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图书馆,至今仍存有一件镇馆之宝,这就是曾藏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成书于清乾隆时期,一共七套,存放于“南北七阁”。这是一本被中国文人奉为“至尊宝典”的典籍资料丛书。
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古代图书。有了它,可通览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它对于中华传统文脉的传承来说,意义极为深远。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争阴影笼罩全国,藏于浙江图书馆杭州孤山分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为日军掠夺的重要目标。
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时任浙江图书馆长的陈训慈心急如焚,日夜为这套古籍善本的存亡而焦虑。经过了短暂的思考后,他带着一帮文弱书生,踏上了《四库全书》艰险的西迁之路。
第一站:富阳县渔山乡
(1937年8月-11月)
陈训慈,字叔谅,学者。历任上海商务编译馆编辑、中央大学讲师、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他是一位热忱、正义、高瞻远瞩的书生。
众所周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历史中大多书生的都是愤青,有着极正的三观,并敢于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陈训慈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书生。
1937年8月1日,地处杭州西子湖畔的文澜阁一改往日宁静祥和的氛围。在领头人陈训慈馆长的指挥下,一帮志同道合的书生们开始了《四库全书》艰苦的迁徙行动。在孤山红楼中,四库全书被装进了228个书箱中,据说装了整整三天。
按陈训慈的计划,8月4日迁徙行动正式开始。但天公不作美,仿佛有意想考验这帮书生——天降暴雨。面对如此恶劣的天气,陈训慈已没有退路,为了保护手中的国宝,他毅然下令:“出发”!
他们先将228个书箱运到江干码头,准备在那里暂避风雨。然而,又有消息传来,说台风将至,现在不走恐怕就走不了了。一听这个消息,陈训慈脑袋嗡的一声,“必须马上乘船转移,刻不容缓”!
于是,众人又将一箱箱《四库全书》搬上了运书船。由于风力大,运书船前进艰难,大家便一起赤膊上阵,众人划浆前行。
经过了一夜的划行,8月5日中午,运书船乘风破浪后终于抵达富阳县渔山乡。为了安全起见,陈训慈将《四库全书》秘藏在了村口王家山上的墓穴里。
第二站:建德县绪塘乡
(1937年11月-1938年1月)
然而好景不长,“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中国军队虽然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从10月开始,杭州城连遭日军多次袭击,连秘藏《四库全书》的渔山乡也经常可以听到远处的爆炸声。
陈训慈开始坐不住了,他想到,一旦杭州失守,相邻的富阳县必定跟着沦陷,那时《四库全书》将再也保不住了。
于是他召集众人商议新的藏书地。在经过长时间的商议后,陈训慈决定将四库全书暂存在建德县绪塘乡。虽然藏书地找好了,但一个难题却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可是228箱书啊,没车没驴的,要怎么搬走呢?
于是,陈训慈找到了当年读大学时的老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帮忙。竺可桢得到当年学生的求助后,当即从浙大西迁的车辆中挤出一辆大卡车,用了3天时间将228箱书运送到了绪塘乡暂存。
随着杭州战事吃紧,陈训慈考虑到绪塘乡离公路太近,又将《四库全书》秘藏在建德北乡松阳坞村。
第三站:龙泉县中心学校
(1938年1月-1938年3月)
1937年12月24日,9万日军入侵杭州。日军的这一举动不仅让杭州人民感到恐慌,也让守着国宝的陈训慈冒了一身冷汗。
他想到,眼下《四库全书》藏在建德已经不安全了。于是,他先向浙江省政府和教育部的官员请示。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意见是迁徙到大后方贵州,而浙江省政府因怕古籍意外流失,不愿运出省外,欲先迁往深山区的龙泉县。
好了,领导的意见十分明确,那就先迁往龙泉县吧。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陈训慈也不能等到领导给他拨款再出发。于是,他借了运费460元,雇了两只船先将书运到了金华,然后在雇汽车,直到1938年1月底,《四库全书》才被运到龙泉县中心学校秘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转移到挞石山村金家祠堂内。
第四站:贵阳张家祠
(1938年4月-1939年2月)
为了保险起见,谨慎的陈训慈将《四库全书》运到了更安全的大后方——贵阳,并秘藏于西门外的张家祠堂内。由于从龙山县到贵阳的路途中发生意外,有11箱书落水,所以当务之急是处理湿书的问题。
安定下来后,众人赶忙打开11箱湿书,由于在路途运输时耽搁了一个多月,有些箱内的书已经粘在了一起。
大家先小心翼翼的将湿书一页一页揭开,然后再垫上毛纸,放在太阳底下晒。就这样反反复复,大家精益求精的用了好几个月时间,终于挽救了这批湿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湿书的问题刚处理完,日寇的军机就开始侵扰贵州。1939年2月,18架敌机袭击贵阳市区,造成数千人伤亡,贵阳已无安全可言。
张家祠堂由于在郊区,这次幸免于难,但难保下次不会被炸到。所以,《四库全书》必须再次转移,可是转移到哪呢?大家陷入了沉默。
第五站:贵阳北郊地母洞
(1939年2月-1944年12月)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勤工提出了一个建议:“贵阳北郊的山上有个地母洞,可以藏很多书,还不怕敌机炸”。
大家一听便兴奋起来,请人带路去现场先考察了一番。地母洞确实是一个天然的大书库,而且相当隐秘,不易被人发现。但附近异常荒凉,在这里看守将十分艰苦。不管怎么说,把书藏好才是首要任务。
于是,《四库全书》便被搬进了地母洞,除了定时晒书外,大家还在洞里加了石灰,书箱中放置樟脑丸,轮流看管,大家也都毫无怨言。
第六站:重庆青木关
(1944年12月-1946年5月)
地母洞虽然隐秘,环境也不错,但战局却不依人。日寇为了打通贵黔大陆交通线,开始了从广西侵略贵州的行动。1944年1月,贵州告急。
于是,陈训慈和教育部商量后,决定将书迁往重庆。1944年12月,贵州战区司令部派出坚固卡车6辆前往贵阳,5天后,《四库全书》安全抵达重庆青木关,秘藏于重庆丁家湾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公馆隔壁的4间大瓦房中,并派4民警卫持枪守护。
至此,《四库全书》的迁徙终于完成。
抗战胜利,古籍回迁
(1946年5月-7月)
194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藏在重庆的《四库全书》的回迁也提上了日程。
1946年5月,《四库全书》由租用公路总局的6辆卡车载运,离开重庆青木关。历时50多天后,于7月5日运回浙江图书馆。
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离开浙江近9年后,辗转6个省,往返路程近5000公里,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回家了!
这是一次伟大的迁徙,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次迁徙不仅完整的保留了《四库全书》等古籍,更是见证了中国人在面对强敌侵略时,不妥协,不气馁,凭借顽强的意志、高超的智慧和一颗对中国文化的热忱之心,与敌周璇并战胜强敌的故事。
《四库全书》这本象征着国人精神火种的书籍,早已超越了书的层面,正如童圣江所言:“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大于它的文物价值”。
最后,张宗祥曾赠给陈训慈一首诗,高度赞扬了这趟“文化之旅”: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笈在行囊。
护书心血偿全愿,历劫缥缃发异香。
来源:古典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