊彼特的师德
——“一个好老师开启了学生的思想之门”
摘自[美]洛林·艾伦《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
尽管熊彼特作为个人是复杂的，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工作却是非常清晰并前后一致的。他始终是一个博学的经济思想史家，是一个将他本人在这一领域所感受的诱惑和激动传递给他人的教师。（《开门·前言》P2)
然而，研究工作仅仅是熊彼特这个人的一个方面。在他早年经历了政治和工商方面的失败后，熊彼特最终在教学中发现了他的使命，他生命的大部分是作为教授和学生导师度过的。他在波恩和哈佛教了25年书，造就了站在经济学家队伍前列的毕业生。哈佛的400个经济学博士，几千名本科生曾在熊彼特的指导下学习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他的学生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美国经济学会和讲师讲师经济学会的会长、国际知名学者、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央银行总裁、最高级银行家和商界、政界的领袖。
他生命的主题是为探索的头脑开门并引导学生入门，努力创造未来的学者。……（P6）
28岁（1911年）时，熊彼特成为格拉茨最年轻的正教授，同时是奥匈帝国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P115）熊彼特的课程中，阅读和考试都要下苦功，一些学生在第一学年考试结束时候才痛苦地发现了这一事实（P118）（引发了罢课）。这次抗议无疑留给他（熊彼特）一个深刻、持久的影响。他从没有对以后的同事和学生说起过这件事，这反映了他并不为此感到自豪。他对罢课的反应是矛盾的。他坚持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就像大学公文中表明的那样，熊彼特没做任何让步，在教学安排上也没做任何改变或道歉。……他一再地解释经济学是一门需要刻苦学习和密切注意的课程，他的课程仍然要求仔细的聆听、大量的阅读和严格的考试。表面上，似乎年轻的熊彼特教授什么都没改变。
然而不同还是有的。不同表现在熊彼特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对学生的方法和态度上。在学生抗议之后，仁慈的熊彼特教授出现了。带着真实的情感，他变得友好、慈爱，他心中也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但他并没有放弃在这一学科上的傲慢。不到30岁，他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宽容的老教授的形象。他没有自封为经济学大师，也没有向他的学生们谈过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他没有高人一等地对学生说话，也没有屈尊地对待他们。相反，他努力成为他们有经验的帮助者、他们的代理父亲、他们的老叔父、他们的向导。他发誓在帮助学生上是合作的，并且他坚持了誓言……在所有能发生在一位教师身上的空难中，学生的抗议位居最令人意志消沉之列。像熊彼特一样，教授们表面上都不把它当回事，但它通常会使一个对如何适应方案进行深入的再思考。从这次经历中熊彼特得出了一种简单的授课哲学和关于研究和学术的新观点：他决定，他作为一个教授的职责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填鸭似的把知识塞给他们，或要求他们了解具体的事实或观点。他将指路开门，他将展示给学生在标着门格尔、马克思、瓦尔瓦拉或马歇尔的门后所发现的知识的神奇魅力。但他并不试图强迫学生进去。他将不会是说教式的；他也不会希望学生们造成他或其他任何人的观点。相反，他将打开所有的大门，展现所有问题的所有方面。（P120-121）
如果熊彼特早些对他所从事的事业产生怀疑的话，那么他从维也纳搬到波恩就会永远解决这个问题。他重新发现了他是多么喜欢教书，而且他多么擅长教书……（P193）
1928年，波恩大学的理论课仍然不是由熊彼特教授，但他却坚持让他的学生阅读马歇尔著作的第五篇，那是这部著作的主要理论框架。他还坚持让较为出色的几个学生学习研究瓦尔拉甚至是卡塞尔的一些著作。在他看来，卡塞尔不过是对瓦尔拉的抄袭，只是卡塞尔用德文写的。没有任何教科书，熊彼特所教授的理论都是学生们理解他专业课的需要，他的朋友斯皮索夫高兴地默许了他的这一做法，一次他曾说他所知道的理论都是从熊彼特那里学来的。熊彼特从来不在课堂上参考自己的理论著作，也从来不在演讲中提及他曾写过某一特定题目的文章。然而，他的学生们仍肯定地称他为理论家。
对熊彼特来说，大学是一个学习的场所，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学生，尤其是教授。他认为学识、科学及知识的积累对科学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那些二三十岁、没有受太多的思考和太多的事实拖累的年轻人在科学上取得了进步，他不可能对他们持教条的态度，他会和学生们站在一起。他怎么会期望他们在考试中只是简单地重复他所教过？他怎么会期望他们写一些只是对他完成的著作进行细碎发展的论文？（P246-247）
他与学生交往，邀请他们一起吃饭，还同他们聚会。他在剑桥也经常这样。有这样一个也许是编造的故事：一次，熊彼特在当地的拉特豪斯凯勒饭店为他的学生开了宴会。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酒，情绪高涨。随后，在学生们的怂恿下，熊彼特演出了一幕短剧。他首先是变成了法国的魁奈，为静态经济学打下了基础。从法国到英国，他摇身一变成了亚当·斯密，建立了关于经济和谐和进步的更为详尽的模型。在英国逗留期间，他成为李嘉图，以一种很巧妙地概括出的分配理论为基础，把斯密的发展模型改变成一个表态模型。然后，在德国、法国、英国，他先后模仿了门格尔、瓦尔拉斯和杰文斯，报告了他们在边际效用理论上的发现。他模仿瓦尔拉斯时用了一些时间概括了一般均衡理论。熊彼特甚至让他的学生们向他所模仿的大经济学家提问。在每个人微笑和学习的过程中，熊彼特又继续变成了稳重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傲慢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清教徒般的美国人欧文·弗雪。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极具幽默，熊彼特和学生们都非常投入，在那晚演出过程中他唯一没有模仿的重要经济学家是约瑟夫·熊彼特。
他乐意给学生们讲笑话，甚至是关于自己的。其中有个关于他的一个女仆的故事。她利用业余时间在波恩商业学校学习。一天，导师布置了一篇有关德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彻底难倒了她。所以她把这个难题带给了她的主人，一个大教授。熊彼特在试着向她解释这个问题却没有成功后，终于厌烦地放弃了努力，帮她写篇论文。她知道这位教授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于是重新抄写了一份自豪地交了上去，这篇论文却得了个Ｄ。
学生对他的欢迎是建立在他的个人魅力及对他学识的尊敬基础之上的。在学生对他的看法方面，他的特定的理论和政策观点只有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影响，因为熊彼特从来没有去影响学生的信仰及在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的观点。对他来说，让学生人尽其才是唯一重要的事。（P247-248）
汉斯·辛格（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联合国发展署前途高级官员）写道：“熊彼特在经济学及大众思想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我们小组（波恩研讨班——作者注）的活动围绕着熊彼特旋转，他是我们的偶像和导师。那句‘一个好老师开启了学生的思想之门’的老话用在这里似乎再恰当不过了。”（P275）
1932年6月，夏季学期要结束了，熊彼特在波恩的生活也将要结束，他的学生为他开了一次宴会，喝酒、吃饭、聊天过后，学生们要求熊彼特说几句话。熊彼特随后的演讲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长久的回忆。他演讲的题目是《科学的起源和目的》，没有任何笔记和初稿，但他显然做过准备。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对这次演讲提供了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洛希提供的，他专门带了一个秘书。这个版本多年后由施纳德和斯皮索夫出版。在对学生的这次告别演说中，熊彼特概括地表述了他的经济学和教育学观点，这将在以下的摘录中有所体现：
我从未想过要创建一个熊彼特学派。它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经济学不是哲学而是科学，因此在经济学领域不应该存在任何学派。可能许多人会被这种态度所激怒，因为单是在德国，就有半打的经济学家把自己看成某一学派的领头人、追求绝对真理，反对绝对谬误的战士。但与这类问题做斗争是没有用处的。无论如何，一个人不应该去与生活将要消灭的事物作战。与政治和商业不同，科学上一时的成功是没有用的……就我而言，我接受未来各代人的评判……我的作用，如果我有作用的话，是开门，而绝不是关门。
“开门”是他的座右铭、他的工作方式，也是他一直希望用来衡量他个人成功的量度。他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是为他人开门做准备的唯一方式。他与同事和学生的生活、他的思想与他永不停歇的阅读及写作，都反映了熊彼特长期坚持的一个观点，即为他的学生开门是他生命中真正的目标，而不理会他所经历过的失败、灾难和失望。他认为他的学术贡献只是一个愉快的副产品，他对于学习的努力只是为了能够教得更好。开门意味着学生能够创建新理论，这几乎和熊彼特自己创建新理论一样好。学生们的伟大反映着他们教授的成功与伟大。尽管熊彼特对世事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但他诚心诚意地努力开门，培养了许多伟大的学生。（P288-289）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称陶西格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之一……在当时那一阶段没有人对经济学稳步上升做出的贡献比他更多”。像许多别的教师一样，熊彼特在哈佛初期也试着模仿陶西格的教学方法，但失败了。熊彼特过于喜欢讲话，喜欢显现才华，喜欢指导学生，他缺乏必要的耐心拖延给出答案的时间。熊彼特的讲演方法也更适合新的的技术性的经济学，因为它同今天的理论课类似，需要系统的指导（P294）
他尽力去了解并帮助研究生，他在霍尔约克42号的办公室成了许多有能力的年轻人的引力中心。丹斯特会馆的日程表上，规则地排满了那些乐于谈论经济学的学生们。每次在校园和广场路过，他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好奇的人们。他好像总有半小时的闲聊时间，或者在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在默尔（Merle's）——马萨诸塞大街上对着魏德纳图书馆后门的那家咖啡馆。和许多教授不同，熊彼特甚至和傻瓜、自大者谈话，因为他相信即使他们有时也会有思想。（P314）
熊彼特对本科生不感兴趣，除非是特别有都能的学生。……在他理想的大学概念中，不存在“学生”，只有作为师傅的学者和作为徒弟的学者，他们在一种类似于中世纪的安排下一起工作。师傅和徒弟教学相长，共同推进知识进步。……大学只是为那些聪颖、专注的科学和思想工作者服务的。
为了共同学习和接近学生，他采用了在格拉茨和波恩曾用过的办法：答疑。熊彼特继续保持规则的办公时间，但是熊彼特和那些教授不一样，他们并不费神使学生感到自己受欢迎，熊彼特则主动鼓励学生们过来交谈。在课堂上，他给学生们发一张纸条，以便写下午后答疑的预约时间。几乎哈佛经济系的所有研究生都同熊彼特建立起了个人联系。许多学生都很敬畏他。由于他那浓重的奥地利口音和他的贵族个性，大多数学生都感觉他很特别，但是他对同学们显而易见的关心吸引了他们。（P315）
最能表现熊彼特风格的场合或许是在教室里，在这里他严谨的研究风范和写作习惯使他的学生大为受益。保罗·萨缪尔森——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1970）——在30年代和熊彼特一起做过研究。萨缪尔森对熊彼特作为一位老师的形象做过最生动的描述，他写到：
熊彼特太喜欢讲话，以至于他不能非常好地领导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他对演讲情有独钟！尤其是观众很多的演讲。如果可以的话，他很可能会雄心勃勃地吞下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并且在所有专题上做演讲……当学生在教室里坐好之后，熊彼特会走进来，彬彬有礼地搞掉帽子、手套并脱下外套，然后开始当天的工作。衣着对他来讲很重要，他有许多套合身的苏格兰粗呢衣服，并且精心搭配上衬衫、领带、皮带和手帕……他不苟言笑，没有预先准备好的“陷阱”；他表情丰富，思维机敏，这使他的课堂本身就带有一种诙谐；他妙语连珠，即使那些拉德克利夫最严肃的学生也觉得正在经历一次美妙的旅行。他没有那些老教授常有的恶习：他从不重复他的故事……他的演讲并不是那种单调的欧洲式独角戏。在课堂上他经常调动大家的兴趣，他经常被他的听众打断。或许不尽人意的是，打断他的经常是那些想要高分、蠢材和好出风头的人。
他1935年的理论课程同现在每一个研究生院的课程非常接近，也当时美国开设的任何其他课程不同……他把你带出那平淡无奇的沉闷的教科书世界，把你带入一个丰富多彩的现实中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世界。他对出现在《经济研究评论》上的一篇关于替代弹性的最新论文的热情真实且感人。
虽然，熊彼特向后没有留下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和传统的经济理论区分的追随者，但熊彼特确实留下了唯一一种与一一个科学学科相符的派别——从他的教学中受益的一代经济理论家。 （P346-347）
尽管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熊彼特很风趣而且受欢迎，他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老师。（P348）
许多学生头痛的是：在他上课的时候，你无法获知熊彼特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他不讨论他的任何著作，他在课堂上也不提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的著作从不出现在他的阅读书目里。对那些专门为了解熊彼特的思想来哈佛的人来讲，这确实很让人失望。（P349）
熊彼特的教学模式和了自身的公共形象是一致的。他丝毫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他对对象的把握；他的讲话没有犹豫，没有疑问，没有不确定。他与把自己视为一个很务实的人。（P350）
（熊彼特）一直表现着生气十足、快乐的教师形象。……他非常喜欢教学，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很擅长，虽然他也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好教师。由于这个原因，他只教高级经济理论……熊彼特作为“教师”在其本职工作上是出类拔萃的。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他对学生的真切、溢于言表的兴趣，为他激励、启发他们提供了弹药，使他们达到了超乎他们认为可能的目标，说服他们进行思考和研究。由于这一点，他并不是普通学生的理想教师。……
在他全部教学生涯中，熊彼特从未放弃他的小怪癖。他随时都会突然拿出一张小纸片，写下一些什么，然后像什么都未发生那样继续讲课。即使在他60岁以后，人们也看不到他用讲义，但在讲课中他从不犹豫，讲课就像轻松的谈话。……熊彼特对学生要求问题很严，经常假定他们知道得比他们实际知道得多，因此逼着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阅读基础书目以便能跟上他。他有时会提问，但经常是设问，不正确或不相干的答案并不使他困扰。在回答学生问题时，即使是愚蠢的问题，他也表现了良好的风度。他的答疑时间人所共知，几乎没有学生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P480）
一个教授的成就不仅仅表现为其著作的质量和持久影响，也表现在其学生的地位和成就上。熊彼特只是哈佛和波恩的几位教授之一，但在这两所学校，他都是经济理论学习的中心。他教理论、吃理论、喝理论、谈理论，生活在理论之中。大多数他以前的学生都承认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益于熊彼特，不仅因为他所教的，而且也因为他是一种学习和掌握他没有教的事物的启示。换句话说，因为他指出了那些可以打开的门。他以前学生的地位和成就清楚地表明了熊彼特的影响活在那些学生身上并进而传递给了学生的学生。熊彼特在波恩教了几十个学生，在他在哈佛教学期间，400多个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其中有大学、商界和政界的经济学带头人。只提及少数几个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只提一个，因为他经常明确地称颂熊彼特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无疑是熊彼特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学生，但还有几十位也享有成名和成就。（P56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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