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要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体系

leijy 发表于 2016-12-9 23:40
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何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和外国政治经济学？否则，在自然科学领域里 ...

中国第一代货币是铜钱，盛唐之前中国的主要货币始终是方孔圆钱。经过了宋代原始自由经济大发展，铜币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总量，取而代之的是纸币——交子、会子、中统交钞，等等。

为什么大明帝国会突然放弃纸币，转而向银本位演进呢？

不是大明帝国想放弃纸币，实在是朱家王朝不争气，把自己的牌子砸了。纸币是纸做的，根本就不值钱，值钱的是纸币背后的信用。大明帝国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乱发纸钞，把纸币背后的国家信用破坏得一干二净，明成祖之后大明宝钞已经基本变成了废纸。

正统元年，明英宗发布命令：江南府县必须将四百万石的粮食贡赋改为一百万两白银，变相承认了白银的法偿货币地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帝国完全放弃了金银交易禁令，被迫承认白银为帝国的合法货币。

leijy 发表于 2016-12-9 23:40
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何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和外国政治经济学？否则，在自然科学领域里 ...

在世界历史中，商人与帝国权力相结合是一种常态。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都是获得了王室资助才得以率队远航，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都是在王权庇护下才获得贸易专营权。

都是帝国支持下的对外贸易，为什么西欧演进出资本主义，大明帝国却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最后连资本主义萌芽也跟大明王朝一起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埋葬？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大明帝国贩运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生丝、瓷器、香料、丝绸、纺织品……拿回来的只有一种东西——白银！

《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样描述：中国商人想从大多数外国商人那里得到的是白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得到多少白银而不关心其他西方货物。

货物和白银，二者有区别吗？

答：有。

——西方大航海时代，任何海外商品都是重大的创新，国内从来没见过，必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新的货物带来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带来了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又会带来新的财富。

——反观大明帝国，这场财富盛宴的获益者甚至不是帝国统治者，而是原有利益分配链条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商。中国近现代主要的商人集团基本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比如，晋商、徽商，万历朝首辅张四维就是晋商首领，后来的东林党也是江浙一带的商人集团。

据《明史》记载，时人感叹，当今朝廷岁入不过二百万两白银，一州之地富豪也富可敌国了！

海外白银集中在少数官商手中，绝大部分会成为窖藏，没有形成新的购买力、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带来任何创新……这并不是最坏的结局，更糟糕的是，大明帝国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在投资渠道极为有限的农耕社会，土地便成为一种最好的投资渠道。

在原本土地兼并就非常猖獗的惰况下，新涌入的货币资本致使地价倍增。我们查到了一些明朝江渐地区的地契交易记录，隆庆、万历年间的土地价格上涨了十五倍左右，京城的地产价格尤其离谱，据《剑桥中国明代史》估计，一套尚书、待郎的宅邸价值在七干两白银左右，当时一个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年收入不过只有十二两。

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带来了巨量白银，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海外财富，毕竟白银本身不可能提高国民福利，最终所有的财富还是要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产劳作。

这些白银最终成为超量的土地兼并的利器，封建官僚再一次彻底洗劫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流民再一次充斥了大明帝国。

嘉靖、隆庆年间，大明帝国市面上再次流传一幅新的《流民图》，所绘城市为鱼米之乡苏州，大量居无定所的流民涌入了这座以富庶和策繁华著称的城市，人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或匍地行乞，或以杂耍为生……

大明帝国有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真的就国富民强了吗？

在明代，甚至是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把白银变为货币的人是张居正。

leijy 发表于 2016-12-9 23:44
恩格斯强调：
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中国现代经济学 ...

中国2000年前的经济学家，用货币战争灭了两个国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成为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说管仲是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绝对不为过，这里先插两个小故事：管仲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货币战争”的高手。




第一个故事是齐桓公灭掉楚国。管仲说：“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齐桓公就派人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楚王听说后开心的说：“鹿，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赶快让老百姓都去捕捉活鹿！”于是楚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行动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这时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楚国因此却误了农时，而这时管仲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管仲发动的另一个货币战争故事就是“衡山之谋”。


当时衡山国盛产兵器，天下无双。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于是衡山国百姓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一年后，齐国派人购运粮食，当时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包括衡山国的其它国家百姓都运粮卖给齐国。然后就在夏收前的一天，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这时齐国又忽然对衡开始举国出兵。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但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型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现在这一点对我们仍然有很大启示！


再说说管仲为齐国富强做出的一些其它贡献：


最核心的是“以商止战”，即：对内发展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对外扩大贸易，用贸易来制衡战争。让各国发动战争的代价大于终止贸易的代价！


十分重视工商业，“无市，则民乏矣”。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一直是很低的，管仲却将“工商”与“士农”并排。


同时，管仲又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此外，管仲还制定了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使林木和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在提高积极性方面，管仲甚至提出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以提高人民自觉抓紧农时的积极性。


水木然点评：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观点非常对立，但他们都推崇管仲，核心的一点就在于，管仲认为善和恶不是绝对的，但私和贪却是永在的，自私和贪婪才是人性。管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人性的了解。


这跟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早了对方近两千三百多年。


管仲是第一个强调国家贸易的人。他大开国门欢迎各国商人，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他还在齐国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的鼓舞下，齐国首都临淄繁荣至极：“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而当时国际上最宏达、富贵的雅典人口不到5万。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项非常超前，那就是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罕见。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指出：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leijy 发表于 2016-12-9 23:46
恩格斯强调：
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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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管仲过于强调商业，甚至忽视了很多道德。比如管仲在齐国首次设立了“国家大妓院”，繁华的都城临淄就试点开了7家官办的“女市”，其中每一市有“女闾”100人，共700人，他也被认为是性产业化的鼻祖。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从远离中原的小国崛起成为东方大国，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然而，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后，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武力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以商止战”的策略也正式失败，他用贸易来制衡战争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列国争霸只适合丛林法则。

leijy 发表于 2016-12-9 23:46
恩格斯强调：
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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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还要防范老百姓，防范老百姓起义闹事。乾隆对老百姓有两幅面孔，一方面他是一个很仁慈的皇上，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很残忍的皇上。

乾隆这个人本性上还是很善良很仁慈的。他小的时候，皇宫中养的小猫小狗死了以后他会难过上半天。所以雍正从小就观察他，选择他做继承人之后，雍正还有点担心，说这个孩子可能过于仁柔，当不了皇帝。

当了皇帝之后，乾隆非常重视各地的灾情，有的时候地方官写灾情汇报写得惨了点，乾隆一边看一边会掉眼泪，所以乾隆算得上一个仁慈君主。

他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个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五次普免全国钱粮，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五年全国老百姓都不用交税了。这种举动在那个时候可不像今天这样免除全国人的个人所得税这么容易。个人所得税在我们今天的国家税收中只占很小一块，但是乾隆时期，老百姓钱粮是国家税收的大部分，占到百分之七十多。

leijy 发表于 2016-12-9 23:43
滥竽充数，不学无术！

恩格斯强调：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的财政遇到空前困难，于是开重新征收从隋文帝时期已经废除的盐税，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主管税收的第五琦将原本一斗10钱的食盐，增加100钱，按110钱出售。后来官府又多次提高盐价，直到每斗370钱。唐朝的盐利，从每年40万缗（1缗为1000钱）很快就暴增到600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终于解决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主管其事的刘宴得意地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

刘宴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因民所急”而征税的思想家，当然，考察历史，“因民所急”而征收的实践，很早就在中国通行了。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提出实行“官山海”，由国家垄断对食盐和铁器的经营，通过加价而赚取超额垄断利润。《管子》一书说，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管仲否定了向房屋、树木、六畜以及人口课税的选项，主张“官山海”。他说，人人都要吃盐，如果每升食盐的价格增加2钱，一个具有千万人口的大国，一月就能增加六千万钱的收入。如果向老百姓增加赋税，则老百姓一定叫嚣反抗，而增加盐价后能够得到同样的收入，却不会遇到反抗。管仲同时认为，铁器和食盐一样也是人们需求量巨大的生活和生产必需品，同样可以通过垄断经营从而加价的办法增加政府收入。他计算说，每一个妇女都有一针一刀，每一个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每个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只要向针、刀、耒、耜之类铁器稍稍加价，就有巨额收入；只要人们干活，谁也逃不脱负担这种税收。

管仲的思想，可能在齐国得到实行，齐国确实因此而强大以致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而史上真正在全中国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则是汉武帝。汉武帝垄断了食盐和铁器的生产经营，对于“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釱左趾，就是在左脚上戴上脚镣。汉武帝盐铁专卖的借口是盐铁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被私商经销，私商大贾必然为谋取利润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言外之意是国家专营可以降低农民负担，让农民过上幸福生活。

但事实正好相反。汉武帝死后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方正对盐铁专卖提出严厉批评，指出盐铁专卖给老百姓带来巨大不便。官营之后的盐铁，质次价高，农具粗笨不能使用，还不准挑选，强迫买卖。由于“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褥，土覆淡食”，人们吃饭没盐，种田也回到木器工具的时代，出现了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

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但除了盐铁会议上贤良方正的批评外，历史上并无专卖政策前后盐铁价格变化的具体数据，使得对专卖政策很难作出量化评估。但唐朝重新实行食盐专卖后，相关数据却较为清晰：如原本一斗10钱的食盐很快就增加到370钱。增加了三十多倍。价格的暴涨使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便出现冒死走私食盐的盐枭。从唐朝开始的王朝对于走私食盐的处罚极其严厉，有的法律甚至规定，只要贩卖私盐，不问多少，一律处死，比起今天贩卖海洛因的惩处还要严厉。从唐朝刘宴一直到中华民国政府，盐利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中最有保障的一块，而且在遇到战争等需要钱，而加收田赋来钱太慢或一时无法加税的情况下，就一定先拿食盐开刀，无限加价，不到穷苦百姓根本买不起盐不罢休。


——史上荒诞的财政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