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从“三星共和国”的危机说起
“居住在韩国，只使用三星的产品就可以生活下去。”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生动地勾勒出这个韩国第一大企业集团无所不在的生活场景：“在三星物产建设的公寓里醒来，打开三星电视机，在李健熙姻亲经营的电视频道上查看天气预报。在地铁里，你可以用三星Galaxy智能手机观看前天晚上三星狮队是怎样输掉棒球比赛的。另外，买所有东西时都可以用三星的信用卡。”在韩国，经常能听到当地人将“大韩民国”戏称为“三星共和国”，将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称为“经济总统”。
然而，这样强大的三星集团最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雄心勃勃推出的Galaxy Note 7陷入“爆炸门”后，三星不得不于本月初宣布召回250万部手机。9月10日，三星电子公开劝告用户停止使用Note 7，两天之后，该公司股价就下跌了7%，其市值与“爆炸门”之前相比蒸发了约280亿美元。
对于韩国经济而言，三星事件带来的冲击只是一部分，该国其他大型企业最近接连卷入各种问题。由于不满公司方面尚未拿出包括加薪在内的待遇改善方案，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现代汽车的工会26日决定全面罢工。韩联社称，此次是自2004年以来现代汽车工会首次举行全面罢工。
同样在26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针对涉嫌贪污1750亿韩元（1000韩元约合6元人民币）的韩国第五大企业集团乐天会长辛东彬向法院提请签发逮捕令。检方还计划在不逮捕的情况下，起诉辛氏家族另外3人。乐天集团的贪腐内幕最初是因辛氏兄弟之间的继承权争夺战而逐渐被曝光出来的。
三星、现代和乐天面临的困境最多只能算是危机，与它们相比，韩进海运的气运看上去更差。8月底，这家韩国第一大海运巨头申请破产保护，随之全球航运业陷入一片混乱。韩国企业接二连三陷落在国际舆论中引发巨大关注，因为它们有个共同点——都是家族式财阀企业。它们拥有强大实力，旗下的成员公司往往多达数十个，呈“章鱼式”发展态势。据韩国媒体报道，三星和现代汽车在2013年的营业额占韩国GDP总值的35%；两大集团的市值总和占韩国股市总市值的37%。韩国一家研究所今年7月底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三星集团的销售额等同于同年韩国政府预算总额的72.5%。
韩家族财阀出现一系列问题，部分原因来自其内部，比如争夺经营权、选择继任者不当等。根据家族企业的相关国际研究，这种企业模式随着规模扩大，一般会遵循家庭式企业、企业家族化、家族企业化、公众公司这样的发展过程。到家族企业化阶段，经济学里的理性人逻辑可能开始超越家庭伦理逻辑，于是对金钱利益、地位和荣誉的争夺会冲破伦理的束缚，导致不同程度的家族内战。乐天集团目前困境的导火索就是辛氏兄弟继承权的争夺战。而韩进海运的跳水式衰落跟继任者的选择不当有关。
除了上述问题，家族财阀模式导致的经济力量和资源过度集中产生的影响更加深重。9月7日，韩国前总理郑云灿在国会议员会馆发表演讲时说，三星、现代、LG、SK这四大韩国企业集团的年营业额总额占韩国GDP的60%。国内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对特定大企业的依赖程度加剧，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阻，使得韩国经济像是患上“动脉硬化”。
不仅如此，经济力量和资源的集中大大增加不法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一方面，少数家族和个人有更大的能力和更多资源去干预政治、影响舆论；另一方面，企业封闭性使外部舆论和法律的监督能力大为削弱。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有一个代表家族财阀企业立场与利益的专门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韩民族日报》25日称，该组织从50多年前诞生起就带着浓厚的“政商勾结”色彩。
“最近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归根结底跟家族式经营方式的弊端有很大联系。如今，它们既受到要求产业模式变化的国际压力，又面临要求提高企业透明度的国内压力。”韩国中央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张勋26日这样对笔者说。
财阀面前， 谁捋虎须？
与韩国家族财阀企业相关的负面消息集中爆发，这不禁令人疑惑，这些大企业是否在走下坡路？一些国内媒体发问，“大公司接连出事，韩国能挺住吗？”香港《南华早报》26日以“为何‘爆炸门’事件会影响三星整体”为题，分析了该企业威权式的管理既给它带来高效的运行，也埋下了此次危机的隐患，认为三星未来的命运将存在不确定性。
与外界忧心忡忡的表现相比，韩国主流媒体显得颇为淡定，甚至沉默。对于三星“爆炸门”事件，大部分报道选择中规中矩地传达相关消息，并不探寻背后的原因和问题。比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积极报道“三星劝告用户停用问题手机”“将从19日起更换电池”，强调该公司“反复道歉”。
韩国主流媒体一直对家族财阀企业抱着较友好的态度。最著名的“朝中东”——《朝鲜日报》《中央日报》和《东亚日报》通常选择报道围绕这些企业的诸如八卦新闻等相对轻松的话题，回避这些企业对韩国政治、社会、经济等带来的问题。如果家族财阀发生较大丑闻，这些保守媒体有时候甚至干脆不报道，比如今年7月下旬爆出的李健熙“召妓门”。
就保守媒体对财阀企业的正面态度，三星集团一名在职人员对笔者介绍说，首先，韩国绝大部分平面和立体媒体都是民营，三星等集团的巨额广告费是它们的最重要收入来源。其次，在爱国主义情感驱动下，保守媒体记者大多认为如果这些企业受损，韩国经济也会受损，所以要尽量保护它们。再次，三星等财阀企业从过去到现在为韩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另外，这些大企业对媒体的公关工作做得十分全面和细致。比如，早在1995年三星集团和LG集团就分别成立了“三星言论财团”和“LG上南言论财团”，以促进韩国新闻业的发展为名，向韩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供各种资助，比如免费去海外进修的机会、免费的英文和中文培训课程、出版资助等。三星和LG每年还邀请相关新闻界人士参与大型晚宴或者所谓的“回家之日”联谊活动。
当然，韩国媒体中也有敢于揭露家族财阀问题的。比如《韩民族日报》曾以“Note 7‘不正常起火’再次引起消费者不满”为题报道称，有意见认为三星电子之前的应对姿态不够积极。“召妓门”被曝光后，该媒体也进行大幅报道。此外，《京乡新闻》发表了“尊敬金钱和富人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的社论。
在韩国愿意并敢于批判家族财阀企业的，大多是一些民间组织，或者正义党那样规模较小的在野党，另外就是实力可观、但不如保守媒体强大的媒体，比如前面提到的《韩民族日报》《京乡新闻》，以及网络媒体Newstapa、Pressian等。《韩民族日报》曾连载过“财阀改革”系列报道，批判了“0.1%的财阀”重度包围了“99%的庶民”的惨淡现实。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会对家族财阀企业进行抨击。
根据笔者观察，韩国老一辈人里保守人士较多，对三星这样的国家民族品牌感情很深；而年轻人比较认可三星等大品牌的产品，认为它们质量有保障，不少人也以能进这样的大企业工作为荣，当然也有部分人对大企业存在破坏法治秩序等行为表示愤慨。
他们将长时间站在金字塔顶
“韩国家族财阀企业是在过去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有其历史原因。目前这些企业正在往改善企业管理层结构的方向进化，但变化较慢，而且没有连贯性，不过这种经营模式不会在短期内很快衰退。”张勋教授这样告诉笔者。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三星威权式的管理模式会令其创新能力陷入僵化，另外，员工无法挑战上级也是出现这次“问题产品”的原因之一。在快速扩张全球业务的过程中，三星发现它在“硅谷模式”占主导的世界里步履蹒跚。所以今年早些时候，三星已经开始调整其管理方式——管理层签署文件，承诺结束威权式管理，公司也不再举行展示“集体自豪”的员工夏季活动。
除了家族财阀企业会根据情况做出内部调整，少数家族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传统在韩国似乎已经根深蒂固，除非发生战争、革命等重大事件。尽管这些财阀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部分家族之间的联姻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它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比如，韩进海运前会长崔恩英是乐天集团名誉会长辛格浩的外甥女。
另外，韩国家族财阀企业与政界联系的深度和广度超乎想象。除了利用非法经济手段换取政界、司法界等人士的合作，它们还雇用律师钻法律漏洞，或者把退休的高级司法人员高薪聘入公司，为企业编织保护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名法官在其一篇论文里披露说，2006年10月至12月，根据《特定经济犯罪法》因诈骗、贪污、渎职和违反证券交易法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有罪的114名被告人中，年营业额在100亿韩元以上的大企业运营者有88.33%被判缓期执行，个体户和小商贩则为11.1%。
韩国家族财阀企业对舆论的影响也是其在短期内不会没落的原因之一，从保守媒体对其态度就能看出。
此外，韩国中小企业目前不具备与财阀竞争的实力。前《京乡新闻》记者郑善燮今年初在韩国媒体《国际新闻》撰文称，1997年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后，1999年底出现一批新兴风险企业，它们一度被称为股市中的“黑马”。但不到几年，这些企业就销声匿迹。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问题，财阀通过其强大的资本和组织能力吸走了新兴企业的人才和创意是重要原因，而政府也放弃了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支持新兴风险企业的政策。考虑到选民，当时政府希望尽快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所以没有耐心等待新兴企业的成长。加上美国微软、苹果等企业在全球市场迅速成长，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小。另外，中小企业目前面临资金困难，韩国的银行往往更偏向于贷款给大企业。
当然，家族财阀企业也存在败亡的风险，最常见的原因是经营权争夺和毫无节制的扩张。比如，从1987年开始，连续14年间稳居财阀企业第一把交椅的现代集团后来因“王子”之间的继位争夺战而陷入混乱，最终四分五裂，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李健熙的三星集团。但是，旧的家族财阀企业倒下去，原先排名靠后的或新的财阀便会紧跟上来。变的是各大财阀企业的排名，不变的是财阀独大的经济结构。
作者是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博士研究生来源：环球时报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