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guo568 发表于 2016-11-1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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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读老子的《道德经》与黑格尔《逻辑学》
老子（生卒年月不详），姓李名耳，又称老聃(dan)，与孔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人。司马迁《史记·与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说老子与孔子的儒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自成体系地“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即《道德经》。所以，老子是公元前五百多年时的中国古代哲学家。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人，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有《逻辑学》和《哲学全书》，即“大逻辑”和“小逻辑”等，是德国最大的古典哲学家。
老子的《道德经》比黑格尔《逻辑学》的问世要早二千多年。因而，黑格尔研究过《道德经》，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说，《道德经》之“道”就是“抽象的普遍”，即“理性”和“本体概念”，属于意识和精神的范畴。
在中国古代，关于“道”的最早文字记载可见之于《周易》，是指人的意识和精神，包涵着理性认识和思维逻辑二层含义。
在理性认识方面，《周易·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的“形”是指客观事物存在的具体形态，“而”就是“抽象”，“上”和“下”是各指“一个方面”，“器”是指可以使用的器具。整句话完整的意思是“形”通过人脑的“抽象”，其所能达到“者”，应该从二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上升为“道”，就是产生“概念”，即理性认识。另一方面是人们反过来利用“慨念”去制作“器”，并为己所用。例如，自然界某石片上有一条天然而锋利的“刃”，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形”，这种“形”被人脑加以“抽象”后，可以产生二种结果，一是使人得到了“刃”是锋利的“概念”，二是利用“刃”的“概念”去制作石刀和石斧等，使之成为“器”。所以，在《周易》的这段话中，“形”和“道”，既表达了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基本关系，又说明了人的实践活动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在“形”和“道”后面还加了一个“器”字，点明了理性认识反过来推动实践活动的能动作用。
显然，《周易》认为首先是“形”的客观存在，决定着人脑能抽象出“道”意识，即“道”是人脑的产物。这种“形”决定“道”的思想，属于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老子却反过来认为“道”先“形”后，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好雷同。
第一，老子的“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阐述的都是抽象和无限的纯粹概念。老子说“道”是抽象的，是人的感官无法感觉到的，“视之不见”而无形，“听之不闻”而无声，“搏之不得”而无物，“其上不晈，其下不昧”，即使用光照射，也看不出明暗的部位。它“绳绳不可名，归复无物”，尽管是连续不断，却抓不住特征，无法赋予具体的名称，不是具体事物。然而“道”又“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说其无状却含有形的慨念，言之无物却含有象的慨念，恍恍惚惚，使人在精神上产生似空非空、似有非有、似无非无的抽象感受。老子还说“道”是无限的，“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道德经》,第十四章），没有起点和终点，完全是无限的。老子认为这种抽象和无限使“天下皆为谓我道大，似不肖”（《道德经》,第六十七章），“道”神通广大而又包罗万象，而不见其肖其影。
所以，仔细琢磨老子的“道”，实际上就是抽象的纯粹慨念。如果将其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相比较，就不难看出他们在思维上有二个共同之处：一是抽掉了物质的具体性。老子以为“道”是抽象和纯粹的，属于恍惚飘然的精神世界。同样，黑个尔在叙述“绝对精神”时也说“意识，作为显现着地精神，它自己在途程中解脱了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性之后，变成了纯知”（《逻辑学》，第5页），其实质也是抽象和纯粹。二是强调了精神的无限性。老子认为“道”作为精神，完全处于抽象的无限之中。同样，黑各尔认为“绝对精神”作为人的观念，即“自我意识就是无限性当前现在最切近的例子；——这当然总是一个抽象的无限”（《逻辑学》，第159页）。
第二，老子与黑格尔都在总体上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搞颠倒了。老子在《道德经》中多次强调“道”是物质的总根源，世间万物都是由“道”创造出来的。他说“道”使“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道德经》,第五十二章），如同母亲生育子女一样，使世间的万事万物有了起点。“故道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因此，世间万物是在“道”的呵护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育成熟、生殖繁衍。虽然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道德经》,第四章），不知道“道”是从哪里来的，但肯定是上帝的老祖宗。老子的结论是“道”作为精神世界的纯粹概念，“是谓天地之根”（《道德经》,第五十二章），“似万物之宗”（《道德经》,第四章），“道”先于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而存在，乃至先于上帝而存在，是世间万物的生化之根本，是主宰世间万物的宗主。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道德经》一样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没有出现以前，就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存在，老子称之为“道”，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逻辑阶段、自然界段和精神阶段。其中，黑格尔在论述“思维对事物”（《逻辑学》，第13页）、“一切自然事物和精神事物”、“心灵与身体”以及“观念与和它有关的实在”之间的关系时说，“更深的基础，是心灵本身，是纯概念，纯概念就是对象的命脉与核心”（《逻辑学》，第14页），也就是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不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产物，而只能是一个纯概念向另一个纯概念的转化和过渡，“这样，绝对精神，它出现为万有的具体的、最后的最高真理，将更加被认识到它在发展的终结时，自由地使自己外化，并使自己消失于一个直接的有的形态——决意于一个世界的创造，这个世界包含在结果以前的发展中的全部事物，由于这种倒转过来的地位，将和它的开端一起转变为一个依赖作为本原的结果的东西”（《逻辑学》，第13页）。很明显，黑格尔的意思是说世界万物只不过是“纯概念”和“绝对精神”的“外化”，只有“纯概念”和“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创造了世界万物，与老子的“道”是“天地之始”和“万物之母”（《道德经》第一章）如出一撤。
总而言之，在老子的“道”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中存在着二个明显的要素，一是都认为有“精神转化为物质”，二是都坚持思维之“抽象的无限”。
正因为老子和黑格尔都认为“精神转化为物质”，所以，在中国和世界的哲学史上，他们二人都被定格为客观唯心主义者。对于老子所谓“道”的唯心主义成分，曾经受到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反驳。战国末期的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即先有物质，而后有精神，直接否定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思想，指出老子的“道”脱离物质存在是虚无的。先秦时期韩非也在《韩非子·解老》中针对老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意思是“道”的准确含义应该是反映了自然界必然的运动规律，不是先天就有的，不可能是“万物之母”。至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中说，黑格尔的“纯概念”、“绝对精神”及其“纯有”、“纯无”都是一种“绝对的自我欺骗”，如同“与思辨想象中的鬼怪”一样，不能说是真实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
可惜费尔巴哈在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抹杀了黑格尔思维方式中关于“抽象的无限”之重要意义，没有从中吸取合理的东西。事实上，人类认识世界，总是从有限的具体的事物开始，通过人脑的思维抽象成为概念，无数反映具体事物之有限概念，又通过人脑的思维进一步抽象成为世界万物无限的总体慨念，当人类懂得世间万物都在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和前进时，人的思维逻辑必然要产生质的飞跃。黑格尔在阐述“绝对精神”的逻辑阶段时，就牢牢地抓住了“抽象的无限”这一点，他说“一个哲学的本原，当然也表现了一种开端” （《逻辑学》，第51页），这个“开端是逻辑的”，而且“逻辑是纯科学，即全面发展的纯粹的知”（《逻辑学》，第51页），所以，“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为开端”，而在乎其“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逻辑学》，第56页）。黑格尔意思是逻辑的开端如同是圆圈中的“点”，不仅是最初的东西，也是最后的东西，即都是有限的，但“点”的特点是不断地否定自己成为无数个新的“点”，从而使由这些“点”组成的园圈却没有终点和起点，是无限的。这样，开端必须和圆圈中的点一样，不断的能完成对自己的否定。而思维就具备这钟秉性，因为思维的抽象过程就是对具体事物的否定而产生概念过程，所以“纯思所给予的”，正是“这个否定的规定，即:开端应该是抽象的开端”（《逻辑学》，第58页）。
黑格尔根据“开端若是思维的开端，便应该是全然抽象的”（《逻辑学》，第59页）思路，把世界万物加以抽象后统称为“有”，而且是纯粹抽象的、没有任何内容的“纯有”，因而“有”全然不是具体的，也就等于“无”，其空虚的程度达到了“纯无”（《逻辑学》，第69页）。所以，“开端包含着有和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 （《逻辑学》，第59页）。总之，黑格尔通过“抽象的无限”，表达了一物（即：“有”）自身内部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即：“无”），如果把“有”看作是矛盾的一方，把“无”看作是矛盾的另一方，那么，一物必然因其内部的矛盾运动而转化和发展，这就是黑格尔通过“抽象的无限”归纳出辩证法的思维逻辑。
显然，在辩证法面前，费尔巴哈是视而不见。从费尔巴哈向前推，十八世纪法国的不少唯物论者，虽然看到了物质运动的源泉是内在矛盾，但也因为不理解辩证法而陷入了机械唯物论。再往前推，十七世纪英国的许多唯物论者，更因为不理解辩证法而找不到物质运动的原因，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自然神论。一代力学宗师牛顿则因为不懂辩证法，最终陷入了物质运动以外还存在第一推动者的神学的观点。而黑格尔虽然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他坚持通过“发生”和“消灭”，即用的运动和发展的眼光去研究问题，反而在费尔巴哈以及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论者面前保持着极大的优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最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生卒于公元前三百多年，与老子同样是奴隶社会时期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老子《道德经》产生的同一个时代，把形式逻辑的内容规定了下来。尽管形式逻辑不是辩证法，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也触及了诸如“质料与形式”、“个别与一般”以及“潜能与现实”等辩证法范畴的问题，列宁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中说这些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就在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法的萌芽进行探索的时候，老子早就在大洋彼岸振振有词地说：“天下万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一章），与黑格尔说辩证法“是有与无的统一”完全是一个意思。
在思维逻辑方面，《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为之道”，所谓“阴”为矛盾的一方，“阳”为矛盾的另一方，研究“阴”和“阳”相生相灭的学问就是“道”，当然，这也只能属于“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可老子却顺沿着这一思路，在《道德经》中展开了对辩证法的阐述。与黑格尔相比，《逻辑学》中的辩证法的三大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就都涉及到了。因此，在老子的“道”与《周易》的“道”一样是理性认识和思维逻辑二者兼而有之，不过其侧重点是讲辩证法思维逻辑。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据此推理，老子在《道德经》中对辩证法的叙述，也达到了黑格尔以前所能攀登到的高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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