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
人类社会于自然界是一个既定的、公认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却决定了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问题只是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于是,人以人的方式逐渐使世界人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一切自然而然的东西都成了人类的骄傲。人类通过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变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人类所追求的对象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逐渐地形成了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三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个格局与黑格尔的不同,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是最高的范畴,是一切的主宰,它“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道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中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绝对观念“外化”的结果,是绝对观念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所要经过的必然阶段。因此,它们的产生只是顺应着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而产生的,它们的唯一任务只是对绝对观念的绝对服从。而我们把黑格尔的世界完全倒过来了,“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在我们那里,自然世界是永恒存在的,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则是自然世界自我异化的产物。人类世界存在于自然世界之中,而精神世界则存在于人类世界之中,不是自然世界遵循着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发展规律,而是恰恰相反。因此,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辨证运动是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概念的辨证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辨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
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存在使得人类的活动扩展到三个领域,即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于是,人类所追求的对象就具体化为从自然界的奴役下、从社会关系的压迫下和从思想的束缚中逐渐地解放出来。这种从各种限制条件中解放出来的活动状态就是自由。
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在给自由下定义,如果把这种从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活动就认作是真正的自由的话,那就犯了同认为现在的我就是完全的我、真正的我一样的错误。因为,真正的自由不是抽象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它“不存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界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鼓励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来规定我们自己的活动。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人类历史初期时的原始愚昧状态到工业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自由无时无刻不是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惟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在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在这里,对自由的认识应特别注意两点:
(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是黑格尔首先证明了的,在他看来,自由只有在认识了必然之后才识真正的自由,而“不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所以,恩格斯说,“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因此,对必然的认识是自由实现的第一个前提。(二)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以人的方式逐步地使世界人化,而人化的结果却造成了“自然的退隐”和“人与自然的疏离”。远离自然,获得自由是人类的进步,而远离自然,获得自由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则是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生活的意义由于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状态而日益丰富,同时,生活的意义也由于越来越远离自然而日益纤弱。”自然世界的自我异化造成人类世界、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相互分离和相互矛盾。生态环境的日益脆弱,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战争的不断发生,腐朽落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侵扰和挑战,以及由于旧思想所形成的桎梏对人类的发展所形成的羁绊。一切本已成为人类骄傲的自然而然的东西,现在却然而不然了。人与自然界是越来越疏远了,但这种疏离却有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依赖性;生产力越来越发展了,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却越来突出。似乎自由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背离,人以实践的存在方式产生的自由却有被新产生的二律背反给淹没了。由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所产生的矛盾性对人类的生产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此可见,自由确实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也要求人们对必然认识得多些、丰富些。但是,即使我们认识到了完全的必然,我们还是既不能摆脱,也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取消必然对我们的支配。因此,我们必然用我们已经认识了的必然来规定我们的活动。然而,生产力越发达,我们对必然就认识得越多,越丰富;生产方式越发展,我们就越能自觉的规定我们的活动。因为,是由于我们的实践的存在方式才产生了新的二律背反,而要消除这个二律背反,也就必须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因此,与必然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是自由实现的第二个前提,也是根本前提。所以,惟有借助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也就是说,和谐成了自由发展的真正的目标,真正的和谐成了绝对的相对自由。因此,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和谐就成了现存世界的人们所要的追求的具体对象了。
但有些人对待自由的观点却是不同的:(一)只承认必然,将必然绝对化,从而否认自由的存在;(二)宣扬自由意志,将自由绝对化,认为必然是对自由意志的产物。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割裂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随随便便地给自由下了个定义,这无疑是狠狠地给了自己一记耳光。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所作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已经表明绝对必然和自由意志存在的荒谬。人们虽然受着必然的支配,但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人们一定能够认识必然,从这一点上讲,自由是普遍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但作为自在存在的人们只是在认识必然后才可以作出判断,他们一定会受到必然的支配,从这一点上讲,自由又是特殊的、有条件的,因而又是相对的。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存在说明自由是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统一,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的相互矛盾运动是自由发展的内部动力。自由是包含着绝对和相对的自由,这是自由问题上的辩证法。
三
马克思在论人的发展过程的问题时,将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概括为三个逐步发展的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变化无不体现这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人类自由的深刻影响,人类梦寐以求的和谐发展是以全新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中国哲学提倡的“天人合一”、“天地境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缺憾却在于没有看到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变化。
一旦社会产生了全新的生产方式,“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摆脱的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最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也正在这时,人类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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