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解决死亡税率问题 否则企业全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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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16-12-18 凤凰财经报道：12月17日，以“智造中国：新制造、新变革、新驱动”为主题的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转型中民营经济、实体经济遇到的困难及供给侧改革对策成为经济学家、民营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辜胜阻在论坛上提出必须解决死亡税率问题。本文末尾有3个例子可以从几个方面辅佐解析顾胜祖的发言。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辜胜阻在论坛上表示，民间投资占新增就业的90%，存量就业的80%，GDP的60%，社会投资的三分之二，在国民经济当中非常重要，但近年民间投资急剧下行。下行的原因，他总结了4个原因，缺能力、少动力、缺资金、少空间。

   他还讲到这和金融、实体经济的本末倒置有关。经济的过度金融化，特别是脱离了实体经济，造成扭曲的财富观：辛苦十年办个厂，不如京沪买套房。他表示，中国金融业在经济中占比过高，而且越来越高。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9%，而且还在继续上升；美国和英国是服务于全球的两个金融大国，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是7%左右。目前我国实体性财富的总价值大约380万亿元左右，而金融资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450万亿元（不含衍生品），差不多是GDP的7倍；近年来每年以新增30-40万亿元的速度在增长。造成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面临“钱多”与“钱紧、钱贵”并存的局面。

他认为，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建立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变民资被“挤出效应”为政府、国企和民企投资的“协同效应”，形成投资合力，逐步消除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设置的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做到“法无禁止即可入”。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则重点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

   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摧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

  他认为，真正实施财政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附

  案例1：曹德旺的意见：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圆中国的实业梦。要确保顺利达成“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目标，就必须将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的“降成本”政策落到实处，而增值税正是“降成本”政策的“牛鼻子”。

“只有研究清楚企业成本究竟高在那里？降成本的组合拳才能有的放矢。”曹德旺指出，这些导致企业高成本的环节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高且手续复杂；资源类供应价格比国际水平高50%—75%，导致直接成本增加10%；劳工供应短缺，引发工资上涨，导致技术工人流失率高，新工人生产经验不足等连锁反应，企业成本暴增；企业物流成本比国际高50%；人民币汇率坚挺与持续升值，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等。

   曹德旺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增值税进项可抵扣项目值得商榷。我国正在实施的增值税，其计征税赋标准是按照企业销售金额的17%计征，现阶段规定进项可抵扣项目主要是原材料及设备采购收到的发票，通常在50%左右。另外，企业用于支付的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费、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等，均不能抵扣。

   “以这种计税方式，即使是企业经营亏损，也需缴纳约5%左右税，如果略有盈利，税负就随之上升。在此基础上还要缴交地方附加费，这笔费用是应交税额的12%。如果企业将产品出口也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实际退还不是足额退还，而是按产品分类计税，最低的也要缴交2%左右。”曹德旺说。为此，曹德旺建议，在增值税进项税项下，增加固定资产折旧费、“五险一金”，及员工薪酬、奖金三个可抵扣项。对出口产品实施不征不退，并对出口免征地方附加费，部分做到足额退税。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4日讯(记者佘颖)：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1.20% 资金 研报]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再次显现了自己敢说话的一面。他第一个开口发言,直指当前最热的降成本话题,“就像看病吃药得先知道是什么病,降成本也要先调研成本到底高在哪儿。”

   案例2 曹德旺：在美国建厂比在中国生产便宜

去年,福耀玻璃追加了在美国工厂的投资,累计已达7.5亿美元,是中国目前在美国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为什么一直投钱呢?因为折算下来,在美国建厂比在中国生产便宜。”曹德旺给中国经济网记者算了一笔账,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米售约合人民币6毛多,中国则要3元;电价每度售价约合人民币3毛,而中国约6毛,虽然当地人工费用是中国的6至7倍,但是本土运费低。如果厂子建在中国,生产成本、关税、海外运费再加上汇率,算下来比美国高得多。 所以,曹德旺发现去美国、越南等地建厂的企业越来越多了。

   企业出走还有一个原因: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还是较高。“营改增是为了给企业减负,但目前的抵扣项目太少,工资、折旧、管理费用都不能抵扣。”曹德旺测算过,福耀玻璃挣1元利润,要交9毛多税。税负重已经造成部分企业外流。对此，曹德旺说：“我们支持国家保持汇率稳定,做负责任的大国,也支持国家的营改增改革。但大批厂商迁移或倒闭之后,想要再扶起来就很困难了。”曹德旺建议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的调整先调研企业成承受力。只有知道企业的成本究竟高在哪儿,每一项政策究竟会对企业成本产生怎样的影响,政策才能收到实效。

   案例3 境外消费高企不下拉动的不是国内经济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近日在回答两会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出境人数已超过1亿人次,中国境外购物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中国境外消费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需求不振情况下,中国居民境外消费却逆势而上,确实让人深思。有人这样联想,如果把一万多亿元的消费留存国内,会拉动多少GDP,解决多少中国人就业,救活多少中小微企业?

   导致中国居民境外购物冲动原因在哪里?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已指出了问题症结:一是进口商品存在较高税率,尤其奢侈品存在较高的关税和消费税,造成国内与国外同一商品成倍的价格差距。二是国内市场仍存在分割和各种利益障碍,造成流通成本过高和环节过多,抬高了进口商品价格。三是国外品牌商针对中国居民消费特点和倾向制定了特殊的定价政策,吸引了中国居民境外购物。例如那个出了名的“智能马桶盖”，在日本的知名品牌不过400-600元人民币，在国内国产品牌的最低也要800元以上。而且，日本“智能马桶盖”原产地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制造”。至于卷烟，那就更不用说了，借着出国的机会，从国外市场“出口转内销”，便宜得很，所以只要不超过限额，几乎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城里人都知道”，差价在那摆着呢。

   所以，高虎城确实讲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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